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县文史资料称鹤顶山原名覆鼎山。可惜“小太姥”胜景至今仍被列入军事管辖区，铁栏杆将之隔绝成令吾辈无缘造访的世外桃源。每年农历正月十一，为白鹤仙师生日，前来烧香祭拜的信徒，多为浙闽边界民众。据科考，这是1亿多年前，随着火山作用和海底上升造就了高山，山顶巨大熔结凝灰岩经冷却、收缩、固结过程中发生裂隙，经长期风化，支离破碎的石块崩塌散落而形成的。
(一)
280年前(清乾隆四年，1739年)的一天，一道圣旨快马加鞭传到福建，准奏闽东北地区设立一个新县，名曰“福鼎”，而为什么命名“福鼎县”，圣旨没有明示，根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十一》载闽浙总督郝玉麟的上疏，有“应如所请，命县名曰福鼎。”但为何请命名“福鼎”，亦未见说明。
正因为如此，后来便有了争议，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但前提形成一个共识，即均认为“福鼎”因山而名，只是源自哪一座山看法不同:一种意见认为是太姥山最高峰摩霄峰，该峰状若一个倒扣的鼎(锅、釜)，所以又称“覆鼎峰”，县以其谐音命名;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福鼎二十都的福鼎山(现属浙江苍南地界，称鹤顶山)。
上世纪30年代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持这种意见的领军人物为秦屿人氏周梦虞先生。由于周老先生是清光绪副贡，民国时任省第三中学校长、福鼎县北岭初级中学名誉校长，堪称福鼎名士。萨镇冰老将军当年两度莅临秦屿，皆拜会周老先生，并有诗文交往，也曾邀请他一起游览太姥山，足见周老先生之名望。
周老先生在自己编纂的《福鼎县志》和《福鼎县名辨讹唱和集》里断然定论:
他山借助果何缘，讹以传讹二百年。
取义羲经犹近理，谐声鹤顶太从权。
此疆彼界须分别，李戴张冠笑倒颠。
记得前修曾告我，定名原在姥峰巅。
该诗起码说明，自乾隆四年建县200年以来，一直以二十都福鼎山为县名依据。但之后周老先生观点似乎被官方采纳。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福鼎县民政科拟文《福鼎县要览》，文述:“本县诸山以太姥为著名，太姥诸峰以摩霄为最高，摩霄顶状如覆鼎，覆与福同音，因取福鼎县名。”这种观点流传甚广，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沿用。
大约2006年，时任太姥山管委会副主任金宗龙，陪同笔者一起登乌龙岗，上太姥山极顶，观看新镶嵌的一块直径约半米的圆盘铸铁标志。这块圆盘铸铁里又镶嵌着两块小巧玲珑的圆形铜牌，分别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标志，大圆盘上刻着“覆鼎峰”3个字，旁注:“太姥山岳园区最高峰海拔917.3米，峰顶花岗岩球状风化面呈深色弧形，状似翻转的古鼎而得名，也是太姥山国家地质公园所在地福鼎市名由来。”旁边是对译的英文。
其实，林振秋先生于1984年便发表《福鼎县名考证》一文(载《福鼎文史资料》第三辑)，对周梦虞先生观点提出质疑，坚定地认为:“福鼎置县取名于二十都福鼎山，是历史事实。”荣敏君2014年出版的《福鼎史话》一书，赞同林振秋先生论点，并作了更有说服力的阐述。我将他们论点概述如下:
1、各种权威方志已明确记载“福鼎置县取名于二十都之福鼎山。”有乾隆《福宁府志》、嘉庆《福鼎县志》、民国《福建通志-地理志》等。
2、福鼎建县之前，福鼎山确实属福鼎所辖，历史上一份地图，即《乾隆府厅州县图志》，把“福鼎山”3字及其山峰符号，醒目地标在福鼎境内。
