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下午，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此书之中人物更为增多，人物性格更为丰满。前后共有三版，并在2005年第三版中经历6稿修订，结局改动较大。全篇紧扣“高昌迷宫”这一情节焦点，展开了一场场汉人同哈萨克人之间的情与欲的角逐。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波谲云诡，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生动可感。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以金庸先生的14部作品的名称首字相连组合而成。分别为《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小说的第一个字，在广大金庸迷心中广为流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其作品更屡被翻拍电影。2018年10月30日下午，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
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除了《鹿鼎记》外，所有新版本均已完成。每一次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改变，引来不少回响。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广州的广州出版社(2005年底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台湾的远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社。
熟读金庸小说的人们很容易知道，这幅对联，是用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连缀而成的。事实上，这幅对联非常具有比喻意味，可以概括金庸、巴金、鲁迅的某些共点。
飞—《飞狐外传》(1960年)
《飞狐外传》主要讲述《雪山飞狐》主人公胡斐的成长历程，可以看作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小说以主人公胡斐除暴安良为故事的中心，讲述了胡斐为追杀凤天南在路上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与程灵素、袁紫衣所发生的爱情。该书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却写于其后，二者互相关联，却不完全统一。此书之中人物更为增多，人物性格更为丰满。该书在金庸作品中有比较重要地位，在艺术成就上属中乘之作。
雪—《雪山飞狐》(1959年)
《雪山飞狐》以苗人凤和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苗人凤之女苗若兰、平阿四及陶百岁之口讲述了数年前与此相关的武林风波，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江湖恩怨、藏宝寻宝、美女爱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有两个重大的线索，属双线结构，真正的人物也在前台表演甚少。
连—《连城诀》(1963年)
《连城诀》最初在1963年刊载于《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送的《东南亚周刊》，书名本做《素心剑》。讲述农家子弟狄云因为生性质朴，屡被冤枉欺骗，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看穿人世险恶，回归自然的故事。该书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
天—《天龙八部》(1963年)
《天龙八部》这部小说从1963年开始创作，历时4年完成。前后共有三版，并在2005年第三版中经历6稿修订，结局改动较大。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其故事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之众多、历史背景之广泛、武侠战役之庞大、想象力之丰富当属“金书”之最。书名出于佛经，有“世间众生”的意思，寓意象征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与超脱。全书主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作品风格宏伟悲壮，是一部写尽人性、悲剧色彩浓厚的史诗巨著。
射—《射雕英雄传》(1957年)
《射雕英雄传》最初连载于1957～1959年的《香港商报》，后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是金庸“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至成吉思汗逝世(1227年)这段历史为背景，反映了南宋抵抗金国与蒙古两大强敌的斗争，充满爱国的民族主义情愫。该小说历史背景突出，场景纷繁，气势宏伟，具有鲜明的“英雄史诗”风格；在人物创造与情节安排上，它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一味传奇，将人物作为情节附庸的模式，坚持以创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为中心，坚持人物统帅故事，按照人物性格的发展需要及其内在可能性、必然性来设置情节，从而使这部小说达到了事虽奇人却真的妙境。《射雕英雄传》被金庸小说的读者称为“侠文化的歌颂”。
白—《白马啸西风》(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短篇小说
《白马啸西风》1961年10月—11月连载于香港《明报》。是一篇着力写“情”的小说。这篇小说以金银小剑三娘子上官虹和白马李三先后遇害拉开序幕，通过“吕梁三杰”追寻高昌迷宫的地图，展开了李文秀与苏普、马家骏、瓦耳拉齐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同时穿插了苏鲁克与盗贼汉人、瓦耳拉齐与车尔库之间的纠葛。全篇紧扣“高昌迷宫”这一情节焦点，展开了一场场汉人同哈萨克人之间的情与欲的角逐。小说并不侧重武功的描写，而似乎在表达一种意念：人人追求的东西，往往并不一定珍贵；而把握住自己所有的幸福，才是人世间难得的境界。
