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兵者中，最高则是从二品的殿前都指挥使，掌殿前司。中央禁军里最靠近皇帝的核心部队，分成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殿前司三大部门，各置将领，并称三衙。余下的军队称厢军，起辅助作用，战斗力较弱。北宋大量禁军集中在首都，内重外轻，金兵南下，各地迅速陷落。“馆伴使”不仅负责将金使接到京城，还负责送出国门。查籥同事著述甚多，均未提及密信。二人死后，挞懒和金兀术对立。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逸
兔年春节期间，72岁的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满江红》票房位居第一，但围绕该片的各种声音不断，尤令人惊讶的是，网络大小V纷纷指责该片“史实错误”，齐斥创作团队“无知”，连《满江红》是否出自岳飞的旧公案，也被钩沉出来。
《满江红》中确有一些史实错误，比如：
秦桧的聋哑侍女使用现代手语；
秦桧的亲兵营规模太大；
片中金使死在“均州”，遗址在今湖北丹江口，非迎金使处；如是“钧州”，今属河南禹州，在黄河之南，已属金界。且金使到南宋，应在专门的馆驿住宿；
秦桧得金国秘信是传说，已被否定；
影片中，秦桧用的折扇，明代才有；
片中人物张大背后刺字应是“尽忠报国”，非“精忠报国”……
类似疏忽，还有一些，但《满江红》是艺术创作，不是历史教科书，“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可。在网上的指责声中，体现出两种不良学风。
一是不能兼收并蓄。即以“《满江红》出自谁手”为例，目前两说并存，各有主张，不能只据一方意见下定论。
二是究其一点、不计其余。发现细节疏忽，立刻无限引申、夸张言事，不勾连出一个大话题，决不罢休。
绝大多数批评者非宋史专家，那些细微错处，竟成他们眼中的“常识”，似言过其实。长此以往，难免又是“做事者招怨，挑刺者受荣”，这样的批评不仅不能推动进步，反而成为进步的障碍。
《满江红》确有可批评处，但学会正确使用批评工具，亦是当务之急。
《满江红》官方剧照
岳飞也当过“效用兵”
电影《满江红》中，主角张大（沈腾饰）是“效用兵”，据说“还不如一匹战马值钱”，令人好奇：什么是“效用兵”？
早期“效用兵”相当于特种兵。
宋朝以募兵制为主。募兵始于战国，但到宋代前，主流是征兵制。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意思是收流民成职业军人，利于社会安定。可宋太祖养兵不过20万，宋仁宗时，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传统“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变成“八民社会”（农、士、工、商、老、佛、兵、游手）。
兵多，却都是社会闲杂，政府负担大，战斗力却没提高。自宋神宗起，招募“效用兵”。
“效用兵”可从现有军人中选，也可直招地方文士，乃至游牧勇士，以及将领的熟人。在电影《满江红》中，张大是被三舅孙均（易烊千玺饰）招入的，这符合历史事实。北宋时，曾严令军中将帅不得招收亲属当“效用兵”，但南宋初年混乱，这种命令已无人执行。
“效用兵”不算正式士兵，可不住营，不用在脸上刺字，收入也高。据学者殷彦康钩沉。宋神宗时，一等“效用兵”月入一千钱，二等700钱，三等500钱，是士兵中最高等。到南宋，也是“每月食钱九贯，米九斗”，而普通士兵月钱仅3贯、米7.5斗。
“效用兵”升官快。绍兴十七年（1147年），宋高宗下诏：“到军三年无过者，与转一次。”其他士兵需5年才升职一次。岳飞前两次从军（一生共四次入伍），都是当“效用兵”，所以他面部无普通士兵必有的刺青。
《满江红》官方剧照
秦桧凭什么养亲兵
“效用兵”本是精兵，至少是特招，可南宋初，旧军瓦解，靠招“效用兵”作战，素质和地位大降，张大也能混入其中。到宋孝宗时，才规范成“七分军兵，三分效用”。