荣敏君还多次考察了现属于浙江苍南县境内的福鼎山(鹤顶山)中的村庄，发现有的村清嘉庆道光年间考取的乡贡，是福宁府所赐牌匾，且入列《福鼎县乡土志》“名儒”;有的村宗谱明确记载“为福鼎之名区”;有的村留有“界门坑”“界门岭”等标志闽浙两省边界的地名。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福鼎山当时属于福鼎辖区，又位于闽浙边界。
中国古代传统，北为上，南为下，统治者眺望姿势历来从北向南，如称江西为“江右”便是一例。因而推论当年有识之士认为，福鼎山为福建最北，新置县以此为名，一乃福建之顶，二乃福气之鼎，既寓意祥瑞，又明示方位。实为高妙。
3、太姥山“覆鼎峰”名字的出现，始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后，而之前，无论太姥山志，还是名人游太姥留下的诗文中，皆找不到“覆鼎峰”痕迹，所以置县“谐音说”不能成立。现在所谓的“覆鼎峰”即是太姥极顶新月峰。
笔者认为，以上3点足以说明福鼎建县之名源自当年二十都的福鼎山。但为何这么重要的山后来脱离福鼎辖区，跑到浙江境内?是什么特殊原因造成?还望林、白等诸君继续研究。
(二)
鹤顶峰巅海拔989.5米，为苍南县第一高峰，坐落于矾山镇境内。
苍南县文史资料称鹤顶山原名覆鼎山。就这个问题，据林振秋先生考证，这两个名称均在民国二十三年问世，究其原因，是这一年《平阳县志》(1981年苍南从平阳析出单独设县)编纂者刘绍宽等查阅了《福建通志》关于福鼎县取名福鼎山记载，误认为福鼎山有2个，一个在福鼎境内，一个在平阳境内，为了避免混淆，把平阳境内的福鼎山改为覆鼎山。至于鹤顶山名称来源，因福鼎山一带村庄及其周边沿海地区，明清时代大批闽南人迁居于此，闽南话的“福鼎”与“鹤顶”谐音而形成的。
已亥谷雨季节，我与荣敏君在苍南县作协主席陈君陪同下，终于登临慕名已久的鹤顶山。陈君告诉我们，鹤顶山已列入省级地质公园，自然风景以“四海”闻名，即春季杜鹃花海、夏季茫茫云海、秋季芦苇花海、冬季皑皑雪海。
我们登临之时，适逢杜鹃花盛开季节，又是阳光明媚之日，穿越在火焰般的花丛中，充分领略了杜鹃花海的魅力。唐朝白居易的两句诗用在此时此地最为贴切:
火树风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纱。
每次欣赏杜鹃花海，都倍感亲切，就如有一定年纪的人，听到某一首经典歌曲，脑海便跳出那个时代的画面，当然，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画面，就如我看到满山遍野的红杜鹃，浮现在眼前的是知青岁月，或称之蹉跎岁月。我们属于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的青年人，不好意思，当年并不了解或不能、不敢去了解诸如玫瑰花代表爱情、美丽，百合花代表百年好合、母爱，菊花代表高洁、哀挽，等等美好花语，但一定知道红杜鹃是革命的花，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战士，完全不能与上述的几种“小资情怀”混为一谈。
电影《闪闪的红星》作了完美诠释。特殊年代的审美情趣很可笑，但亲切的画面却很固执。
中国南方地区，杜鹃花海比较常见。大约8年前，我回到古田县高岗山，看到那里的浩瀚花海，还有满山岗转悠的牛群，不禁发出由衷赞叹，但也略感惊讶，为什么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我们仅在一山之隔务农，竟没发现美丽花海呢?过后想明白了，不是没有“发现”，而是各个村庄都有大小不一的花海，司空见惯。
鹤顶山杜鹃花海之中，有一片翠绿欲滴的茶园，规模达6000多亩，据说是当年100多名“知青”留下的产业，如今被开发成生态景观茶园。眼前茶绿、花红、天蓝、云白的画面让人亲切的怀旧感油然而生。