鹿—《鹿鼎记》(1969年)(封笔之作)
《鹿鼎记》创作于1969-1972年间，背景设置在明末清初(1644-1689年)，讲的是一个从小在扬州妓院长大的韦小宝，以不会任何武功之姿态闯江湖各大帮会、周旋于皇帝朝臣之间并奉旨远征云南、俄罗斯之故事，塑造了一个与传统的侠客完全不同的小人物形象，并借这个形象讽刺了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迂腐顽固的思想，表现了民族统一的思想。
韦小宝七个老婆：沐剑屏、方怡、建宁公主、曾柔、苏荃、双儿、阿珂。
笑—《笑傲江湖》(1967年)
《笑傲江湖》于1967年开始创作并连载于《明报》，1969年完成。小说以通过叙述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经历，反映了武林各派争霸夺权的历程。小说没有设置时代背景，“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其所折射中国人独特的政治斗争，同时也表露对斗争的哀叹，具有一定的政治寓意。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波谲云诡，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生动可感。
书—《书剑恩仇录》(1955年)-第一部小说
《书剑恩仇录》1955年连载于香港《新晚报》，1980年出版单行本。该小说以清乾隆年间汉人反满斗争为背景，围绕乾隆皇帝与陈家洛二人间奇特的矛盾纠葛而展开，他俩即是有手足之情的兄弟，又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一个是满族皇帝，一个是反清组织红花会的总会主。
该小说将历史与传奇融为一体、虚实相间，史笔与诗情相结合，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写出了许多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人物，虽然比金庸后期的作品尚有不足，但与以前的武侠小说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语言风格及武功艺术的描写上也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为作者后期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神雕侠侣》(1959年)
《神雕侠侣》是“射雕三部曲”系列第二部，作于1959年。《神雕侠侣》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故事背景设定在南宋末年，全书共四十回。《神雕侠侣》上承《射雕英雄传》，下接《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被金庸小说读者称为“情的赞美”
侠—《侠客行》(1965年)
《侠客行》1965年首次连载于《东南亚周刊》。主要叙述一个懵懂少年石破天的江湖经历。《侠客行》有许多耐人寻思之处，潜隐着许多“玄机”，体现着金庸对于人生、人性、生命和宇宙的新的体验。
倚—《倚天屠龙记》(1961年)
《倚天屠龙记》连载于1961—1962年的香港《明报》，是“射雕三部曲”系列第三部。以安徽农民朱元璋揭竿而起建立明朝天下为背景，以张无忌的成长为线索，叙写江湖上的各帮各派、各种人物的恩怨情仇，它把中国历史上元朝的兴衰和江湖道义、恩仇平行交叉起来。
《倚天屠龙记》把《明报》自《神雕侠侣》以来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把读者的眼光和注意力牢牢吸引和固定在了《明报》上。
碧—《碧血剑》(1956年)
《碧血剑》发表于1956年，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碧血剑》的主线故事是明末被冤杀的大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及其师门华山派义助闯王，夺取大明江山所引起的一系列江湖恩怨。袁承志的家仇、师仇构成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他的复仇之路与天下江山的争夺交织在一起。在艺术形式方面，金庸在写作时就寻求着突破。他吸取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第一次在武侠小说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波澜起伏的故事。主要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自始至终没有出场，他的身世、性格特点、故事，全都通过温仪与何红药两个女人动情的回叙和追忆展现出来。而这种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也正是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的运用，为以后武侠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开了一个先例。
鸳—《鸳鸯刀》(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短篇小说
《鸳鸯刀》最初连载于1961年5月1日—28日的香港《明报》。叙述了江湖上盛传的鸳鸯宝刀的秘密以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该小说情节曲折，语言诙谐，在不长的篇幅中展示了人物性格，塑造出几个不同的江湖侠士形象，可读性强。
《越女剑》(1970年)
《越女剑》是金庸所著的短篇武侠小说，收录于《金庸作品集》中。金庸本意为“卅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第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越女剑》虽短，却在各个方面皆有令人称道之处，是中短篇小说中的佳品。
小说写越女阿青剑术精妙，被范蠡引荐到宫中教授士兵，终于帮助越王勾践雪耻复仇。阿青暗暗爱上了范蠡，而范蠡早与西施有白头之约。阿青见到西施的美貌后，不忍伤害，飘然离去。小说借助历史上的传说和事实，不但抒发了历史情怀，还表现出人性的悲歌，把家国之仇与个人的爱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增加了厚重感和无限的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