在《满江红》中，张大、孙均都隶属秦桧的亲兵营，但宋军无此编制。
汉代以降，中原军队模仿草原战法，长途奔袭、武将冲阵成主流，霍去病、李靖都是高手，包括中唐的李愬雪夜入蔡州，都体现了这种“悬军奇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事思想。这种赌博式战法离不开亲兵，否则将领伤亡，可能全军覆没。
宋太祖赵匡胤本后周禁军主将，靠军事政变上位，知亲兵的作用，他称帝后，深忌禁军将领养亲兵。史珪、石汉卿陷害禁军都虞侯（在核心的三衙禁军中，都虞侯是一司的主官）张琼，说他“蓄部曲（家奴）百余人，恣作威福”，宋太祖大怒，不核查事实，就杀了张琼。后来听说张琼家贫，只有三仆，追问石汉卿，“部曲百余人”是怎么回事，石汉卿回答说：张琼所养，都能以一敌百。
石汉卿胡扯，赵匡胤也没追究，他不许禁军将领养亲兵，却同意边将养亲兵。到宋太宗时，边将都不能养亲兵了。名将杨业被俘，就因身边无亲兵。到宋神宗时，才恢复边将养亲兵制度。
宋代军法严厉，“战阵失主将者，亲兵并斩”。但秦桧是文官，他为什么有亲兵？因南宋宰相兼枢密使，也是最高军事统帅。
1150年正月，秦桧遇刺，此后“每出，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梃（木棒）卫之”，片中秦桧的亲兵营规模过大，独立成军，有造反之嫌。
宋朝禁军没总管
在片中，秦桧封孙均为“一品”，还是“禁军总管”，这不合史实。
南宋正一品的实职只有左右宰相，此外是太师、太傅等寄禄官（有待遇、无实际工作的虚职）。武官最高阶是枢密使，从一品。领兵者中，最高则是从二品的殿前都指挥使，掌殿前司。
唐代之前，禁军只为皇帝服务，相当于私人卫队。唐后期，藩镇割据，皇帝自备军队，统称禁军。后周为防藩镇，抽全国精兵加入禁军，却被禁军主将赵匡胤夺权。宋代接受北周教训，禁军不由一人统管，压根没“总管”。中央禁军里最靠近皇帝的核心部队，分成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殿前司三大部门，各置将领，并称三衙。
禁军是宋军的主力，中央禁军驻扎在首都，约占全国禁军一半，其余驻防在各地。余下的军队称厢军，起辅助作用，战斗力较弱。在禁军和厢军外，另有乡兵，不算职业军人，理论上只能清剿土匪。
北宋大量禁军集中在首都，内重外轻，金兵南下，各地迅速陷落。南宋初，原禁军陷于汴梁，宋高宗身边的禁军都是散兵游勇。
1129年冬，金兵突破长江天险，宋高宗避难海上，卫兵张宝等拒绝跟随，还出言不逊（后被斩首），宋高宗颜面扫地，决心重建三衙，到1137年夏才基本完成，分由刘锜、解潜、杨沂中三人负责。三人加起来，也只掌握部分中央禁军，孙均一人却连地方禁军也管了。
岳飞官至枢密副使、少保，少保是虚衔，正一品，枢密副使是实职，正二品，另受封开国公，享一品待遇，可孙均的实职已超岳飞。
金使密信不足为信
《满江红》中，金使被刺也不可信。
据学者王大鹏在《略论宋对金使的接待礼仪》中钩沉，南宋招待金使有固定机构，即“主管往来国信所”（简称国信所），在“绍兴议和”前，常设编制已17人。1143年，金使入南宋，国信所派三名使臣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排办，一员于镇江府排办，一员于盱眙军排办”，住宿在都亭驿和班荆馆，而非军营。
金使入国门，宋朝必派“馆伴使”，沿途陪伴，一般由六部的文臣担任，除正使外，还有副使。“馆伴使”不仅负责将金使接到京城，还负责送出国门。
至于密信，即《宋史·岳飞传》中记，金兀术密信秦桧：“汝日以和请，而飞方主用兵，不杀飞，和议不可成。”此说最早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佗粹编》，该书收录甚丰，辨析不足。
岳珂称，“金兀术密信说”来自查籥（yuè），查籥曾在宋高宗、宋孝宗时任官，与陆游交厚，岳珂出生时，查籥已去世。查籥同事著述甚多，均未提及密信。
金灭北宋时，尚未完成中央集权，粘罕在大同，斡离不在燕京，各立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称为“东朝廷”“西朝廷”。二人死后，挞懒和金兀术对立。挞懒主和，金兀术主战。