鹤顶峰巨石林立，千姿百态，近眺犹如一座小字号的太姥山，远望则是仙鹤顶上的缨冠。可惜“小太姥”胜景至今仍被列入军事管辖区，铁栏杆将之隔绝成令吾辈无缘造访的世外桃源。从苍南文史资料中得知，山巅有一座白鹤仙师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尚存一对白鹤童子塑像，庙前有一口泉水，大旱不断流，大雨不溢出，清冽之极。庙旁还建有白鹤亭，一块大石上刻着《白鹤练武图》，相传山下有几个村落以白鹤拳为祖传功夫，源自于此。每年农历正月十一，为白鹤仙师生日，前来烧香祭拜的信徒，多为浙闽边界民众。
由此是否可以推论，鹤顶山虽与福鼎山在闽南语音上谐音，但其山形就像一只白鹤，以及白鹤仙师的美丽传说、白鹤拳的代代传承，起码于清嘉庆之前便存在。
鹤顶山风景除“四海”外，还以难得一见的“石溪”闻名。4条石溪皆像蜿蜒的巨龙，由千万块大小不一、乌黑滚圆的石头组成，从山巅一泻而下，甚是壮观。据科考，这是1亿多年前，随着火山作用和海底上升造就了高山，山顶巨大熔结凝灰岩经冷却、收缩、固结过程中发生裂隙，经长期风化，支离破碎的石块崩塌散落而形成的。
在长达几公里长的山脊上，耸立着28台风力发电机，一字形排开，雄伟挺拔，与山花烂漫的鹤顶山浑然一体，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
那天，虽不能登极顶作鸟瞰状，但沿着山脊行走，视野依然开阔。俯瞰西面，苍南矾山古镇就在脚底;向东眺望，苍南赤溪港、中墩港映入眼帘;向南瞭望，苍南马站水乡景色和福鼎沙埕港湾尽收眼底，更远处，是福鼎一座又一座伸向海洋的山脉，其中太姥山最高峰依稀可见。
伫立鹤顶山，最为直观地看到史称“闽头浙尾”的福鼎方位;一下子感觉到巍巍据北的“福鼎山”熟悉与亲切。
(三)
君住山之北，我住山之南。福鼎与苍南山海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近，亲如一家，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动人故事。
苍南历史上第一个“探花”陈桷，出生于平阳蒲门(今苍南县蒲城，即鹤顶山脚下)。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22岁的陈桷考中进士，廷对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翼州兵曹参军，历官至礼部侍郎，“以学行称”，被宋高宗称为“佳士”。
陈桷身经哲宗、徽宗、钦宗、高宗4朝，几与南宋王朝相始终。他不仅是满腹经纶的儒生，更是一员刚决明敏的才吏，曾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朝廷分忧解困，显示出政治家的眼界与才干。他一生坚持抗金，曾多次忤逆秦桧而遭排挤，仕途坎坷，起落无常。《宋史-列传》对其评价颇高。
大约是丁父忧，或者是某一次罢官回乡，陈桷来到福鼎管阳，后来选择雁溪作为自己隐居之地，还在邻近的广化寺马鞍山选择一块永久的安息地。雁溪系赛江源头，具有鲜明的古冰川遗迹特征(一说为壶穴地貌)，现已成为闽东乡村旅游的一处奇特景观。该村流传着一个美丽传说:陈桷梦见一位神仙，嘱其跟随雁群行走，必得福泽之地，因此紧随数日，见大雁落脚溪之头，于是择址筑庐而居，故名雁溪。陈桷墓位于马鞍山的半山腰，坐北朝南呈“凤”字形布局，简朴庄严，正对着前方一组笔架形山峰。墓旁遗存石将军、石虎、石马，威武粗犷。
陈桷著有《无相居士文集》16卷，可惜已散佚，目前流传作品只有两首诗，其中一首就是《广化寺》:
山高不受暑，秋到十分凉。
望外去程远，闲中度日长。
寺林投宿鸟，山路自归羊。
物物各有适，羁愁逐异乡。
诗作传达了一种深深的怀乡之情，和悠然南山超然物外的心境。
而今，福鼎的“陈桷文化研究会”是一支颇为活跃的民间组织。
清乾隆嘉庆年间，福鼎的文学在全国占一席之地，因为当时异军突起的闽浙边界文学团体——“兰社”的落脚点在福鼎。其领军人物是福鼎桐山人氏林滋秀。
