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不仅要求自己遵守，还对有再嫁想法的婆婆加以阻拦，成为贞洁观的自觉遵守者与坚决维护者。男权文化中，女性的贞洁坚守不仅是一种道德，甚至成为男性对女性美的期待的组成部分。可见，男权社会中,女子的抗争只能借助于男性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可以说，窦娥之冤是在封建男权文化中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主要讲述的是窦端云(卖给蔡婆婆以后改名为窦娥）苦难而又短暂的一生。
窦娥的悲剧，我想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她最终不得不死的悲剧结局，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叫“男权文化”。
这种男权文化，让窦娥一次又一次无法逃离死亡的指引。男权文化下，窦娥的悲剧无法避免。且看：
为了前程窦天章卖女——窦娥是追求功名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窦天章对功名有着一份天然的痴迷心。满腹经纶的窦天章，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科考时是非常意难平的——“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况如今春榜动……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因此他最终把女儿送给蔡婆婆作童养媳，这样一来抵消了他之前同蔡婆婆借的高利贷；二来“亲家”蔡婆婆会再送给他些许盘缠支持他进京赶考。
在卖女这件事上，作为父亲的窦天章虽然有纠结（“儿呀！我也是出于无奈”“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但是在封建男权文化中男子还是要光宗耀祖的，而考取功名是下层男子比较容易走的那条路。为了实现作为男人的价值，在亲情和功名的抉择中，窦天章选择了后者。
失位的丈夫——年轻的寡妇注定一生悲剧被卖入蔡婆婆家里的窦娥，就像一个人不能选择出身一样，她的婚恋生活也是不由她自己选择的。窦娥自七岁卖与蔡婆婆，十七岁与其子成婚，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至于窦娥的婚姻生活是否如意，关汉卿没有做交代，一来是因为杂剧体制短小（一本四折一楔子），不容太多旁枝蔓延；二来作品的用意在于突出窦娥被冤，因此情节也多集中于此。但是窦娥丈夫早逝，窦娥与放高利贷的婆婆相依为命，即便没有张驴儿父子添乱，窦娥婆媳的处境也是相当艰难的。且不说前面蔡婆婆到赛卢医那里收账险些被勒死，来看一下窦娥的唱词：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偢？
窦娥的丈夫，可谓是“活在台词里”的那种人，他虽然没有出场，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的家庭概念中，男性是主体，女人则居于从属的地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窦娥的丈夫，不仅是窦娥的天，也是蔡婆婆的天——蔡婆婆是早年丧夫的。
那么，这位家里的顶梁柱的英年早逝，给窦娥婆媳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在男权文化中，女人是要依附于男人才能生活的，尽管蔡婆婆放高利贷看似生活无忧，但是家里没有男人却成为张驴儿父子为霸占窦娥婆媳的不要脸行为的遮羞布。
窦娥的贞洁坚守——封建男权对女性的标准期待在几千年的封建时期，贞洁坚守早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标杆。窦娥不仅要求自己遵守，还对有再嫁想法的婆婆加以阻拦，成为贞洁观的自觉遵守者与坚决维护者。当窦娥看到婆婆要招张驴儿父子上门时，她的许多唱词中充满了尖酸刻薄：“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张驴儿设计毒死蔡婆婆未遂，反倒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时，根本来不及悲伤就立刻想到新点子占有窦娥。假惺惺的张驴儿询问窦娥这场杀人案究竟是想要“官休”还是“私休”，所谓官休，就是张驴儿要告窦娥，而私休就是窦娥嫁与张驴儿以此抵消。窦娥这样回绝：“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
男权文化中，女性的贞洁坚守不仅是一种道德，甚至成为男性对女性美的期待的组成部分。你看，义正言辞拒绝的窦娥在张驴儿眼中反而更具魅力——“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我今生今世不要她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
窦娥冤案的前前后后——男权话语的集中体现面对张驴儿的诬赖和逼婚, 窦娥选择见官, 可是在男权的高压控制下, 她的话语权微乎其微。
张驴儿的几句话就让赛卢医（卖给张驴儿毒药的那位）成了证人，同属男性阶级的楚州太守桃杌一味听从张驴儿、赛卢医的诬陷, 对于窦娥的诉冤置若罔闻，进而言行逼供。甚至后来所谓“清官”窦天章初次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不等窦娥的魂魄辩解首先斥责了一番。封建时期的女子的话语权可见一斑。
面对太守的严刑拷打，窦娥依然相信只要自己不招认，正义还是会战胜邪恶的。（见第二折：“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我肉都飞，血淋漓！”)而男权统治者太守说如果她不认罪便要打蔡婆婆时，窦娥便坚持不住了，最终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婆婆的安全。
后来窦天章成为了“清官”，窦娥的魂魄便刻意让父亲审阅她的案卷，最终案件得以重新审理，窦娥终于得到了清白。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案件的前后，可以看出当时的法治环境特别恶劣，只能寄希望于人治。而人治之人，也是男人，窦娥的亲生父亲。可见，男权社会中, 女子的抗争只能借助于男性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至于窦娥死前一定要发那三桩誓愿——“血溅白练”“飞雪六月”“亢旱三年”，借助非现实力量表示自己的反抗、证明自己的清白，无非是对着现实失望到底，“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的悖论一直纠结在她脑海中：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因此她只能寄希望于往生——这辈子一定要是清白的，来生或许就不会如此苦命了。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在对现世生活的种种失望下，她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渺茫的来世，这是在精神麻木之下选择的一种“解脱”方式。
而从本质上看, 窦娥的誓言最终也不过是仅仅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张驴儿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从根本上说其实并没有动摇到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誓愿的实现与窦天章最终为她翻案也不代表窦娥果然就是胜利了, 因为，她是没有逃离死亡的命运的。
可以说，窦娥之冤是在封建男权文化中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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