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周、秦、汉等朝代名也都是源自本朝的自称，这个并无争议。但夏朝这个朝代名，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是夏人的自称。当然，朝代称谓的疑问，并不代表“夏朝”不存在。其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自称与它称不符的现实案例。史书中的“禹时五星连珠”事件无疑是当时天象的真实记录，后世占星家并无能力逆推编造。但从大禹出生到五星连珠，时间跨度长达150余年，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生命的极限。
夏朝真名是不是叫夏？这个疑问貌似前后矛盾，但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每一个朝代的国号（名字）都由本朝开国君主拟定并昭示天下，寓意改朝换代。而朝代名字或源自开国君主即位前的封号，或出于宗教等目的择吉字作名。
比如商朝这个国号，周武王在牧野战后曾兴奋地告祭上苍“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的大邑商就是周人对商朝的称呼，并且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也证实“商”就是商朝的自称，而非它称。同样，周、秦、汉等朝代名也都是源自本朝的自称，这个并无争议。
但夏朝这个朝代名，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是夏人的自称。目前已知最早的提到“夏朝”的记录来自周代，无论是春秋青铜器—叔夷钟上的“尃受天命，翦伐夏祀”铭文，还是《尚书》《史记》等史书文献，年代均不早于周朝甚至更晚。即便是对三代史研究影响巨大的《竹书纪年》和《清华简》，也是成书于东周时期。
而周代距夏朝已过去了近千年之久，这对于“夏”这个朝代名而言，无疑缺少了一锤定音的关键依据。
当然，朝代称谓的疑问，并不代表“夏朝”不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在商朝之前中原大地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广域王权的政治实体，在时间上，上承部落联盟时代的龙山文化，下启早商的二里岗文化；而在地域上，又与文献所载的夏人活动区域吻合。
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基于对夏朝存在这个共识基础上开展的断代研究，并将夏朝存续的时间范围划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
既然夏朝的存在与否已经没有争议，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重新回到文章开篇的疑问：夏朝真名是不是叫夏？
这个疑问基于两点认识：其一，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所有夏文化遗存当中，没有发现“夏”字以及夏后氏族徽，即便是殷墟的甲骨卜辞中，也只发现商王在燎祭一个叫“西邑”的已灭亡政权，把西邑与夏建立联系的，依然是东周以后的事（《清华简》）。
其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自称与它称不符的现实案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常被它国称为荆国；商朝又被周人称为“殷”或“衣”；史书中频频出现的“随国”却找不到考古遗迹，直到曾侯乙墓的发现，人们才知道史书所谓的“随国”，人家自己的称谓其实是曾国。
此外，还有出于政治目的而故意降格称谓的情况，比如西晋就硬生生创造出“蜀”这个国号来指代刘备建立的汉政权，后世学者为了便于区分，又创造出“蜀汉”这个政权称谓。以至于一些三国题材的影视剧中出现打着“蜀”字大纛旗喊出“大蜀国万岁”的低级错误。
基于此，对于周人而言，“夏朝”这个称谓就有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的确沿袭自夏人的自称；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周人只知道商朝之前存在过一个政权，便笼统的称之为“夏”或“有夏”（夏：大的意思，意指一个大的国家）。
现有的考古发现也已证实，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时，并没有任何暴力破城、毁墓现象，在商朝易代之后，二里头文化甚至依然延续了近80年（商朝建国时间为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下限为前1520年），很难想象宫殿、手工作坊遗迹能保留下来，而作为最重要的时代符号的“夏”字却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合理的解释是找“夏”本身就步入了误区。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文献记载，夏朝初期的禹、启都城或在阳城（今河南登封）、或在阳翟（今河南禹州），直到太康以后，夏都才迁徙到洛阳盆地的斟鄩。而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和地望上（洛阳盆地）都和夏朝中晚期遗址相吻合，与禹、启等早期时代并不吻合。
