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明受之变发生。但事与愿违，桑仲不久后遭部下杀害，颐浩只得还朝。其中两项决策之制定，更于南宋初期立国有着重大影响。而由鄂入蜀之议则显然不会为江南士大夫集团所认同，韩世忠更是直言“又弃江淮，更有何地”。
“十相遇明主，唯公望最隆。”这是南宋名相张浚致抑郁而终的李纲的悼诗，所谓“十相”，以先后顺序而言，为李纲、黄潜善、汪伯彦、朱胜非、吕颐浩、杜充、范宗尹、秦桧、赵鼎以及张浚本人。
十人中，李纲因“望最隆”成为高宗朝第一任宰相，力主抗战；黄潜善、汪伯彦、杜充与秦桧虽然各有其因，但就对金政治路线来说实为一丘之貉；朱胜非“性缓而不迫，虽柔懦而安审”，故能委曲于明受之变，使苗刘不得悖乱，事后则明哲保身，主动引退；范宗尹而立拜相，名噪一时，虽以藩镇策缓解了宋金直接冲突，但于南宋立国却实无大用；赵鼎人品固佳，然为相以安静为重，于秦桧之留用也可谓难辞其咎；张浚用朱熹的说法，即“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姑不论此说极端与否，但仅以忌杀曲端、淮西兵变两事论之，也不是全无道理。
再观文初之诗，由于对金的屈膝求和与诬杀岳飞，宋高宗是否“明主”恐怕不用多论，然究其一味求和之心理原因，还与即为初期的“苗刘兵变”及“避狄海上”有关，而两次危机中救高宗于水火，并在南宋政权最困难时期主政以渡难关的，则是吕颐浩。
明受之变力保宗社
吕颐浩
建炎二年，对金持强硬态度的李纲、宗泽或罢或逝，黄潜善、汪伯彦专权，“无复经制两河之意”的宋高宗驻跸扬州，日日声色犬马。而皇帝的巡幸东南，给了恰好知扬州的吕颐浩参政中枢的机会，得以“除户部侍郎兼知扬州，进户部尚书”。虽然身处宰执的黄、汪二人“偷安朝夕”，吕颐浩则对金军或将入寇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上边事备御十策》中认为金人“秋冬之间，南牧必矣”，但夜夜笙歌的高宗与其执政集团依旧是“庙堂宴然，殊不为备”。果不其然，金军本着“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的目的，于建炎三年大举入侵，此时“恃和议”的黄、汪二人毫无对策，致使高宗唯有车驾南渡镇江，吕颐浩于此时“叩头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并认为“不然，敌乘势渡江，势愈急矣”，但吓破胆的高宗（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则以“钱塘有重江之阻”为由，自镇江南逃往杭州，而任颐浩江淮两浙制置使，金人退去后则改江东安抚、置制使兼知江宁府。恰在此时，明受之变发生。
是时，“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颇用事，妄作威福，诸将多疾之”，加之禁卫亲军以赏薄为怨，遂在苗傅、刘正彦的带领下群起叛乱，斩签书枢密院事王渊，要求隆佑太后垂帘听政，并强迫高宗传位于三岁的太子，改元“明受”。吕颐浩之子吕抗在接到改元之诏后认为“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灼知兵变无疑也”，赞同此论的吕颐浩随即寓书张浚，相约讨贼。此时内有朱胜非委曲调护的协助，外有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一班文武的助阵，吕颐浩“披甲立水次，出入行阵，督世忠等破贼”，史称“颐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夹到耸观，以手加额”。
避狄海上首遭罢相
外部金人紧逼，内部亲军叛乱，使得南宋的政权势力为之一变，前者让高宗身边原本的拥立集团黄、汪诸人遭贬去职，后者则使其侧近之军事长官多数被杀，使得一些新兴人物得以以主力身份登上历史舞台，这些人之中文有吕颐浩、朱胜非、范宗尹、赵鼎、张浚，武则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由于事变后朱胜非避嫌退位，有助高宗复位之功的吕颐浩顺其自然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在之后的数年间担任宰辅。
宋金对立形势图
由于另一名定乱功臣张浚不久后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处于襁褓之中的南宋政权之规划，就只能依靠留在高宗身边的吕颐浩了。当时最大的政治议题即驻跸之地的选择，关于此点，颐浩认为“金人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但刚刚失去了黄潜善、王伯彦的高宗以“左右不可无相”拒之。
同年十一月，由于金人再度两路进逼，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降敌，为了使赵宋政权得以延续，吕颐浩只得进航海之策，他在奏议中提到“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浙江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这番避狄逃亡的计策被本就“善鞍马弓剑”的吕颐浩一润色，以奇计面貌呈现于高宗面前，既考虑到了皇帝的面子，也道出了解决当时危机的最佳办法。
