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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乡愁记录(重庆山里的三线人)

时间:2023-05-29 作者: 小编 阅读量: 4 栏目名: 高考资讯

看着手机里去年女儿一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风计划年后一家人出去旅游,碰碰面。永川并不是李年风的故乡。1968年7月支援三线建设誓师大会。“三线建设”是一项堪称庞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行业。一道院墙,隔开了“厂里人”与“本地人”。袁联毅便和老乡徐莉玲结了婚,几年后生下女儿。改革开放后,军品需求减少,给许多三线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厂大门。受访者供图

春节期间,重庆永川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由于还承担着部分军工生产任务,四六六厂大门紧闭,外人依然不能随意进入。

退休工人李年风的家里,有一只白身蓝盖的搪瓷杯,杯体上印着“光荣退休国营四六六厂工会赠”的字样。这些年,家里的老物件渐渐淘汰,但搪瓷杯一直留在李年风手里,每天一早泡上一杯浓茶,摆在客厅茶几上。

他更加熟悉四六六厂的另一个名字——“跃进机械厂”。

这是一家“三线工厂”。1965年,基于国防战略部署,中央作出建设“大三线”的决策——上海所处的沿海地区是“一线”,而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就是“三线”。400多万人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三线人”的命运,在工厂交汇与融合。

现在,他们大都年过古稀,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早已回归为柴米油盐。而在山城重庆,当年“三线”的繁荣景象也已一去不复返,“三线”痕迹正在消失。

重庆“三线人”的光荣与失落:“人越来越少了”。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好人好马上三线”

要过年了,李年风家的大门早早地挂上了福字,客厅被收拾一新。桌上摆上了砂糖柑,阳台上也挂上了过年的腊味。两个女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由于工作繁忙,都未归家。

看着手机里去年女儿一家人为他庆祝生日的照片,李年风计划年后一家人出去旅游,碰碰面。

李年风和妻子还生活在永川,“住习惯了,就不挪窝了。”李年风从跃进厂退休后,被永川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又工作了20年,去年才正式卸任。

永川并不是李年风的故乡。他是江西井冈山人,1961年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工作;10年后,被调往重庆永川跃进机械厂。

一群天南海北的人,在这座西南小城相聚。上海人李长禄也来到这里。

他回忆,196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那天放学后,所有的学生都被留在大礼堂,大家围成一团,班主任拿着一份名单,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通知。

“李长禄,去四川!”他的去处,是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清平机械厂。

1968年7月支援三线建设誓师大会。受访者供图

这个1500公里以外的县城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李长禄的眼前。彼时,李长禄刚刚从一所技工学校提前毕业。

名单念完,李长禄才知道,同届的所有同学都被分配到各地的三线工厂。“三线建设”是一项堪称庞大的工程,包含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覆盖铁路、钢铁、煤炭、航空、船舶等行业。

那一年,李长禄的父亲刚去世,母亲已经60岁,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日子捉襟见肘。突如其来的分配消息,让一家人喜忧参半——“好人好马上三线”,能去支援三线建设是一种荣耀;但山高水远,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

江水鳞鳞,木板吱呀。李长禄和一帮技校学生一道一路向西,从上海来到重庆。船离上海越来越远,睡在甲板上的李长禄抬头望天,感到新奇:“上海哪有这么多山啊!”偶尔,他脑海里也闪过一丝忐忑,“也不知道下船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没有愿意不愿意这一说,那时候有个口号,叫‘站出来让党挑选’。”年近80岁的李长禄语气平静。

“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

眼前的跃进厂,门口的油罐早已弃用,油罐上布满了斑斑青苔;藤蔓爬上了厂房仓库,曾经气派的五楼宿舍里,空房间越来越多。

但李年风这些老“三线人”,还会时常想起当年的集体生活。

每天清晨,苏式的红砖宿舍外开始热闹起来。公用水池边,刷牙、洗脸、洗痰盂、洗拖把,三线职工的一天从水池的哗啦声中开始。洗漱完毕,吃完早餐,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厂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夕阳落下,宿舍墙外如早上一般热闹起来,吃过晚饭后,换下工作服,大家在院子里拉拉家常、洗洗涮涮。这个距离上海两千公里的西南小镇上,无数的“三线人”命运在此交汇。

和动辄上万人的“二汽”、“攀钢”相比,千余人的跃进厂只是一个小厂,主要负责生产军用船舶柴油机零件。

即便如此,工厂内,澡堂、宿舍楼、食堂、医院、子弟校、水厂纷纷配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跃进厂家属区正在建设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与厂区外的“本地人”相比,三线厂的工人衣食无忧,有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会向厂里求助——跃进厂职工唐治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左右,厂里就有30多辆货车,遇到接待任务时,永川地方政府常常向厂里借车。

“当年有清华、上海交大、北航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跃进厂,那时候真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厂里挤啊。”同样来自上海的职工袁联毅回忆。

一道院墙,隔开了“厂里人”与“本地人”。而在墙内,上海人讲上海话,重庆人讲重庆话,神奇的是,沟通毫无问题。

跃进厂最繁荣的时候,1600人里有200多上海人,那时还掀起了一股学上海话的风潮,“侬就是你,阿拉就是我”,厂里的很多重庆人都会说。

“大部分上海人还是和上海人交往,和当地人相处,总感觉了解不够深,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吃就吃不到一起嘛。”唐治君回忆,有些上海女孩宁可选择年纪大一些的上海男人,也不会和适龄的重庆男子谈恋爱,“其实,还是想着,将来要回上海的。”

袁联毅便和老乡徐莉玲结了婚,几年后生下女儿。女儿离开永川前往上海读小学,上海老师惊讶于小女孩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你不是从重庆来的吗?为什么一口上海话?”