1139年秋，郎君吴十谋反事发，牵扯到挞懒，金兀术趁机排挤，挞懒一度想投靠南宋，未成被杀。秦桧在金国时，与挞懒关系密切，在挞懒允许下，逃回南宋。金兀术是挞懒的政坛死敌，怎可能给秦桧写密信？秦桧又怎能相信他？
清代史家赵翼认为：“此则《金陀粹编》等书附会之词。”
“尽忠”为何变“精忠”
在《满江红》中，张大背后刺“精忠报国”亦误。
岳飞后背刺字事，见《宋史·岳飞传》，原文是：“初命何铸鞫之，（岳）飞裂裳以背示（何）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这段记录未必靠谱。
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元人修《宋史·岳飞传》，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是章颖《南渡四将传》中《岳飞传》的缩写；章颖曾把原稿交岳珂，可在岳珂、岳霖（岳飞第三子）的文章中，并无此段内容。查章颖原著，亦无。只在晚出的《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中有，可能是后人添入。
据《梦粱录》（1275年成书）记：“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1265年-1274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说明宋代已有说岳飞的评书，“刺字”会不会是创作出来的？
至于给岳飞刺字的是谁，据学者李琳钩沉，明代才有说法。
令人刺字：明嘉靖间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称乡间好汉拉岳飞上山为寇，岳飞刺字，“以示不从邪之意”。
张宪刺字：明末冯梦龙改定的戏曲《精忠旗》，称岳飞感于二帝被掳，让张宪用刀在背上刻字。
岳母刺字：始见于清初戏曲《夺秋魁》《如是观》，以及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史书中岳母事迹甚少，岳飞出身贫寒，他的父母未必识字。
值得注意的是，三者都将“尽忠报国”误成“精忠报国”，可能是宋高宗曾赐岳飞“精忠旗”，“精”与“尽”音近，致清人集体写错，电影延续了此误。
《岳母刺字》连环画
作者悬案不妨挂起来
至于争议最大的“《满江红》作者是谁”，明清时无人质疑，余嘉锡先生最早异议，后有夏承焘、张政烺等先生继之，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满江红》始见于明中叶，南宋、元代未闻。岳珂录岳飞遗文甚多，竟无此词。其二，词中“贺兰山”属西夏，不在金国界内。其三，宋元笔记均未提及这首词。
“质疑派”认为，明人伪托岳飞，是为刺“土木堡之变”。
唐圭璋、邓广铭等先生则坚持《满江红》出自岳飞之手，主要理由是：其一，宋词不见于宋元记录者甚多。其二，“贺兰山”是文学手法，非实指。其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与“土木堡之变”无关。
争论各家均是硕学，普通读者难以置喙。一般认为，“质疑派”更有说服力，认同者多，但正如民国“疑古学派”，逻辑严整，当时无人能驳，可随着考古发现，观点多被否定。
历史研究需要证据，依据有限的史料，做一番“合理分析”，便得出“正解”，这是不负责任的。要么有新方法，要么有新史料，否则无非是将有限论据重新排列组合一下，纯属无用功。
这些年来，不断有新“发现”，称在宋人笔记中发现《满江红》的影子，皆属误读。到目前为止，最早的确切材料仍是明中期。也许，随着考古发现，终有解谜的一天，此前不妨挂起来，既然都无铁证，现在下断言即妄言。
以此批评电影《满江红》，就更无道理。不否认，《满江红》有缺点，结尾部分斧凿太过，伤及真实感，这是创作手法的问题，不是文史知识的问题，没必要苛责。（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