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流亡巴西的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今年是他逝世80周年。作为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祖国，长期流亡。战争虽未以直接的暴力形式施加于茨威格，但它以人为强力造成的痛苦和创伤，将所有被迫卷入其中的人的生命经验都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赝品。正如茨威格说，他是这段历史的“牺牲品”。在茨威格生命的终点，他曾有过打算，在巴西重建他的生活。
1942年，流亡巴西的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今年是他逝世80周年。在写作这个封面的过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正成为世界焦点；重读茨威格，也成为我们试图理解和回应现实疑惑的一次探索。
茨威格所生活的“昨日世界”是一个现代性尚未全面降临和渗透的世界，在现代世界中聚集起巨大能量的“民族主义”在古老的想象里还没有显影。那个世界还存在着“王朝”的政治体系，王权把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民众是臣民，还不是公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这样描述它与现代世界各自的特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和均匀的。但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交错模糊，主权也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一个在现代话语里被遮蔽的认知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能够维系它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的领土的统治，这些领土甚至并不连成一个整体。
茨威格出生于19世纪末，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祖国，长期流亡。战争虽未以直接的暴力形式施加于茨威格，但它以人为强力造成的痛苦和创伤，将所有被迫卷入其中的人的生命经验都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赝品。正如茨威格说，他是这段历史的“牺牲品”。流亡伦敦期间，50多岁的茨威格曾写下他的疲惫：“我又要坐在写字桌前当学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在历史与战争面前，文字完全无能为力，以至于写作也变得像是一种精神模仿。实际上，自流亡开始，在一个战争动荡的世界里体会到“处处仰仗外国人恩赐的谨小慎微”后，茨威格就已经知道，原来的他、真正和他相一致的天性，已被破坏掉了。
这种断裂开始于1914年的夏天，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将“历史”带入他的个人生活，人为的戏剧化将他周围的环境变为一个剧场，一个舞台。历史戏剧的力量处处在扭曲和背离真实：奥匈帝国的错觉与失误，试图以战争摆脱虚弱焦虑的强权幻觉，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怪圈……这一切都有“失真”的成分，茨威格的记忆也开始发生转向。虽然在19世纪末生活过的茨威格仍以一种清醒不断提醒世人：那些新近人造出来的概念是不真实的空壳，它们离间了原本友好的人群，滋生了仇恨；然而，战争和强力不断将它们置于生活背景中，以至于它们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
在茨威格生命的终点，他曾有过打算，在巴西重建他的生活。巴西人还未受“文明”浸染的淳朴温暖了他，所有人，无论种族、民族，都能在巴西被包容，这让他一度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他的年龄和精力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长期流亡生涯已让他疲惫。从他与朋友的通信来看，他的朋友认为他对巴西的描述是“无根”的，这可能也影响了他，促使他最终还是回到欧洲文学的传统中。可是，“无根”这个词，究竟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根性”作为一种属性被赋予的价值，难道不是另一种词语的诱惑吗？
写完文章，我阅读同事的稿子，原来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茨威格只能算“二流作家”。然而，这个分类现在对于我这个读者来说，已失去了意义。写的时候几次恍惚，觉得写的不仅是茨威格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间的世界，当下现实也闯入进来，投下绰绰影子。透过各种屏幕，我以极近距离旁观着乌克兰危机的进程。日常生活再次被一种闯入的力量破坏，突然间，所有人被卷入到“历史的话语”的漩涡，在一个以暴力体系为底层逻辑的符号体系中丧失了部分主体性。“历史总是重复它自己。”这句话真是一种谄媚。不如改口说：“历史总是模仿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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