厂里人把去厂外叫做“上街”,但“我们一般不去街上,那时候街上真是什么都没有呀,厂里就是个小社会。”徐莉玲笑着说,“在重庆这么多年,一句重庆话都没学会,说上海话都习惯了。”

重庆也是故乡

安稳的日子,是从20年前开始被突然打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军工企业,忽然失去往日的光彩。

改革开放后,军品需求减少,给许多三线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很多军工企业都走上了转型的道路。搞民品、找市场,“军转民”的政策下达到每个三线企业。

转型道路并不顺利。1990年代初,跃进厂开始研发民用商品,厂里出现了一些和船舶工业无关的民用产品——舞厅镭射灯、节油器,但由于不了解市场,研发周期慢,新产品还未上市就被淘汰,纷纷遭遇了失败。

一些人想到离开。

“哪能不想走啊,不想的是‘傻儿’”。用当时的副厂长李年风的话来说,“原先是铁饭碗,1988年前,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1988年后,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外面走。”李年风摇摇头,“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并不希望他们走,一个厂,人就这么越来越少。”

当年厂里的年度安全生产总结表彰会。受访者供图

然而,想要直接调回上海并不容易。不能一步到位,不少人选择“曲线救国”。

80年代,袁联毅和徐莉玲申请调往合肥一工厂。“那时候坐火车,重庆到上海五十多个小时,但合肥到上海只有十个小时。”徐莉玲想起当年的决定,“一家人离上海近一点也好嘛。”

2001年,袁联毅又从合肥调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一家人重回上海:“三线建设的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也给了我很好的平台,我很感激。”

1995年,还未到退休年龄的李长禄主动退休,“要配合国家安排。”

他带着妻子和每月2000余元工资,搬出住了二十几年的厂房宿舍,回到了上海,和儿子一起居住。

他的户口随着三线建设来到重庆,多年未能回归上海。由于户口问题,儿子只得回永川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外省打工,后又回上海工作。返回上海生活了二十余年,看着房价水涨船高,2014年,李长禄动用老屋的动迁款,和儿子凑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没户口也要有个家,咬咬牙就买了。”

在上海,徐莉玲和袁联毅夫妻,每年都要参加一场“三线聚会”,偶尔和当初要好的几位同事单独约见,相约吃个火锅,叙叙旧。“以前在重庆不怎么吃辣;现在回了上海,反而心里念着辣椒。”现在,袁联毅一家人偶尔下馆子,专挑热辣的重庆火锅,袅袅热气中回忆着三线往事。

又是一年春节,对于这些回流到原籍的“三线人”来说,更多的困惑涌上心头:在重庆呆了几十年,回到上海已是外乡人。

或许,重庆也是故乡。

三线痕迹正在消失

去年彻底退休后,李年风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厂里组织返乡上海的老员工们回厂聚会时,李年风自愿做讲解员。

尽管家和跃进厂仅一街之隔,但他很少回厂走动了,“怕打扰年轻人工作”;偶尔,李年风会前往离家不远的厂里的老年活动室,去看看报,遇到老同事聊聊天,聊聊厂里近况。

工厂发的印有“光荣退休”字样的杯子,李年风一直在使用。视频截图

实际上,老厂房拆除已进入倒计时。近几年,占地1000多亩的三线厂房正被逐一拆除,跃进厂被兼并到永川的另一同类三线工厂内,几百名员工将搬到别处工作。

此前,重庆的二十余家船舶类三线工厂中,已有多家被兼并重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工厂逐渐衰落,曾经的工厂福利部门甚至成为累赘,只得转交给地方政府。唐治君提起曾经的工厂医院,交由地方政府接收时,工厂还拿出一笔几十万的“转让费”,“因为接纳医院里的职工,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人力负担。”当年的三线子弟小学也改为地方小学,曾经的老教师从企业身份改为事业单位身份,学校改名换姓,看不出来当年的三线痕迹。

临近年关,厂里安静,1980年代曾花费1000多万购买的机械设备看起来显得笨重,年轻的工人都在新引进的数控设备上忙活。唐治君回忆,许多年前,厂里的年轻人也在这干着同样的活儿,甚至连穿的厂服都是一样——同样的蓝色,胸口用红线绣上自己的名字-不过现在,心境大不相同。

现在,一线工人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技校毕业来厂里寻求生计,月薪2800元左右。就算在这座小城里,也显得有些微薄。

只是,对“老职工”们来说,三线记忆还会不经意间涌入心头。

看着街上花花绿绿的广场舞队伍,李长禄还会想起厂里的那间小舞厅。

八十年代流行迪斯科,跃进厂腾出一个15平米的小礼堂,搁一台收音机,音乐响起,一群满身热血的年轻人,跳起舞来。

新京报记者 刘怡 编辑 王煜 程磊 樊一婧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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