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明脑死亡的时候，才39岁。对于汪向明的家人来说，做出捐献器官的决定，过程艰难且痛苦。10月25日晚间，高敏再一次跑到医院，手续办理顺利，汪向明的家人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字。医护人员将汪向明的遗体推出了ICU，前往手术室。凌晨六点整，手术正式开始。全体医护人员对着手术台上的汪向明集体默哀致敬三分钟，并深深鞠躬。
汪向明脑死亡后，家人代他捐出了一肝两肾；
他的肝受体是一个56岁的基层医生，手术之后，这个医生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病痛折磨；
他的其中一个肾，移植给了一个40岁的女会计，因为肾功能衰竭，这个女人至今也没能要上孩子；
还有一个肾，移植给了一个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40岁男人，带着汪向明宝贵的器官，这个人已经提前出院飞去了台湾。
——捐献者与重生者们
在采访这次器官捐献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对器官捐献所知不多。
器官捐献，在我此前的认知里，离我实在太过遥远，我既不需要移植器官，也没想过要捐献，而那些新闻里报道的捐献者，神圣伟大，应该是教科书里出现的人物。
采访的初衷，是因为高敏，高敏是深圳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广东非常有名，她是中国最早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至今已有近二十年。10月16日，通过深圳红十字会，我联系到了高敏，我们的采访时间始终无法敲定，因为不知道下一个捐献者，会在什么时间出现。
▲器官捐献协调员 高敏
2018年10月29日凌晨1点，我接到高敏的电话，她说自己正赶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凌晨六点，那里会有一台器官捐献手术。不敢再睡，我立即开始着手相关采访准备工作，凌晨五点，我打车前往医院，内心非常复杂，因为第一次，我要见证一个人的死亡，虽然同时也有人会因为他，而获得重生。
一个生命消失了凌晨五点半，我抵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电梯直上七楼，电梯门刚一打开，我就听到隐隐的啜泣声，在ICU门口，捐献者汪向明的父亲、妻子，还有两个弟弟已早早等候在那里，而高敏，正不断俯身安慰着他们。
汪向明脑死亡的时候，才39岁。
汪向明在老家是镇里的贫困户，妻子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到近几年才要了一个女儿，现在才3岁，他的父亲在2017年的年底，从高空坠落，受伤严重，到现在脚上打着钢板，走路得依靠拐杖，而汪向明的母亲，精神有些问题，早在2007年时就离开了家，去向不明。这个贫困的家庭一直在面对伤痛离别，而这一次，他们又要送走汪向明了。
2018年10月29日凌晨五点五十分，ICU的门缓缓打开，医护人员推着汪向明出来了，一直盯着门口的家人都站了起来，父亲拄着拐杖，哭着急急想要迎上去，被高敏一把扶住了，妻子捂着嘴，竭力不让哭声太大，两个弟弟眼眶含泪，有些恍惚地注视着躺着的汪向明，在这一刻，他们依然无法接受汪向明就要离开了。
本来，我准备了很多问题想要问问这家人，但是这一刻，我一个字也问不出来，即便是不得不对着他们拍照，也觉得心有愧疚。
2018年10月23日，医生告知汪向明的家人，汪向明已经脑死亡了，全家人在悲伤之中集体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除了遗体，愿意捐献出汪向明所有可用的器官！
对于汪向明的家人来说，做出捐献器官的决定，过程艰难且痛苦。
老家的长辈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汪向明远在异乡去世，已经令人难过，现在还不能“完整”回乡，入土为安，实在太过残忍。面对老人们的指责，汪向明的妻子也几经犹豫，说服了父亲，说服了另外两个姐姐，但却无法说服自己的心。
10月23日晚，汪向明的妻子给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打了电话，电话中她迟疑不定，她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心太硬了？”然而脑死亡除了临床判定外，还有严格的脑血流图和脑电图测定，高敏非常理解家人的内心，从无法接受到接受，是一个漫长而悲伤的过程。
高敏赶到了广州医院，汪向明的妻子迟疑了：“我还想抢救，万一他又醒过来了呢？”
10月24日晚，高敏又接到了电话，这位妻子说：“你再回来吧，我们想通了。”
10月25日上午，高敏欲动身前往广州，电话又来了，妻子说：“你要过来吗？我还想再想想。”
下午，终于妻子在电话里说：“你过来吧，医生跟我讲了，救不回他了，要不救其他的人吧。”
10月25日晚间，高敏再一次跑到医院，手续办理顺利，汪向明的家人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字。
