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日起，白水港人在内的20多万渔民，正式告别他们早已习惯的“水上漂”生活，退回到岸上重新出发，这是一次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巨变。2020年12月31日，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仪式现场，渔政执法船队从长江武汉段江面驶过。去年8月，白水港村渔船全部上岸，彻底结束了240多年的渔业捕捞史。刘泽奎威望高，率先发言。1978年10月，哥哥一家三口在打鱼时翻船身亡。年近七旬的刘泽奎
“哎哟，快看，那是江豚呀！”
3月23日9时许
武汉市江夏区长江片区
渔政执法工作站
工作人员王明武
在长江金口段开展日常巡查时
惊喜地发现了
“水中大熊猫”江豚成群而来
翻转跳跃、捕食嬉戏的身影
“这是第一次抓拍到！”
据介绍，去年在金口段
也有居民发现过江豚
但是没有留下影像记录
2021年5月10日，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在武汉城区长江段
看到江豚现身捕食实属罕见
工作人员表示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
他们在同一水域
曾两次与江豚相遇
但还是第一次赶上
“水上大熊猫”成群出现
2021年5月11日，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中科院院士曹文宣
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首倡者
也表示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
以鱼为食的江豚
频繁现身长江武汉江面
说明长江水生生态环境
正在持续变好
＃十年禁渔终于等来了它们＃
这一微博话题冲上热搜
网友纷纷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慨
“哇，好感动！”
“微笑天使们回来了！”
“真是最美微笑！”
“给它们机会，
也是给我们机会”
附上一年前的两篇报道
文中“下次来一定能看到江豚”的目标
已经实现了
昔日“捕鱼人”王明武
也很适应如今“护鱼员”的身份
“十年禁渔”未来可期——
相关报道
百年渔村禁渔后
来源：2021年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关注·调查观察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思远、王贤
2016年1月5日，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五年来，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有序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让呼吁已久的禁渔成为现实根据中央部署，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这意味着，20多万渔民告别“江湖”，“转身”上岸
长江一级支流九道河，在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蜿蜒汇入长江，在入口处形成一个天然渡口，称为白水渡。历史上，白水渡口曾经商贾云集，是鄂西往湖南的重要节点。
“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黄排（胭脂鱼）大得不像样”，万里长江以鱼肥水美闻名。靠水吃水，240多年来，渡口所在的白水港村，以鱼为生，以舟为家，耕波犁浪。
今年1月1日起，白水港人在内的20多万渔民，正式告别他们早已习惯的“水上漂”生活，退回到岸上重新出发，这是一次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巨变。
2020年12月31日，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仪式现场，渔政执法船队从长江武汉段江面驶过。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十年禁渔，关键在渔民，难度也在渔民。
2015年3月、2019年11月，记者两次来到这个渔村采访，了解渔民们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心声；
2020年12月30日，距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历史性的十年禁渔仅30小时左右，记者再次来到这里，与渔民和基层干部拉家常、话禁渔，感受百年渔村近5年来的巨变，寻找渔民顺利上岸背后的现实逻辑。
昔日“打鱼没钱、上岸没地”
88岁的老渔民刘先向得空就会拄着拐杖，来到村里的白水渔村陈列室，静静地待上一会儿。
新落成的陈列室宽敞明亮，村民捐献的渔船渔具、捕捞工具等物件，显得斑驳沧桑。
老人满脸沟壑身形佝偻，但聊起往事，精神头儿十足。
12岁那年，刘先向开始跟着家人打鱼。父亲撒网，他划船，18岁那年，父子俩分工互换，65岁时，刘先向再也“打不动了”。
去年8月，白水港村渔船全部上岸，彻底结束了240多年的渔业捕捞史。