所以，想要搞清楚夏朝称谓的可靠性，还需要从大禹和启这两位政权开创者身上找到突破点，毕竟，任何一个朝代的名字，都必然起源于第一代君主所处时代。
上文已述，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建国时间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从考古学文化上讲，这个时间点囊括了二里头文化、河南新砦文化，并延伸到了龙山文化时代。
联想到尧舜命禹治水的记载，那么大禹生活的年代上承尧舜部落联盟的龙山时代，下启夏朝家天下的二里头文化时代，也属合理。
但是，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Bug。如果夏朝建立时间是前2070年，那么大禹出生以及治水的年代肯定要比这个时间更早，假设他10岁就受尧帝之命开始治水，前后历时13年，倒推他出生年代至少也在前2100年左右了。
然而，这个时间点却与夏朝时的一起天象事件存在较大时间差。据《孝经·钩命诀》记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进入现代以来，天文学家通过采用计算机进行测算，得出过去5000年中五星汇聚于15°以内的共有19次，其中小于7°且可在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区域肉眼明显可观察到的是4次，分别是前1953、前1059、前185年以及公元710年。
后三个五星汇聚时间已不可能是夏朝，而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发生的这次五星汇聚事件，不仅时间上与夏朝存续时间吻合，而且是5000年来罕见的天文奇观，角度最小时甚至只有4.351°，且汇聚时间长达24天之久。
史书中的“禹时五星连珠”事件无疑是当时天象的真实记录，后世占星家并无能力逆推编造。但从大禹出生到五星连珠，时间跨度长达150余年，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生命的极限。
同样的天象事件还有禹伐三苗时的“日夜出，昼日不出”（即日全食），禹伐三苗发生在夏朝建立之前，这次日全食经天文测算，锁定为前1964或前1974年，距大禹出生超过了130年，依然是一个违反常识的时间Bug。
合理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大禹公元前2070年建国这个时间定得过早，应为前1950年左右或者更晚，才能与夏朝建立前后发生的数次天象事件时间上吻合；二是未留名事情在文化记忆中都被归于同一位英雄人物身上，换言之，文献中的禹并非是指个人，而是一个朝代。
先来说第一种可能，如果大禹出生年代在前2000年左右，那么从他成年到受命治水、征伐三苗、涂山会盟，并最终建立夏政权，时间点在前1950年左右，符合实际。
但这种可能性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大禹生存年代距尧舜时期会被拉开一个空当期，这跟文献记载的大禹和尧舜属同时期人物的记载相悖。当然，文献记载或许有不可靠之处，但考古发现却再次否决了这一点。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经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判定为尧帝陶唐氏文化遗存，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暴力事件，是导致陶寺最终衰落的主要原因。
换言之，如果大禹治水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那么当时的陶寺已经从区域性王都沦为了普通聚落（尧舜已不存在），大禹又是受谁之命去治水呢？
同样的证据还有登封王城岗考古发掘。登封王城岗曾是史书记载的禹都阳城所在地，根据王城岗考古发掘显示，该处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1世纪的前半，时间上与鼎盛时的陶寺文化存在近100年的重合，与史书记载的尧舜禹同时期人物的内容相符，也与气象学研究发现的公元前2200年至前2000年中原大地气温异常下降，极易发生暴雨等极端天气的时间线吻合。
这就否决了第一种可能性，因此，在有确凿天象推算证据的前提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依然把夏朝始年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可能。上古时期，将许多模糊不清的事迹统一归结到一位著名人物身上的事情，其实非常普遍。比如陶寺文化前后跨度长达三四百年，根本无法承载仅有尧舜两位帝王，所以，尧舜除了代表个人以外，多数情况下指代的是一个部落族群，即每一任首领都冠名尧帝。
所以，“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中的“禹”并不一定指代的是大禹一个人，而有可能指代的是夏王朝。同样的例子还有《易纬》记载“禹四百三十一年”，这里的“禹”显然指代的就是整个王朝。
如果我们把文献中的禹区分成个体和王朝两部分，那么就解释了大禹建国时期和天象发生时间间隔超长这个Bug。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在没有明确自证材料的情况下，夏朝的真名有没有可能叫禹，即当时的人们用禹这个英雄称号来指代自己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