从无法相信，到艰难接受，再到意向捐献，犹豫不定，内心痛苦挣扎，最后下定决心……这其中的灼心之痛，除了当事者，别人永远无从体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获取组织（OPO）的专家再一次进行了脑死亡鉴定评估，因为抢救的时候经过心肺按压，后来又长时间依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汪向明的眼角膜和心脏都不适合移植，而一肝两肾则顺利经过电脑分配，找到了合适的受体。
汪向明的弟弟说：“后悔吧，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他这么年轻，能在这个世界上多救一个，是一个。”
这恐怕是我听过最有血有肉的回答，毕竟骨肉至亲，于心难忍，但是他们更想在不得已的时候，能够尽最大可能救下更多的人，弟弟说，想到哥哥的一部分生命，会以另一种形式活下来，会觉得心中有个念想，他还说，哥哥离开了，但他能让更多的家庭变得幸福，这就是安慰。
医护人员将汪向明的遗体推出了ICU，前往手术室。家人一直护送他到了手术室门口，看着手术室关上了门，这一关，即为生死之隔。
凌晨六点整，手术正式开始。
手术室内，高敏对手术台上的汪向明说：“在此我代表深圳红十字会、广州红十字会、还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体的医护人员，以及未来因为您的无私奉献，重获新生的人，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全体医护人员对着手术台上的汪向明集体默哀致敬三分钟，并深深鞠躬。
整个器官获取过程很顺利，汪向明的一肝两肾经过中国器官捐献计算机分配系统分配了，三个器官受体的移植手术也将马上开始。
▲家人对棺中的汪向明遗体做最后的告别，老父亲最后一次为儿子整理衣服，他摸着汪向明的脸说：“听爸爸的话，要听爸爸的话……”
▲汪向明年仅三岁的可爱女儿，她还不知道爸爸已经离开了，现在由外婆在老家带着，只是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妈妈：“爸爸呢？”
他让三个人获得了重生2018年11月7日，除了已经出院去到台湾的肾受体，还在医院的肝受体和另一个肾受体，都通过语音的形式，对汪向明的家人表达了内心的由衷感谢。
（语音已加入文章开始的视频中。如果汪向明的家人能听到，但愿能给你们的心中带去一丝温暖，至少，这意味着汪向明没有真正死去，他的一部分生命正以另一种形式，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得以延续。）
因为器官捐献的双盲制度，在我的这次采访中，三个受捐者是匿名的。
▲肝脏受捐者
移植了汪向明肝脏的基层医生，病了十多年，一直到2018年，他的身体快撑不下去了，一直担心会等不到器官，甚至都交待了自己的后事，现在手术顺利，恢复良好，再过几天他就能出院了，他说，再休养一段时间，就要回到医院继续上班了，他有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以后一家人可以好好在一起了。
▲其中一个肾脏受捐者
移植了其中一个肾脏的女人，在手术前，已经有一年没办法正常工作了，每个星期有四天要做透析，过程中有时血压会低，会心衰，几度危及生命，她说那个时候觉得日子总在痛苦中循环，看不到希望，现在得到了这个宝贵的器官，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要出去走一走，因为透析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受捐者都迫切地想要知道捐献者的信息，因为这来之不易的救命器官，对于他们而言，拯救的不仅止一条人命，而是一个家庭，他们说：“希望他（捐献者）的家人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
而捐献者汪向明的家人则说：“我只希望他们（受捐者）要平平安安的。”
你有试过等待器官的焦灼吗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采访到了汪向明器官捐献手术的主刀医生焦兴元教授。
焦兴元教授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三区的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是他的导师，广东最早的器官捐献工作，就是焦兴元和同事们一起开展起来的。现在让焦兴元最为焦虑的，是中国的器官短缺仍然严重。
▲广州器官移植三区主任 焦兴元
焦兴元提到此前广州雅居乐一个老板，他的老婆肝功能衰竭，始终没能等到肝源，最后去世了，但最令人扼腕的是，就在她死去的第二天早上，医院就找到了一个肝源。
器官移植和别的病不太一样，很多病人等不了，如果你想跑到欧盟去找器官，就更无可能，器官分配是计算机分配和区域优先原则，他们首先会给本国人，其次欧盟区域，中国人是不可能在国外拿到器官的，没有器官，就算再有钱的病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
中国的器官缺口到了什么程度呢？
焦兴元说，到2018年，一百万个人里，只有4个人捐献器官，