陈列室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条小船载着一个六口之家。刘先向回忆说，“早年间，渔民们都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条木船一个家，船头吵架船尾拉’‘栽架子屋绑架子床，水一来就去逃荒’。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渔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变，部分人在岸上建了家。”
滚钩、排刷、大缉……站在大型鱼类捕获工具展示区，刘先向说：“早些年经常有大鱼入网。一次，有人捉到一只八百多斤的鲟鱼，好几个壮劳力花了半天工夫才抬上岸。”
那时，上缴完国家的配额任务，渔民相对闲钱多，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娶媳妇也容易一些。
土地联产承包后，虽然渔船从扁舟演变为木船、铁船，拉纤划桨的号子声被发动机的轰鸣声取代，麻线编织的渔网变成了三层刺网，但渔业发展速度已经比不过农业。
在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船拆解现场，一名渔民注视着渔船的拆解工作（2019年1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白水港村原党支部书记刘泽奎说，2000年以后，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长江渔业逐渐枯竭。“我记得从2003年开始，每年春季禁渔休养，但长江里的鱼还是越来越少，常常忙活一天打不到几斤鱼。打鱼没钱、上岸没地，渔民成为当地最穷、最弱势的群体之一。”
2015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白水港发现，许多村民在江边防洪区的空地上，违规建了两层楼房，但家里普遍没什么新电器。
当时，村民鲁必华向记者反映，尽管村里让渔民在防洪区内建房，但办不到房产证。有的已成了危房，也领不了改造补贴款。自己40多岁了，一年打鱼和打零工的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上有年逾古稀的父母，下有读小学的孩子，每月生活费至少上千元，这点收入勉强温饱。
不少基层干部也反映，由于渔民的非农身份，他们往往成为农村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保障政策较难覆盖的地带。
不少渔民则希望，借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东风，国家能一次性买断他们的渔船、渔具，同时出台合理的社会保障措施，让渔民能够转产转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上岸安居乐业，再也不要“水上漂”
白水渔村陈列室隔壁是新修的渔民驿站，几位退休和灵活就业的渔民听说记者朋友来了，相约到这里来叙旧。
大家围坐在一起，很快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谈论小渔村这5年的变化。
2020年1月2日拍摄的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一处“上岸”的渔船堆放点（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资料图片
“禁渔，是国家大计，是为了保护中华鲟，保护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整个长江流域都禁渔，我们肯定要响应国家号召。你看墙上挂着我们的祖训呢。”刘泽奎威望高，率先发言。一面墙上，张贴着“以国事为先”5个红色大字。
“大伙说说，禁渔了你们的生活有啥变化，是打鱼好还是禁渔好？”记者问。
“禁了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两年前我老伴还在江上打鱼，一起风我就心跳加快。”66岁的李启英曾和丈夫一起打鱼，1985年在长江宜昌城区江段，1岁半的儿子不小心掉进江里夭折，自此她回到岸上照顾家里。
这并非李启英第一次承受亲人被江水吞噬的痛苦。1978年10月，哥哥一家三口在打鱼时翻船身亡。一提起这些，她的眼角噙满泪水。
“还是禁渔好！如果不禁渔，这么冷的天，别人扎在被子里，我们却在水里‘扎猛子’。”58岁的渔民刘成志接过话头，“打鱼太苦了，三面朝水一面朝天，江里的船又多又大，起风起浪很危险。”
“以前一坐下来就要织网补网，现在有空了，到江边走走，打打牌，生活好多了。”渔民江代香插话道。
“以前都说渔民是捕活的（捕鱼）、捞死的（捞尸）、捡漂的（捡漂在水面上塑料瓶）、吸沉的（用磁铁收集沉在水底的废铁），现在我们是吃好的，穿好的。”村民刘义风趣地说。
“大伙儿适应岸上的生活吗？生活有没有保障？”记者又问。
“我和爱人在镇上开了水果店，收入和打鱼差不多，在岸上安全多了。”村民刘泽刚抢先说。
“我还有两年才能拿退休金，就在附近的水泥厂打零工。去年受疫情影响，只赚了两万多元，不过基本生活没问题。”刘成志说。
“枝城这几年发展得不错，工厂比较多，政府也进行了多轮培训、组织招工，只要自己想工作，没有找不到活的。”年近七旬的刘泽奎说。
“上岸”后的徐保安（中）在一家鞋业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
2015年见到记者时，这位老书记正在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发愁；而今，老两口每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养老金。
