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生被称为“文艺呆”，工程学或自然科学学生则是“科技宅”。人类学研究有助于公司理解文化因素和个体行为因素，这些都是产品研发和营销必须考虑的。劳工部的这项研究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对人类学家强烈的需求，且其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市场上各职业平均需求增长率，与当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热度不相上下。
不久前，央行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引发了诸多关注。而关注的核心焦点，在于文章中的一个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一观点随即引发了人们对于文、理科教育的争论。
这样的观点其实并非首次提出，比如在2016年，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读文科是不是一个错误？》。科斯拉还宣称：“文科限制了你的思维，因为你对数学模型不够熟悉……对统计学的理解更是惨不忍睹。”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生被称为“文艺呆”，工程学或自然科学学生则是“科技宅”。在科技革新引领的时代，文科教育背景的“文艺呆”是否将被淘汰？“科技宅”研究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基因组研究又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在《文艺呆与科技宅》一书中，风险投资人斯科特·哈特里在考察了近百位数字时代创业者的经历后发现：技术固然重要，但文科教育为下一代带来的“领导能力”“创新能力”“交流能力”和“感知人们需求的能力”这四种能力才是能让技术发挥出其价值的关键。哈特里指出，在科技进步主导社会的今天，人文学科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重要，伟大的科技创新核心都是人文，把技术和人文结合在一起才能继续产生伟大的进步和创新。
哈特里表示，人们在有关文科的讨论中常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社区的本质乃至整个社会。攻读文科领域学位的学生尤其热衷于研究什么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促因。而在这个新兴领域，最大的创新机会在于：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用日新月异的科技，解决诸如社会失衡和政治腐败之类的社会问题；找到教育孩子的更好方式；修正有害的行为习惯， 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改善工作环境；消除贫困；改善医疗条件，让更多人看得起病；让政府不论是在地方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上都更加可靠；找到让精巧的智能机器融入工作的最佳方式，从而让人类可以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其余统统交给机器完成。哈特里认为，在追求这些目标上，文科毕业生本身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下内容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节选自《文艺呆与科技宅》，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内文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丨[美]斯科特·哈特里
摘编丨安也
《文艺呆与科技宅:文科教育统治数字世界》，[美]斯科特·哈特里著，武建勋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8月。
它们致力于研究人类、社区的本质，乃至整个社会
当计算机科学学位不再是参与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必需品时，文科毕业生又有哪些特别技能可以为这个美好绚丽的新世界做出贡献呢？以往辩论中的另一个巨大疏忽便是未能认识到优质的文科教育所教授的诸多技能的潜力，这些技能不仅对整个商业世界颇有价值，对下一轮技术驱动型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突破性进展也至关重要。
目前已有不少声音为文科教育的价值辩护，它们主要强调掌握基本思维和沟通技巧的重要性， 如批判性思维、逻辑论证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2015 年出版的《为人文教育辩护》一书中，强调“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决策力、有说服力的辩论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文科所教授的技能。他给出了强有力的论据，但是关于发展全局性思维的争论，却让人们忽视了在当前和未来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方面，文科专业人士为何会准备得如此充分。
电影《录取通知》（2006）剧照。
