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份电报是刘鼎的，发于12日12时。第六份是王以哲的，发于12日13时。直到11日中午，刘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东北军上层的气氛有些不正常。还应指出，当时李克农交给刘鼎的两套密码，可能并不是用来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而是需要通过军委二局曾希圣的电台中转的。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界定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为“兵谏”的最早回忆。
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海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份电报是通知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的，但这份电报究竟是谁发的却是个谜。
目前可以看到的相关电报档案有6份。
第一份是刘鼎的。“当天零时，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张学良才告诉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要他即刻电告陕北的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
第二份也是刘鼎的。“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
第三份电报是张学良的，表示欲与中共联合行动。但其实是刘鼎所发。
第四份是东北军67军军长、秘密党员王以哲的。
王以哲作为张学良的主要心腹、西安事变的核心成员之一人们都比较了解，但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却不多。这一秘密的公开，起自王以哲女儿对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询问：王以哲是不是党员？罗青长请示叶帅，得到了叶帅的肯定回答，并作了正式记录，肯定了王以哲的党籍。王以哲入党的时间在1936年5、6月间，“经叶剑英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数百份王以哲与保安双方的往采电报。
第五份电报是刘鼎的，发于12日12时。
第六份是王以哲的，发于12日13时。
从时间顺序看，刘鼎的电报应该是最早发往保安中共中央的。但刘鼎的回忆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是张魁堂根据刘鼎70年代末的笔记所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是刘鼎的谈话《谈西安事变》。
在笔记中，刘鼎说张学良告诉他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住所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的报，“凌晨2点多，彭绍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而在谈话中，刘鼎肯定地说：“12月12日0时，张学良告诉我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都不敢耽搁，赶快向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刘鼎最初身份是中共中央常驻东北军的代表，后来变成了联络员，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认为他当时已经失去了在张学良身边原有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王明等人此前已两度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对刘鼎出狱及被捕后的表现提出怀疑，坚持不应让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受到了怀疑的刘鼎同时也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甚至在事变即将发生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地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直到11日中午，刘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东北军上层的气氛有些不正常。
还应指出，当时李克农交给刘鼎的两套密码，可能并不是用来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而是需要通过军委二局曾希圣的电台中转的。《党的文献》曾经载文，指出刘鼎的电台必须“经曾希圣台中转”。
由此看来，刘鼎其实不是西安事变的核心知情者，因此不可能成为事变后最早向中共中央报告的人。
对于毛泽东收到关于西安发生“兵谏”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件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当年的机要员童小鹏在“目睹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回忆文章中证实了叶子龙的回忆。
关于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得到的第一份电报只有3个人亲眼见过，除了译电员和毛泽东，就只有叶子龙。但叶子龙得到的第一份电报并不是上述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份电报。那么，叶子龙所回忆的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该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的，又使用了言简意赅的文言文，单是“兵谏”两字，不仅高度浓缩了即将发生事变之内容，也更策略地界定了事变的性质，而且还使得“电报不长”。可以认为拟定电报之人不仅在中共中央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越过周恩来直接致电毛泽东，而且还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又了解毛泽东与叶子龙的古文能力。发出的电报要让叶子龙“看不太懂”，非高手不成。比如10月29日，叶剑英就把重要情报用文言文的电文报告毛泽东：“有主驻蒋说”，意思就是有人想捉蒋。据《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界定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为“兵谏”的最早回忆。必须指出的是：这句话纯系叶剑英转引张学良的意思，并非原话，因为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时，无论在电报还是讲话中，丝毫没有“兵谏”这一极其高水准的政治概念，更何况张学良在事变前后给中共中央的众多电报中，根本不承认自己的捉蒋行动是什么“兵谏”。
综上所述，虽然还无法确认最早向保安电告西安事变的发报人，但可以肯定这人决不是刘鼎、王以哲或者张学良。
（摘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