“年纪大的有新农保、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或者最低生活补贴，现在大家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在江边绿道散散步、广场上跳跳舞。”刘泽奎笑着说。
“村里现在环境好得很，推开窗就是鸟语花香，还能看见一江清水、一片蓝天，飞机、轮船看得清清楚楚。”坐在一个角落的63岁渔民刘泽维抢着说，除了感恩国家的好政策，村民凝聚力也更强了，邻里之间有矛盾，村里就能化解。
“你看他天天笑着合不拢嘴，自己有退休金，两个儿子一个北京大学毕业，一个在外面当老板，别说多滋润了。”几位渔民笑着冲刘泽维说，“下一代再也不用当渔民了。”
白水港村党支部书记李春梅说，全村三百多名退捕渔民中，达到退休年龄的有105人，在企业单位就业的108人，灵活就业的143人。“以前渔民没有固定的收入，隔三岔五有渔民找到我反映困难，现在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了，村里的矛盾少多了。”
下次来一定能看到江豚
2019年，记者第二次到访白水港村，该村所处的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已开始禁捕，村民退捕上岸正在进行，百余艘被收缴征收的渔船堆成一片。
当时在村委会，记者看到一张张渔民领取上岸补助的申请表。186户渔民每户补助10万元至17万元不等，兼业渔民、专业渔民，渔船网具价值大小，也有细致评估和分类。在村委会，记者还看到10多年前下发的《关于确认被征地农民基本社会保障对象的通知》，已经被翻得又破又旧。
渔民转产上岸被认为是难中之难的“硬骨头”，白水港村为什么这么顺利？
“首先是渔民们对长江大保护的认识很到位，这里的渔民都很淳朴、素质高，心理上很支持。”宜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施春燕说。
她接着说：“此外就是党委政府政策充分保障，除了各项补助落实到位，还将渔民纳入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现在每家基本都有一人买了保险，到龄后每月能领1000多元。当地经济发展不错，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解决了渔民的养老、生计问题，禁渔就轻松了。”
“我们正在组织成立一个18人的护鱼队，纳入公益性岗位，帮助部分没有生活保障和就业的渔民。”施春燕补充道。
渔民上岸了，但根不能丢。在白水港村，“渔民陈列室”“渔民驿站”等独具特色的渔民文化场所，丹阳渔歌，展现渔文化的舞蹈、龙灯队，让乡愁有了寄托。
记者边走边看边听，天色渐晚。临走前，渔民热情地邀请记者过段时间再来白水港。
“前几天，10多头江豚在江面上追赶鱼群。你们下次来这应该是常态了，一定能看到江豚。”一位渔民信心满满地说。
天完全黑了，江边小楼房里亮起点点灯光，不时飘出阵阵饭菜香味。村口江滩公园里，只有几艘当作景观的老渔船，似乎还在诉说这个百年小渔村的沧海桑田。
四位长江渔民“转身”记
来源：2021年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关注·调查观察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侯文坤
心有怀念，脚步向前。随着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为期十年的禁捕，长江沿岸世代以渔为业的渔民们向着新生活，“转身”上岸。
转行：
“我们很幸运，还能维系与长江的感情”
32.6公里的长江湖北武汉江夏段水面上，58岁的王明武“漂”了几十年。如今，他已开始新的生活——身着工作服，再次登船，昔日“捕鱼人”成为“护鱼员”。
王明武是江夏区金口街花园社区地地道道的渔民，15岁便在长江上捕鱼。
“捕鱼讲究两头‘摸黑’，过去几十年，几乎每天凌晨4点起床，6点放渔网，中午就在船上做饭吃……”靠着打鱼，王明武后来在岸边有了房，但多数时间还是在船上。
“运气好点，一年下来一家人卖鱼能收入10多万元，但太苦太累。”回忆过去的生活，王明武有不少辛酸与无奈。
由于从小捕鱼，王明武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捕鱼能手，对江里的变化感受深刻。
“小时候和父母一起捕鱼，鱼的个头比现在大多了，产量也更大。水也干净，直接捧江水喝。”王明武回忆说，以前家里一条小木筏，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后来换上了大机船，一年下来却挣不了多少。“近些年，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想捕条大鱼都不容易了。”
金口街是长江初进武汉的地方，打鱼、卖鱼、吃鱼曾是这里每家每户生活的常态。如今，走在金口街的街巷，不少过去以江鱼为特色的餐馆已改换招牌，抹去了“江鱼”字样。
如同王明武告别渔民身份一样，这里“靠水吃水”的人们，都开始了新的营生。
“渔船、网具、船证都被收了，共补偿了11.7万元。我和老伴的医保、社保解决了，每月有几百块退捕生活补贴。”告别了赖以生存的打鱼活计，王明武生活依旧有保障。
不再当渔民，王明武也没离开长江，他与渔政部门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一名护鱼员。
去年7月1日以来，他每天在岸上徒步巡查，不定时随渔政执法人员一起巡江，一旦接到违规捕捞的举报，即使是在晚上，也会到江上去配合相关部门执法。