奇怪的是，人们在有关文科的讨论中常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社区的本质乃至整个社会。攻读文科领域学位的学生尤其热衷于研究什么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促因。他们沉迷于探索家庭和公共机构（如学校和法律体系）如何运作，如何更好地运作；探索政府和经济如何发挥作用，又是如何常常为社会失衡所困扰的。这些学生从他们的特殊课程上学到了许多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当前事务和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还采用多种手段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新兴领域，最大的创新机会在于：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用日新月异的科技，解决诸如社会失衡和政治腐败之类的社会问题；找到教育孩子的更好方式；修正有害的行为习惯， 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改善工作环境；消除贫困；改善医疗条件，让更多人看得起病；让政府不论是在地方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上都更加可靠；找到让精巧的智能机器融入工作的最佳方式，从而让人类可以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其余统统交给机器完成。在追求这些目标上，文科毕业生本身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电影《文科恋曲》（2012）剧照。
技术革新中最紧迫的需求是要在产品和服务中加入更多人类特质，这样技术对人类需求和欲望的察觉才能更加敏锐。睿智的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且奉行不倦，才能创立世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当今想要取得成功的公司和企业家也必须学会紧随其后，思考如何在其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中应用新技术，使产品和服务变得更人性化。乔布斯在设计领域尤具人文学科的前瞻性眼光。苹果麦金塔电脑是第一台为用户提供漂亮字体选择的个人计算机。乔布斯在这方面的审美要归功于他在里德学院（位于俄勒冈的波特兰）上的书法课。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辞中，乔布斯评价苹果电脑的字体时说：“科学永远无法捕捉到那些美好、极具历史感和精妙艺术感的东西。”
此外，文科领域的众多其他学科也对技术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心理学研究可以帮技术人员将产品设计得更符合人类情感和思维方式。想想火箭般飞速成长的脸书，就能明白对“人性化”的理解在新产品、新项目和新服务的设计上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是个编程高手，既不善交际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以下事实：扎克伯格高中毕业于菲利普斯埃克赛特中学，学的是文科。
该中学秉行“哈克尼斯圆桌教学法”（Harkness tables），即教学不是单纯的授课，而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探讨问题。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校期间，他对拉丁语和希腊语很感兴趣，还在艺术史结课考试中得了“优秀”。他做过一个网站，在上面展示200件艺术作品， 让他的同学们对艺术品的重要意义进行点评。这个网站可看作众包研究平台的雏形。马克跟其姐姐兰迪一样，学的是心理学。创立脸书时，他还融入了自己对心理学的见解：人类本质上总是渴望与他人发生联系。扎克伯格在脸书产品的研发中融入了人类心理学，再加上他非凡的编程技巧，为脸书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人类学研究有助于公司理解文化因素和个体行为因素，这些都是产品研发和营销必须考虑的。在几年前的一次报纸采访中，佛罗里达州州长瑞克·斯科特（Rick Scott）称他正在努力变更教育资金的用途，不再鼓励学生学习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学科，而是转为支持“思特盟”学科的教育。他称：“培养那么多人类学家真是攸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吗？我看不见得……如果我从公民腰包里拿钱投到教育事业上，那还不如用这笔钱来创造点就业机会。”斯科特在发表此言论之前，实在应该先了解一下美国劳工部的一项研究结果。劳工部的这项研究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对人类学家强烈的需求，且其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市场上各职业平均需求增长率，与当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的热度不相上下。
人机互动：一个案例
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技术中心聘请了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梅利莎·切福金（Melissa Cefkin），负责评估公司产品设计，并指导公司在人机互动领域的研究。目前，她带领的团队主要研究自动驾驶汽车和人类之间可能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动方式，以及在这种复杂性导向下应如何设计、控制自动驾驶汽车。为了解她的研究的必要性，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自动驾驶汽车的前景及潜在问题。