建炎四年，由于韩世忠与岳飞等将领的奋勇力战，赵吕君臣的泛舟海上也随之终结。而在韩世忠部黄天荡之战的消息传来后，吕颐浩更是主张“下诏亲征”，但是熟悉高宗皇帝的人显然明白此间难度。此外，虽然在事实上维系了赵宋宗社，但皇帝避狄海上终究还需有人担责，在赵鼎“章十数上”的情况下，颐浩还是被罢去宰相之职。而从当时的宋金形势看，朝廷内部的高宗本就怯战，而实际握兵在外的张俊与岳飞诸将在主客观层面上都有着各自的问题，于对外政策上本就略为保守的赵鼎，可谓和高宗一样与吕颐浩有着政见上的分歧，颐浩最终罢相降为醴泉观使，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度拜相击败秦桧
绍兴元年九月，吕颐浩在大破张琪流民武装集团的情况下复相，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此时南宋政权所面临之形势则是外有伪齐傀儡政权，内则流寇动乱不断，吕颐浩二次拜相后的政策拟定，即以抚平地方武装与维持财政为主，此外，还得与时任参知政事的秦桧就权位而较量。
秦桧铸像
秦桧于建炎四年归国，用明助暗挤的方式赶走了范宗尹，在绍兴元年八月就任参知政事，他当然不愿意见到危难之际立有大功的吕颐浩重回政权中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秦桧首先建议二相分任内外，时恰逢“桑仲在襄阳，欲进取京城”，吕颐浩也因此大议出师，高宗遂有“颐浩治军旅，桧理庶务”之谕。但事与愿违，桑仲不久后遭部下杀害，颐浩只得还朝。发现秦桧在挤对自己后，颇富计谋的吕颐浩随即引朱胜非为助，于放逐反对朱胜非入朝的胡安国人后，借王伦使金之机，致使秦桧遭到罢免。而纵观高宗朝历史，能够“反倾”秦桧的，亦仅有吕颐浩一人。
如果从政治路线的角度看秦吕之争，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吕颐浩“喜用材吏，多出京、黼之门”，且多引用自己故乡山东之人，而秦桧则知其“不为时论所与”，并“多引知名之士为助”。其次，关于对金政策，秦桧于归国后既有“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之论，吕颐浩则至始至终都为抗金派，而就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言，高宗还不能摆明自己对于“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赞同态度，故有“朕北人，将安归”之语，而这一切，也让初回朝廷、于降金论调尚有遮掩的秦桧，终因高宗皇帝的“自保”心态而被罢相，然抗金亦原非高宗所愿，吕颐浩的宰相生涯可以说此刻已经定调，遭到罢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于南宋历史之意义
两入相府秉政中枢的吕颐浩，于南宋王朝在最困难时期之政治规划，可谓至关重要。其中两项决策之制定，更于南宋初期立国有着重大影响。
岳飞像
首先是上文提到过的行在问题，明受之变以后，驻跸地点的选择其实有三，其一是为驻扎建康，以为两淮之地的防备作援，以积极防备金人的南侵；其次则为暂驻武昌，最终方向则可能为入蜀；最后则是避于吴越。由于宗泽愤死之余，开封周遭之勤王军在没有优秀将领统制的情况下，许多都逐渐转为了地方武装集团，即群盗、军贼等，这使得南宋最高执政集团不得不为之担忧，驻建康而防淮就不可能成为首选。而由鄂入蜀之议则显然不会为江南士大夫集团所认同，韩世忠更是直言“又弃江淮，更有何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吕颐浩“且战且避，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的方案可谓中和了上述前二策，并最终为南宋立国江南而奠定了基础。
再有则是吕颐浩对于南宋政府的财政贡献。同样是明受之变以后，高宗身边几无可用之禁兵，所谓中兴四将，无一不含家军性质，基于此，吕颐浩对于群盗内乱的处理只能主要借助于招安之法，而此法对于政府之财政实力实为一大考验。
关于当时南宋的财政，庄绰的《鸡肋编》中有过这样一番记载“以国用窘匮，凡故例群锡予，多从废省。惟从官初除，鞍马、对衣之赐犹存，而省其半。绍兴二年，黎确由谏议大夫除吏部侍郎。见其赐目，后用御宝，而云马半匹，公服半领······”，马当然不可能半匹一赐，最终会以折钱方式赐予，但这个被庄绰成为“甚可笑也”的故事也的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府在财源上的力不从心。
如此窘匮之局，吕颐浩的应对策略是经制钱，并与朱胜非一起于江、浙、湖南诸路设月桩钱，让南宋政府从渡江之初的上供才二百万缗缓过神来，仅经制钱一项，就得岁入六百六十万缗。虽然这般做法使“郡邑多横赋，大为东南患”，并让吕颐浩成为众多江南士大夫阶层的众矢之的，但于高宗政府能够在当时的江南之地抚平内乱、站稳脚跟，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吕元直颐浩作相，遇堂吏绝严。一日有忤意，辄批其颊。吏官品已高，惭于同列，乃叩头曰：「故事，堂吏有罪，当送大理寺，准法行遣。今乃受辱如苍头，某辈贱役不足言，望相公稍存朝廷体面。」吕大怒曰：「今天子巡行海甸，大臣著草履行沮洳间，此何等时，汝辈要存体面！俟大驾还旧京，还汝体面未迟。」群吏相顾称善而退”，这是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所记的一则南宋朝廷避狄海上时的故事，此间记载的吕颐浩颇为蛮横，这也与朱胜非“颐浩练事而暴”的评价十分吻合；胡安国也曾劝他“法韩忠献，以至公无我为先”，但“颐浩不能用”，处于两宋国难之际的吕颐浩，的确有着一些人性性格上难以克服的缺点，但朝廷举步维艰之际，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的确，南宋初期有着施政经历的那些宰执，又有几位能够在实际功业上超过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