近日，75岁的尹文龙辗转联系到宁波帮博物馆，拿出一本他历时三年编撰的《和丰往事》手稿以及他所珍藏的父亲的遗物，讲述了他父亲与和丰纱厂的一段故事。1946年，和丰纱厂终于迎来重生，尹来生却因疾缠身，不久离世。1919年，和丰纱厂全年盈利140多万元。四进头，指的是和丰职工宿舍中最好、面积最大的住房。当年年底，和丰还清了向上海垦业银行押借的60万银元，收回了纱厂主权。
“美商美泰贸易公司经办和丰纱厂”的事务员证。
尹文龙和他编写的《和丰往事》。
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和丰“四进头”(一巷14号)北立面照片。
提起甬江畔的和丰纱厂，在宁波曾经无人不知。这家创始于1905年的工厂，是老宁波人津津乐道的“三支半烟囱”(指旧时宁波本地民族工业中的四家骨干企业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永耀电力公司和通利源榨油厂)之一，也是近代宁波工业化开启的重要标志。
近日，75岁的尹文龙辗转联系到宁波帮博物馆，拿出一本他历时三年编撰的《和丰往事》手稿以及他所珍藏的父亲的遗物，讲述了他父亲与和丰纱厂的一段故事。
尹文龙的父亲叫尹来生，曾任宁波和丰纱厂事务总管、襄理(旧时规模较大的银行或企业中协助经理主持业务的人)兼文牍。1929年，在和丰董事陈如馨的引荐下，25岁的尹来生进入纱厂工作。1929年至1939年间，尹来生先后担任了三任经理的文牍，起草和记录了和丰纱厂的大量文书和信件。1940年，和丰遭遇火灾，处境艰难，大部分职员另谋出路，仅有尹来生等10余人留厂并维持日常。翌年，宁波沦陷，时任总经理的俞佐宸将和丰纱厂交给尹来生打理。1946年，和丰纱厂终于迎来重生，尹来生却因疾缠身，不久离世。
在和丰的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被历史铭记的人，尹来生的名字却至今鲜为人知。尹文龙说：“父亲不是名人，但他是百年和丰历史链中的一环。我希望能将真实历史留给后人，愿父亲不再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
生于书香门第
16岁扛起整个家庭重担
故事要从2012年10月说起。尹文龙从广州回到宁波参加效实中学的建校百年庆典，“我和父亲是效实的校友。父亲于1917年至1920年间在效实中学就读，当时陈布雷是校长，并任教英文、历史、地理等学科，父亲正好是他的学生。”奇怪的是，尹文龙并没有在校友录上找到父亲的名字。后来经过一位老师的指点，在效实中学早期学生校友录上，尹文龙发现了一个叫做“尹宗昭”的名字。“父亲名忠樵，字来生，按照宁波话的发音，又比对了这个学生的就读时间等因素，确认就是我的父亲。”
更让尹文龙觉得不解的是，宁波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和丰纱厂厂史、党史，但从未提到过尹来生的名字。“上学的时候要填写家庭情况，我记得母亲说过，父亲是和丰纱厂的事务总管。在家里也曾经见过他的职员证(“文革”初期被家人烧毁)、和丰公章以及其他的文书材料。”在市档案馆收藏的和丰纱厂的股东名册上，尹文龙曾找到母亲张杏运的名字。
从那以后，尹文龙断断续续找回了一些父亲的遗物。一本和丰旧信簿、一枚旧印章、一份父亲的中医手抄本和一张职员证。凭着亲人的回忆和自己残存的记忆，对照《宁波地方志》与和丰纱厂厂史，尹文龙将父亲短暂的一生重新拼凑了起来。“父亲去世时，我只有6虚岁。很多关于他生前在和丰纱厂的履历，对于我来说都是后知后觉。”
尹文龙的曾祖父尹安吉是清末的国学生和朝议大夫，早年在镇海经营珠宝行，深谙商道，渐渐累积了一定的家产。到了清光绪年间，花了1000大洋买进了千岁坊的三间房子，又在东渡路上开了一间“益元珠宝店”，从此迁入鄞县县城。“俗话说，富不过三代，那个年代又盛行吸鸦片，祖父尹东林晚年的时候东渡路火灾殃及珠宝店，家境已经大不如前。”即使家道中落，尹东林仍坚持让儿子尹来生在效实中学读到毕业。