工程学的一大壮举就是将自动驾驶技术落在实处，这是令人振奋的成就，但在安全方面尚有许多棘手的困难需要克服。2016 年，一名特斯拉车主不幸遇难，车上安装有自动导航系统，且启用了自动驾驶技术。这一事件凸显了当下自动驾驶汽车设计者在应对危险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局限：此次车祸发生在开阔的公路上，其行驶环境没有半点复杂性可言，然而自动驾驶系统却未能识别出前方一辆卡车要变道超车的行为。事后的分析结果认为事故的原因是卡车的白色车身在春季晴朗的天气里不够醒目。
特斯拉车主本人也没看见卡车要变道，可能是因为他太过信赖自动驾驶系统，所以没有看路，而是在欣赏《哈利·波特》电影。专家们一致认为，迄今为止，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可能会遇到的许多情况都超出其能力范围，因此无法保证安全导航，如遇到水淹路段、路上有大坑、垃圾及临时交通管制（如绕行标志）等情况。现在梅利莎要在道路更拥堵、环境更难以预测、非常规且错综复杂的都市环境中，对自动驾驶汽车导航进行研究。
人机互动中的环境问题是自动驾驶汽车设计者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人机互动环境最终一定会在程序的主导下变得有序、可控，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机互动环境仍旧复杂多变。在程序设定下，机器更为高效，也能更严格地遵守规则，而人类则像讨厌的规则破坏者。人类分析情况总是就事论事，有一套复杂的解读系统—这一点机器很难学会。
比如在一个只有交通标识而没有信号灯的路段：交通规则对车辆行驶的限制不大，因此司机会更关注其他微妙的动作和行为变化—要么是谁招了下手，要么是谁手势粗鲁，还有些特别着急的司机会贴着前车一点点往前挪。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研究过微妙的人类手势交流系统，认为这种系统“复杂而隐秘、不存于纸面、没人真的懂，但人人都会用”。自动驾驶汽车目前还不能理解和掌握手势语言，只会依据信号停车。这有待梅利莎来弄清楚此后的研究该如何进行，以及如何学会复杂的人类互动模式。
为达到这一目标，梅利莎须识别不同的人类行为模式，来帮助程序员理解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不同情境下的状态。为此她采用了许多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经验—如人类学研究中对户外人群的近距离观察，以及这些人行为的影像资料。其主要目的是帮日产公司设计一套可以让自动驾驶汽车与行人和其他车辆进行互动的交流系统。不同颜色的灯光可以指示汽车启动、停车或原地不动，还可制造特定的视镜装置让行人知道汽车驾驶者是否注意到了他们。或许可以在汽车前方放置一块显示屏，用上面的文字显示来代替之前手势传递信息的做法。
在交流系统之外，想弄清如何能使自动驾驶汽车安全行驶还须考虑到司机的心理，比如在“快车道”上开慢车时，后车司机不开心，至于“路怒”就更不必提了。汉斯-沃纳·卡斯（Hans-WernerKaas）是麦肯锡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他提到，“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意识到必须处理好汽车所涉及的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他们都在扩大知识储备”。
详细规划众多必须解决的逻辑问题仅仅是让自动驾驶汽车变得可行的开始。许多复杂的道德问题依然存在。2016年6月的《科学》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自动驾驶汽车的社会困境》的文章，该文章严谨地探讨了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提出的思想实验的现代意义，这便是著名的“电车问题”。
一辆电车失控向五个工人飞驰而来。此时另一个工人可以扳动拉杆将电车改至另一个轨道，但不幸的是另一个轨道上也正好有一个工人。那么操作杠杆的这个工人该如何抉择？自动驾驶汽车也面临类似的难题。若是在驾驶员、乘客的生命与那些会突然冲到汽车道上的行人、骑行者的生命之间进行抉择，汽车的编程是否应该让前者生命优于后者？如果汽车可以通过向右急转弯避免撞到某人，但却会因此撞上护栏，或更严重些，撞到正在人行道上等待变灯的三口之家，那么汽车又该做何选择？尽管这些交通工具被称作“自动驾驶汽车”，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依据“程序员教导代码”的方式进行驾驶的。
在所有类似情形中，汽车除了计算乘客风险并尽可能转向避险来保护人们不受伤害以外，是否还应该“教导它们”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是否应通过编程将其设计为能够回应紧急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反应？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有一种主导行为，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模仿或优化这种行为吗？在软件内编码的程序判断指令，会像如今不达标的安全气囊那样被“召回” 吗？如果汽车比人类反应更敏捷，能在更短时间内考虑所有选择，并且总能选择挽救人数最多的方式，难道法律不应该强行要求汽车按照这样统一编程，并让汽车在所有同类情况中承担责任吗？人类驾驶者是否能接受根据计算机判断采取车轮自动锁定呢？而且，如果能证明自动驾驶汽车更安全、更省油，那么是否应该要求汽车公司加快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速度呢？毕竟，我们已经要求公司加快提高燃油利用率、减少碳排放的速度。将这些车辆引入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疑问刚触及这些问题的表面。
