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2016(首届)国际猪业发展论坛上，谈到生猪联合育种问题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作为论坛的主持人，向在场的能手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在我国消费市场上，仍有约95%的猪肉来自国外引进的“杜长大”。王立贤也是育种能手，曾多次下猪场进行技术指导。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种猪企业多，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
生猪联合育种在我国开展了20多年，效果并不显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能手，对我国的种猪育种有没有信心?我们还能不能哺育出属于自己的品种?”在近日召开的2016(首届)国际猪业发展论坛上，谈到生猪联合育种问题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作为论坛的主持人，向在场的能手提出了这个问题。
利益冲突成联合育种绊脚石
我国是世界上猪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哺育了不少品种，最近几年还浮现了许多国内、国外的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哺育出什么样的种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在我国消费市场上，仍有约95%的猪肉来自国外引进的“杜长大”。
王立贤提出的问题，让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傅衍有点为难，“这个问题很难归答。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生猪育种得到器重，许多教授从国外归来，想致力于这一事业。当时我国的基本情况是猪场多，规模小，种猪企业有几千家，但真正在做育种的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把希翼寄托于联合育种。”联合育种需要做大量的性能测定，对猪场环境的请求也很高，种猪场之间也要有遗传联系。这么多年来，我国的联合育种并不成功。“我也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不过对联合育种，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对我国的生猪育种，我信心十足。”傅衍解释，世界上有一半的生猪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猪肉消费也在中国，如今，我国大型的种猪企业不断兼并一些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并开始真正地做育种工作，只要企业用心去做，生猪育种一定能取得成功。
王立贤也是育种能手，曾多次下猪场进行技术指导。他介绍，目前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育种的重要性，而且在育种工作上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联合育种需要他们实行资源和技术共享，联合选育肉质和生长速度俱佳的生猪品种。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种猪企业多，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无论是种猪场的建设环境、原始种猪质量、技术力量、育种水平、管理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因而很难实现信息的真正沟通与交流。因此，“我国的种猪企业可以先育种，等共同利益凸显的时候再进行联合。”
利益需求高于育种需求地方猪推广受阻
在生猪育种工作上，除了哺育出市场上大量需求的商品猪品种之外，地方猪的保种与推广利用同样值得关注。
如今，有没有肉吃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有没有好肉吃的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地方猪遗传资源已经消失，相当一部分只剩资源场还保存着少量群体。这些消失的猪种遗传资源并非没有特色，而是在生长速度与瘦肉率方面，与外来种猪相比竞争力不足，因而群体逐渐缩小，保种场濒临的艰难也越来越多。
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十分看重地方猪的企业，然而这两年地方猪保种工作却不顺利。针对王立贤提出的问题，扬翔公司育种总监陈清森介绍了该公司近些年在地方猪保种方面的发展，“地方猪在华南的优势较为显然，有许多人认可，公司保种的地方猪曾一度达到8000头的规模。可惜的是，前两年猪价低迷，而保种又需要大量资金，为了公司的生产，我们不得不将这些猪处理掉，如今，只保存了一个几百头的核心群。”
在育种行业摸爬滚打多年，陈清森对育种工作看得很透，“社会上有两种工作大家都不喜爱做，一种是需要收集大量正确数据的，另一种是长久不见成效的，而育种工作偏偏集合了这两种特性。”此外，“育种工作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和各方面的支持，才干有发展。”我国的生猪育种工作主要靠企业推进，而企业的各种准备往往又会根据市场的变幻而改变。他总结，现在育种做得不好，主要缘故是大家对利益的需要高于对育种的需求，什么时候这种局面改变了，育种工作自然能破浪前行，值得兴奋的是，“目前，整个行业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