1920年秋，尹东林因病去世，给16岁的长子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大家庭，“当时家里上有太婆、祖母、姨祖母三个寡妇，下有二叔、三叔和四叔三个年幼的弟弟。”长兄为父，次年，尹来生就和郎官第张家的四小姐张杏运结了婚。
从文牍到襄理
竭心尽力协助三任经理
在进入和丰纱厂前，尹来生曾先后考入天津明华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就业。“因为北伐战争、内战加剧，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父亲的工作很不稳定。加上1927年后，大哥、二哥相继出世，需要父亲回到宁波工作，一边可以照顾家庭。”1929年，在张杏运的堂外甥、和丰董事陈如馨的引荐下，文笔颇佳的尹来生进入和丰纱厂工作，担任经理陈蓉馆的文牍。
1930年，内战加剧，经营环境日趋险恶。刚有起色的和丰纱厂又陷入了窘境，全年盈利仅0.067万元。到了1932年4月，陈蓉馆突然生病离职，凌伯麟任经理。8月，俞佐宸临危受命，接手整顿负债80余万元的和丰纱厂，当时的俞佐宸身兼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又开办了天益等钱庄，手中握有大量资金。除此之外，俞佐宸强调通过提高棉纱质量的方法来提高和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又加大了对工人的福利。当年年底，纱厂扭亏为盈。
1934年2月，俞佐宸出任和丰纱厂经理，委任尹来生为事务总管。“按年龄，俞佐宸比我父亲年长12岁，按辈分算的话，我父亲是俞佐庭、俞佐宸兄弟俩的远房表妹夫，又是俞佐宸妹夫陈如馨的堂姨夫。所以，俞佐宸一直尊称我父亲为‘来生哥’。”从1929年到1939年，尹来生担任了前后三任经理的文牍，为和丰纱厂和董事会，起草和记录了大量的文件和信稿。同时，也和俞佐宸一起陪伴和丰纱厂几度经历了绝处逢生。
“我家里有一张美商和丰纱厂的办事员证，是父亲用宋体毛笔字亲自填写的，还有美商的印章和签名。”1938年4月，为了躲避日军轰炸，和丰与上海美商美泰公司接洽，由该公司出面，将宁波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改为了“美商美泰贸易公司经办和丰纱厂”，并在厂房上竖起了美国国旗。“借用了美国国旗和招牌，但实际上与和丰的产权无关，纱厂只需负责美商委派的三名驻厂美籍职员的工资，当时纱厂的印章和钥匙都由我父亲保管。”尹来生以事务员的身份，进驻厂内与美籍职员一起住在二层花园洋房里，还拜了其中一个美国人为师学习英语，口语水平提高很快。在尹来生的协助下，俞佐宸将纱厂的经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和丰“四进头”
连接了父子的生死两头
“和丰一百间头”曾是和丰纱厂繁盛业绩的象征。1919年，和丰纱厂全年盈利140多万元。在经理顾元琛的主持下，为了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在纱厂的南面大兴土木，建起了一路三巷的职工宿舍。这一路叫做冰厂路，和甬江平行且相距大约150米。
1936年，时任和丰纱厂事务总管的尹来生一家从千岁坊搬到了职员宿舍，“和丰一巷四进头14号，是我出生和父亲去世的地方。”四进头，指的是和丰职工宿舍中最好、面积最大的住房。每进一厅一楼，左右两厢楼上楼下八开间，楼前天井两边各有轩子间和小天井，前后走廊都有遮阳避雨的屋檐。尽管年代久远，建筑已不复存在，尹文龙依然能清晰地想起家里的布局。“四进头老屋楼上，北厢房前间原是父母卧室，后间是父亲的书房。书房内除了一张书桌，其余都是书柜。书柜里有很多和丰纱厂的文件资料，套数最多的是建厂史。”尹文龙出生后，穿着一身长衫布鞋、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尹来生经常亲自在轩子间为小儿子洗澡，这位性格内敛又严厉的父亲，陪伴儿子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