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如果乘客像设置电脑广告拦截软件时点击是否同意条款那样，点击“同意”来承担责任呢？这样就足够了吗？哈佛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们无人驾驶的困境》。该文章描述了复杂性的根源。他写道：“机器决策比技术决策更具哲理性。在将自己的价值观融入机器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使我们的价值观清晰明了、始终如一。”年轻的伦理学家和诉讼律师们，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全球律师事务所—欧华律师事务所（DLA Piper）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车连网和自动驾驶汽车实践”。33岁的埃利奥特·卡茨（Elliot Katz）毕业于范德堡大学，学的是美国研究专业，还在康奈尔大学受过律师培训，作为该实践的全球联合主席，他早就在考虑这些问题了。
学会工作？文科教育是让我们学会学习
对文科教育的批评大多基于这样的错误假设，即认为文科专业学生与那些学习“思特盟”课程的学生相比缺乏严谨性，认为文科专业学生“感性”、没学过科学方法，而那些“思特盟”领域的学生学的都是科学方法。事实上，文科也教授了不少严谨的探究方法和分析方法，比如密切观察和面谈，而那些自然科学的追随者并不总是那么懂得欣赏。长期以来，许多领域将科学方法与依照数据处理的其他类型科学探究和问题解决方式相结合。例如，发展经济学教授学生检验政策干预措施的方法是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并与严格程度大致相同的临床医学试验结合起来；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贫困行动实验室和耶鲁大学的扶贫创新行动等团体发挥了带头作用。
电影《文科恋曲》（2012）画面。
社会学家开发出了复杂的社会网络数学模型；历史学家收集了几个世纪以来有关家庭开支、结婚率与离婚率、世界贸易的大量数据，并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研究现象的趋势和成因；语言学家也已研发出语言进化的高科技模型，并且对自动化迅猛发展背后的一项技术—自然语言的加工处理— 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了这项技术，计算机能够准确无误地与人交流，并像苹果智能语音助手和亚马逊智能音箱那样人性化。
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宣称：“文科限制了你的思维，因为你对数学模型不够熟悉……对统计学的理解更是惨不忍睹。”他此番话如同他2016年在文章阅读站梅迪姆（Medium）上发表那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读文科是不是一个错误？》一样，忽略了文科专业学生所学的这些调查方法的应用范围有多么广泛。
还有一种说法，称不学习定量分析方法的文科学生没有“实实在在的”或相关的技能—揭穿此种谬论亦十分重要。这让我们回到了法里德·扎卡利亚等人提出的有关文科教授的基本思维方式、探究方式、问题解决方式和交流方式的争论。对培养这些技能的严格程度上的误解，部分源于对文科课程稀缺程度和深奥程度的误判。评论家们喜欢大肆宣扬《纽约时报》作家查尔斯·麦格拉思（Charles McGrath）所称的“无稽之谈”，即“精通一战前克罗地亚民间舞蹈中色情潜台词的，都是学习文科的那群学生”。
我父亲过去一再提醒我和妹妹要选“编篮子专业”。还好，我们最后选择了比较文学和政治学专业。事实上，文科教育的一大特点便是鼓励学生学习、涉猎更广泛的学科—如果不是必要的话—要么将其作为所有学生必修核心课程的一部分，要么就以选修课的方式作为专业课的补充，后者方式更为普遍。
电影《死亡诗社》（1989）剧照。
专业化是文科专业研究生教育的一大特点，而对本科生而言，受到的教育是开放式的。针对文科专业化批评的讽刺之处在于，在“思特盟”领域，专业化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因为学位课程排得满满的，在这种重负下，留给更广泛追求知识的热情或单纯好奇心的空间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计算机科学课程经常将大批不精通编码语言的本科生，培养成当今高效的程序员。要使产品开发日新月异，人们需要学习更多的（编码）语言。许多学生需要额外的在线培训。事实上，鉴于传统课程的失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扎克·西姆斯（Zach Sims）与人合作创办了编程学院（Codecademy），提供在线编程课程。