林滋秀18岁中举后，历经9年京城会试，均名落孙山。或许命运安排自有它的道理，他这9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积累了不凡经历和扎实功底。27岁回家乡教书，24年来，一边教书，一边热衷文学事业。嘉庆十八年(1809年)，仁宗皇帝五旬寿诞，命天下各省贡书以祝，林滋秀撰《集古》《集姓》两篇千字文，广征博引，无一字无来历，帝阅毕，赞叹曰:“不意闽海之滨，竟有此博学之佳士。”从此林滋秀名播海内。
林滋秀与浙江文友关系更是传为佳话。玉环县进士林芷生读罢林滋秀文章，叹曰:“此奇才也，非访之不可。”特地赶到福鼎拜见，两人一见如故，终成莫逆之交。
还是鹤顶山脚下的平阳县蒲门，有一读书人华文漪，性耿介，文脱俗，与林滋秀是从未谋面的深交文友。华文漪英年早逝，临终时将其一生心血结晶《逢原斋诗文集》手稿嘱家人务必专程送到林滋秀手中，拜托他帮助整理付梓。林滋秀果不负重托，变卖自己部分家产，帮助出版华文漪文集。上世纪80年代末，巷南县政协文史委还重刋了《逢原斋诗文集》。
林滋秀的才情与诗心赢得了闽浙文友的推崇，在他身边集结了两省一大批饱学之士，他们以福鼎为中心，以林滋秀为领军人物，成立了闽浙边界文学团体“兰社”。“兰社”的文学实践，有力促进了闽浙边界文化交流，提供了宋元以来闽学与永嘉学派竞相交融的平台。
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组建(福)鼎平(阳)县委，两省两县拧成一股绳，开展艰苦卓绝斗争。1995年11月，福鼎县委和苍南县委联合开展隆重纪念鼎平县委成立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鼎平地区60周年活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在两县之间的一件大事值得记述。据纪学文先生《大水无情人有情》(载于《福鼎文史资料》第14辑)一文回忆，1960年8月10日，强台风袭击闽浙边界。次日清晨，福鼎县邮电局2名工人到分水关巡查线路，在山头发现平阳县桥墩区一片汪洋，向当地人询问，得知桥墩水库溃坝造成，即通过电话向县里报告。
时任福鼎县委书记李天瑞闻讯后及时召开紧急会议明确4条措施:1、尽快派人到桥墩了解情况;2、动员福鼎县边境村庄和群众接待安置灾民;3、给灾民送去饭菜;4、派出医护人员，救护灾区伤病员。
上午10点，县城广播齐响，通报桥墩灾情，决定把几个“万人食堂”(当时城关群众都在食堂吃饭)饭菜全部运送到桥墩给灾民吃，要求群众自筹当天午餐。全城人都认为应该的，没有一户人家去食堂领取午餐。午后，县里派出3辆卡车，冒着危险，驶过洪水已漫桥面的肖坝家大桥，将饭菜送到灾民手中。
灾区电话通讯全部中断，平阳县城距离灾区又远，福鼎就成了桥墩区与浙江省、地、县联络的中转站。当天下午4点，浙江省委电话，请福鼎告知桥墩做好晚8点接受空投食品准备。福鼎专门派人协助灾区选好空投地点，燃烧3堆柴火为号，圆满完成任务。
福鼎分水关一带群众与桥墩区群众沾亲带故的多，很快安置了大批灾民，剩下无处安身的100多人，在县区干部协调下，到傍晚也全部安置好。分水关一带共安置400多名灾民。
医护人员加快救治安置在福鼎辖区的灾民，次日又往桥墩安置点救治，医疗药品费全部由福鼎县财政负责。
两天之后，福鼎县委政府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动员大家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共捐现金1000多元，粮票2000多斤，衣服近2000件。
一周过后，温州地委副书记和平阳县委书记专程到福鼎致谢。他们在通报灾情时不禁嚎啕大哭，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
昔日福鼎山，今日鹤顶山，不管哪种称呼，山还是那座山。最值得抒写的是，闽浙边界两县人民始终围绕着她，不绝如缕地演绎着动人的人间佳话。
来源： 顧北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