1938年9月，和丰召开了股东大会，新董事会推举俞佐廷为董事长，俞佐宸为总经理，事务总管尹来生由俞佐宸委任为襄理兼文牍，协助管理和丰纱厂的财务和日常事务。当年年底，和丰还清了向上海垦业银行押借的60万银元，收回了纱厂主权。
尹文龙保留了一张摄于1938年12月的大合影。“那是为了庆祝驻厂工程师丁作霖40岁生日及来甬7周年而拍的，照片里一共39人，其中纱厂职员26人，坐在第一排的有俞佐宸的私人秘书应安泉、时任纱厂经理凌伯麟、驻厂工程师丁作霖和我父亲尹来生。”
好景不长，1940年初的一场大火，将和丰纱厂烧成一片废墟。丁作霖等回了上海，大部分职员另谋出路，留下了部分职工维持日常。次年4月20日，宁波沦陷，俞佐宸将和丰纱厂和留守人员，全部交给了尹来生。“俞佐宸离开宁波时，和父亲有过一个约定，等打败了东洋人，他会回来开工复厂。所以父亲和一些宁波籍职员没有去上海，都苦苦等着俞佐宸回来。”尹来生自己出资购买农具和秧苗，组织留厂员工开垦火烧场地种起了番薯，患难与共。
日军进驻和丰纱厂时，为了阻止抢掠，尹来生背上挨了日本兵两拳，肺部有了内伤。加上忧国忧厂，抽烟咳嗽，到1944年冬天已经严重到吐血。等到抗战结束俞佐宸回到宁波之时，尹来生已重病缠身。
用来救命的10股股份
证明与和丰纱厂患难与共的10年
在尹文龙珍藏的父母遗物中，有一份上世纪60年代的宁波市领息凭证，对应和丰纱厂股东名册上母亲张杏运的名字，是尹来生在纱厂10年工作的最好见证。“这是我父亲在1929年至1939年期间在和丰纱厂工作时的年底职工分红所得，后来母亲全部退回上缴给国家。”
俞佐宸回宁波复厂的举动让尹来生燃起了求生的欲望。1946年初，尹来生前往上海求医，用10股股份做抵，从和丰上海办事处拿到现钞，花重金请当时国内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会诊。“专家说没有救了，确诊为肺癌。在母亲和三叔的劝说下，父亲回到了宁波。”尹来生在上海住院期间，俞佐宸在宁波成立了复厂筹备处。“1946年5月，停办了5年的和丰纱厂终于复工，41岁的父亲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病中的父亲曾对母亲说过，等他病好了，要出去拉黄包车。家里再穷，也要供子女上学。这是父亲去世前的最大愿望。”按照丈夫的遗嘱，年轻的张杏运独自抚养4个孩子长大，其中3人考上了大学。
尹文龙还记得，父亲去世后，每年逢年过节，母亲都会带着他去俞佐宸家拜访。“俞佐宸曾对我母亲说，‘我没了来生哥，等于没了左膀右臂’。”
“1954年下半年，俞佐宸将父亲持有的和丰股份悉数归还给了我母亲。旧股10股折合成新股人民币735元，每季可分红9.19元。”在家中生活最为窘迫的时候，张杏运不得已让小儿子去纱厂领取了三个季度的分红。“这件事被在北京上大学的大哥知道了，马上来信阻止，说父亲看病时已经把股份抵押给了俞佐宸，不能再领红利。第二年母亲将股份全部退回，上缴国家。”
去年，尹文龙在宁波市档案馆找到了“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议事录上娟秀的小楷，和自己珍藏的父亲的遗墨如出一辙。只是上面不见父亲的签名。后来反复翻看史料，才解开了这个疑团，“尽管父亲后来在纱厂做到了襄理的职位，但在董事会上也只是一个记录会议的文牍。按照1915年11月通过的董事会章程，只有议长才有资格在议事录上签名。我想这是在议事录上找不到他名字的原因。”
最让尹文龙觉得遗憾的是，在整理《和丰往事》的过程中，一枚印有“和丰公司”的带柄旧印章不慎被数码店遗失，“父亲不是名人，他过去在和丰纱厂是什么职位，对于我们后代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但他是百年和丰历史链中的一环，是一个不能不被提到的人物。我想把这本书稿和父亲的遗物无偿捐赠给有关部门收藏，希望借此说出当年的事实，填补和丰厂史中的一段空缺。”
记者林旻/文记者崔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