2013年时他曾谈道：“我们发现，也许你会是一个成绩优异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但你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程序员。所以很早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发现他们在实践中并不算是最好的编程者。”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的前校长、独立学院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乔治亚·纽金特（Georgia Nugent）在《快速公司》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为何顶尖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想要文科专业的员工”，随着科技迅速发展，企业的需求变幻莫测，“那些说‘当今世界越发复杂，应该鼓励年轻人术业有专攻’的说法，实在是一个可怕的讽刺。我们告诉年轻人‘人生是一条笔直的大道’无疑会害了他们。文科教育仍然很重要，因为它能使学生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对机智敏捷、创造力以及探索新领域好奇心方面的需求，更甚以往任何时候。
文科教育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让学生追逐自己的激情，同时让他们能够发现激情。文科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让学生能够接触到新的学术领域以及其他文化、信仰体系、调查和论证方法。理想的情况是，广泛的文科教育可以带动学生思维，使得学生考虑那些有助于形成他（她）们自己立场与意见的问题意识，这往往会点燃同学们的激情，让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它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兴趣或至少根据自己最终所要从事的工作来选择专业。
一个学生可能抱着主修经济学或英国文学的想法进入大学，但听了一次城市社会学的选修课后发现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许会因此决定投身城市研究，开启城市规划或与政府相关工作的职业生涯。也许有一天，这个学生会带着这些知识与技术专家合作，创造一个结合了无人驾驶技术的高效城市交通系统，或是考虑如何利用人口统计学进行分析，从而让房地产定价更合理。
电影《录取通知》（2006）剧照。
文科教育观念的核心是，如果不接触广泛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不去调查我们世界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发现我们最大的兴趣所在，永远无法投身我们渴望的工作。文科教育与其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工作，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学习，并热爱学习。它既是一场有关知识的探险，又关乎建立基本知识技能，使学生余生能够继续追求新的兴趣， 无论他们这些追求的学习是否正规。这些基本技能—批判性思维、阅读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论证、清晰而有说服力的交流—也为这些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了充足准备。
2015年8月，乔治亚·纽金特在写给独立学院理事会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各行各业的毕业生，不论自己学的什么专业或从事什么工作（从企业领导到犯罪预防，从外交到牙科， 从医学到媒体），时常激情洋溢地谈论学习艺术、人类学、哲学、历史、世界宗教、文学、语言的价值。事实上，他们常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大学时接触的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2015年7月，乔治·安德斯（George Anders）在《福布斯》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斯莱克的联合创始人巴特菲尔德承认哲学对自己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学会了如何条理清晰地写东西，如何沿着一个论点走下去，在召开会议时，这种能力非常宝贵。当我研究科学史时，我学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让人对某些事信以为真，直到他重新认识那些事物时才知道那都是假的，这就类似于认为以太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引力的旧观念。”他回忆道。
这些基本技能的发展便是许多雇主不顾某些科技巨头的严重警告，仍执意雇用文科毕业生的原因。2013年出版的《人文教育》中有项调查指出，74%的受访者称文科教育“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这些人中不乏技术领域的雇主。在各个岗位需要雇用哪类人方面，领英拥有一个数据宝库，它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揭示了“文科毕业生融入技术团队的速度比技术毕业生更快”。2010年至2013年，进入技术行业的文科专业毕业生人数的增速，超出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人数的10%。
公司既需要灵巧的知识分子，也需要掌握技术专长的员工。要想保持当今创新步伐的竞争力，就必须这样做。
原文作者 | [美]斯科特·哈特里
摘编 | 安也
编辑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