“有行船经验，又熟悉长江航道，干这活，我在行。”王明武说，“我们很幸运，还能维系与长江的感情。”
转业：
“今后的生活能不能更有滋味，
那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又一年春节临近，湖北洪湖“上岸”渔民王贵宝至今还记得头几年第一次在岸上过年时，一家人高兴、激动，又不自在的情景。
“坐不惯软沙发，觉得蹲在板凳上更舒坦；吃不惯超市里买的鱼，总觉得湖里的鱼更鲜；用不惯方便的天然气，会怀念柴火煮出来的米饭。”王贵宝说，为适应岸上的生活，一家人花了不少时间去磨合。
长江禁渔对于长江生态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依靠长江生活的渔民而言，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渔民的甘苦，说不完道不尽。王贵宝黝黑的皮肤，便是最好的见证。
他说，当渔民时，风吹日晒雨淋，挣三四年也抵不上一年亏的。“就是靠天吃饭，2011年遇到大旱灾，家里围网养殖的鱼和螃蟹，绝大部分干死了，损失近20万元。2016年又遭特大暴雨，同样损失巨大。”以前在湖里的生活状态，王贵宝用“摇摇晃晃”来形容。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下，洪湖生态治理也强力推进，王贵宝一成不变的生活迎来巨变——上岸。
一家人搬进洪湖市区一处现代化居民小区，三室两厅的房子窗明几净，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吊顶白墙取代了渔船的漏风顶棚和桐油木板，铝合金门窗替代了渔船上的透气小窗……
这样一套113平方米新房子，王贵宝用父亲和自己的购房补贴、扶贫搬迁补偿和政府收购渔船的钱凑足了房款，没有欠债。
渔民们较少接受过正规教育，部分还是文盲，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上岸之后，如何生活？
“真要感谢好政策。”王贵宝说，当地政府为像他一样的渔民对接安置小区，联系工作岗位，通过争取相关政策帮扶。借这次机会，王贵宝开始了新营生——小区附近一家鞋厂的工人，月入3000多元、一天包三顿饭。“今后的生活能不能更有滋味，那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在工厂几年，王贵宝很珍惜自己的工作，并且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
当初，由于家里穷，王贵宝小学没毕业就上船帮忙养鱼，他希望儿子通过上学改变命运。
“他们‘上岸’比我们早，未来的生活肯定也比我们会更好。”王贵宝深信这一点。
这是养殖围网拆除前，“渔二代”王贵宝一家在湖北洪湖上的住所（王贵宝提供）。当时王贵宝和家人住在船上，常遭风吹日晒雨淋。下图：2018年，在湖北洪湖市，41岁的王贵宝（右）与父母坐在新家的沙发上（新华社记者熊琦摄）。新华社发
转产：
“换条道，换个思路，更有奔头了”
汉江，长江最大支流，承载着无数渔民生计。
在湖北襄阳老河口市王甫洲晨光村，刚满40岁的郑鹏成与哥哥郑鹏展，自出生便住在汉江边。郑鹏展14岁、郑鹏成15岁先后登上船开始捕鱼捞虾。
郑鹏成说，一家人一度发展到四条渔船，而那时汉江梨花湖段，捕鱼的有几百家。渔船往来如梭，开始时用大眼网，后来鱼小了就改用小眼网，到最后发展到满河的地笼子、迷魂阵，甚至用电打鱼，汉江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有时一天能捕20元钱的鱼，都要高兴得不得了。
“汉江的鱼越来越少，我们只好一边捕鱼，一边养鱼，一边收鱼虾加工，增加收入。”郑鹏成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刻感受到，过度捕捞，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严重破坏了汉江的生态环境，而且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捕鱼捞虾，也只能勉强地维持最低的生活，应该早些着手在别的行道寻找出路。
2019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郑鹏成拉上哥哥，以22万元上岸补偿款为本钱，创办了一家小型环保公司，主要承接河道清污除草等业务。
“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养水，换条道，换个思路，更有奔头了。”郑鹏成说，随着汉江生态修复工程推进，他手上的业务也越来越多，公司越办越红火。“比如王甫洲水电站清污除草的订单，除了本身的劳务费收入外，我们还将打捞上来的水草，一部分出售给养殖户养鱼养虾养螃蟹用，另一部分就烘干加工成饲料出售，这又能增收好几万元。”
上岸后，兄弟二人变成了河道“清污人”，成为大伙儿眼中转产创业的“先锋”。
如今，郑鹏成的公司用工12人，其中7个都是原来和他们一起捕鱼的渔民。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接纳上岸渔民就业，一方面希望替政府分忧，一方面这些渔民兄弟水性好、愿做事、靠得住。
“他们月工资平均4500元到5000多元，收入比捕鱼时稳定多了。”郑鹏成说。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杨蓉 题图来源：汪正飞 摄 图片编辑：雍凯
来源：作者：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