以肝移植为例，30个人排队等待，最终只有一个人能等到器官，
而肾移植中，150个人排队，只有一个人能够等到器官，
更多的肝功能衰竭病人，都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死去了。
当然，能够排得上队的这些病人，都还必须是经济条件尚可者，毕竟，器官移植费用不低，在广州，肝移植需要50万，肾移植30万，肝肾移植都只有一小部分被纳入了医保。
在2011年以前，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作为移植的主要来源，直到2011年3月，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中国开始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5年，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教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OPO联盟研讨会上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渠道。”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这在几千年来信奉“入土为安”的中国人心里，几乎是不可触碰的禁区，很多人觉得只有“完整”才能入土为安，即便土葬改为火葬后，这种思想仍然难以逾越。
大量的可用器官被浪费中国现在普遍采用的死亡标准是脑心双死亡标准，民众广泛接受的就是脑死亡后，心跳也停止了，才视为死亡，很多人无法接受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就签下器官捐献同意书。但是脑心双死亡标准有一个不足，就是等心脏停跳以后，肝肾器官因热缺血时间过久，导致器官质量不行。
除此，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的犹疑，也直接导致了大量器官移植的失败。
深圳一个22岁的大学男生，坐摩托车的时候急刹车摔倒了，因为没戴头盔，把后脑勺摔碎了，他的妈妈把电话打到了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那里，询问了捐献的相关事宜，但是一连好几天，高敏每次和妈妈联系的时候，她都说要再商量商量，高敏非常理解老人家的心，但没两天，当这位妈妈打电话说同意捐献的时候，医院已经宣布男生死亡了，长时间的缺血缺氧，肝功能衰竭，已经没办法再捐献了。
2016年，一个妻子煤气中毒送去了医院，因为她生前曾说过死后要捐献器官，老公为了完成她的愿望，联系了高敏，就在高敏赶往当地途中，电话再度打来，这位妻子心脏停跳了，她所在的是基层医院，没有很好的器官维护，器官不能再捐献了，她的老公很伤心，说：“我不光把她弄丢了，现在连她的遗愿也没能帮她实现。”
在焦兴元看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供体大多在基层医院，但这些医院要么是小医院，要么在边远山区，死亡主要原因有脑外伤和脑出血，一个供体即使出现了，在他们看来就只是个病人，不会有意识去做好器官捐献工作，也不会做器官的维护，更没有资质去完成器官移植手术，这也导致了很多可用器官的浪费。
截至2018年9月9日，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614608人，实现捐献19380例，捐献器官54956个，这个数据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下，占比极微。
像汪向明这样的无私捐献者，终究只是极少数。
▲器官捐献者 汪向明
生病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遇到。
但当病情发展到需要移植器官，但却没有器官时，才是最可怕的。
事实上，器官捐献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只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器官捐献的意识，
没有等待过器官的人，无法理解等待器官的绝望焦灼，
那么，
如果是你，你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吗？
你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吗？ 单选
0人0%
A、我愿意死后捐献器官0人0%
B、我不愿意0人0%
C、我很犹豫，需要再想想致敬：器官捐献者汪向明先生！
特别鸣谢：
捐献者汪向明及其家人
三位受捐者及其家人
深圳红十字会
广州红十字会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深圳红十字会器官协调员 高敏
广州器官移植三区主任 焦兴元
非常感谢以上单位和个人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配合！！！
本期故事制作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