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涉日事件（性骚扰天国的艰难胜诉）

性骚扰天国的艰难胜诉作者丨关珺冉正由于处境之艰，伊藤诗织这种不甘示弱、心存高远的发声在日本社会中也就显得弥足珍贵2019年12月18日，伊藤诗织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宽大围巾，背着棕色双肩背，一身正装步入东京裁判所今天是民事。

作者丨关珺冉

正由于处境之艰，伊藤诗织这种不甘示弱、心存高远的发声在日本社会中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2019年12月18日，伊藤诗织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宽大围巾，背着棕色双肩背，一身正装步入东京裁判所。今天是民事诉讼的最终判决日，距离2015年4月案发的那一天已经四年有余。上午开庭时，她坐在原告席，对面是施暴嫌疑人、原东京广播公司（TBS）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他曾是“首相安倍的御用记者”，这一天穿着经常出镜的灰色西装出庭。

2015年4月3日晚，伊藤诗织在酒店遭到山口敬之的性侵。2015年4月30日，伊藤诗织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2016年7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对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起诉的裁决。2017年5月，伊藤诗织以真名露面召开记者会，并提出抗诉。但同年9月，东京第六检查会驳回了她的抗诉。随后，伊藤诗织起诉山口敬之进入民事诉讼阶段，她要求对方赔偿1100万日元（约70万元人民币）。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提起反诉，要求其赔偿1亿3千万日元（约832万元），并在全国媒体进行道歉，以补偿他的名誉损失。

法庭上，裁判长铃木昭洋最终认定，山口敬之并未得到处于“酩酊”状态的伊藤诗织的同意，就与其进行性行为；伊藤诗织恢复意识拒绝后，他仍想要继续性行为。这一表述与日本刑罚中的“准强奸”定义一致。法庭最终判决伊藤诗织胜诉，山口敬之赔偿330万日元（约21万元），同时驳回其控告伊藤侵犯名誉的起诉。

“坦白地说，我很难说出现在的感受。刚刚我走出来的时候，支持我的人一直给予我拥抱，让我感到今天的判决算画上一个句号。”东京裁判所门口，伊藤诗织举着“胜诉”的牌子接受采访时说：“但胜诉并不代表我受的伤害会消失。这只是一个契机，让大家看到没有被曝光的证据证言，是令人高兴的。”

“他是个男人，他很强壮。他把我推倒后，我冲着他尖叫。”这是日本前媒体人伊藤诗织绝不愿回忆却屡次被提及的场景。

2013年，留学美国的伊藤诗织与东京广播公司（TBS）时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相识——他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传的作者。2015年4月，为了在对方的部门找一份工作，伊藤诗织主动约了这位知名前辈。在东京惠比寿的一家寿司店，他们喝完啤酒后，又喝了清酒。过了一阵子，她觉得头晕目眩，试图去卫生间清醒一下，结果晕了过去。次日清晨五点醒来后，她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床上，被山口压在身下，全身赤裸。

事发之后，伊藤向警方报案称遭遇性侵，山口敬之却对这一指控矢口否认。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检察官宣告放弃这一案件。接下来，伊藤诗织选择了日本女性从不曾涉足的一条路：开新闻发布会、写书，向公众们披露自己的经历。

2017年，一场由性骚扰受害者使用标签#MeToo的社交媒体运动正在美国如火如荼，甚至有席卷全球之势。与此同时，伊藤诗织的经历也被再度翻起，然而直到今天，她的指控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

如果说伊藤诗织使用现代传播手段让更多日本人具有反性侵的意识，采取法律手段直面性骚扰的首个日本人则是晴野真由美。

1989年，日本出现第一例因性骚扰进行民事诉讼的案件：在福冈县一家出版社工作的晴野受到上司强制猥亵而提起民事起诉，1992年以原告方全面胜诉告终。“性骚扰”一词成为当年日本社会的流行语，并逐渐被认为是人权侵害的一个分支。

日本大学校园出现的首例性骚扰案件发生在1993年。当时京都大学东南亚地域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矢野畅对女秘书提出非分要求：“我累的时候，你就应该对我说‘教授，我们一起去喝酒吧’，‘教授，今天我陪您睡觉吧’，这是你作为秘书的工作”，他还与已婚女秘书长期维持不正当关系。最终这位常上电视的明星教授自掘其路，被日本社会抛弃，客死他乡。

日本被称为“性骚扰天国”并不为过。据内阁府出台的《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统计，全国都道府县劳动局接到关于职场性骚扰相关的相谈（咨询）件数远远高于婚姻、怀孕、生产等话题，2009年最高峰时曾达到约2.5万件。2015年-2017年更是连续三年位居第一位，分别有11289件（占比45.4%）、9580件（41%）和7526件（35.8%）。

1997年，日本修改《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公司职员招聘、采用、晋升等环节，禁止对女性采取差别对待，并写入防止对女性性骚扰的规定。2007年4月该法案进一步被修改，性骚扰规定也适用于男性。厚生劳动省雇佣均等·儿童家庭局政策科对2008年后关于性骚扰指导件数进行过统计，约1.4万件得到了有效指导。

日本网站“社会的教科书”总结过日本社会中的性骚扰行为：袭胸或摸臀等一般认知以外，壁咚、触摸头发、搭肩并揉肩、工作时盯着脸看，甚至在工作环境下的表白，都被视为卑劣的性骚扰行为。

在网络所征集到的性骚扰语言集合中，除了露骨的言论，一些不经意的语句也会被许多公司认定为性骚扰：“这么急躁，生理期了吧”，“一点儿都不像女的”，“年轻貌美的你，倒的茶都很好喝”。工作中，被询问是否有男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异性、被叫欧巴桑甚至被称赞“变美变瘦”等也有性骚扰之嫌。而对于职场男性，被询问是否有性经验、是否有生孩子的计划、被诱导去风俗店等也被划定在性骚扰范围。

日本大学教授对“性骚扰”一词同样敏感：与女学生讨论课题时，男教授为了避嫌一般会选择在公共谈话室进行。即便在办公室进行对谈，教授也会有意打开大门。

不过，在语言暴力式性骚扰中，针对女性有失格调的奚落和蔑视在日本依然盛行，连位高权重的国会也是如此。2014年4月在日本众院总务委员会上，向总务相等提出质询的日本维新会众院女性议员上西小百合，遭到在场一位男议员带有性骚扰意味的奚落：“不早点结婚生子是不行的。”鉴于国会和东京都议会经常出现该问题，日本共同社对参众两院总计78名女性国会议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12人听到“女人闭嘴”等嘲讽与谩骂。

2015年10月，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女性应多生孩子“为国家作贡献”，引发女性群体不满及抗议活动。菅义伟本人分管日本性别平等事务，在性别问题上却残留着陈旧观念与歧视。

《黑箱》，是伊藤诗织根据自己经历写成的书。之所以起名“黑箱”，是由于自己所控诉的性侵行为发生在仅有2人的密室中。作为只有当事人知道的事情，甚至他们对事发时的记忆会模糊，因而很难证明事情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本书更深刻的一层意思是：警方、检察机构的办事程序对公众来说也是个“黑箱”。

伊藤诗织出书《黑箱》讲述自己的经历。

时至今日谈及此事，伊藤诗织仍向《凤凰周刊》强调：“对方是有权力在手的。”案件的反转从一个电话开始：2015年6月4日，伊藤诗织原本在柏林接到“逮捕令已签发”的消息，希望她尽早回国协助调查。然而4天后，她又接到电话被告知，对山口的逮捕令取消了。

这个神秘电话是谁打来的？据日媒披露，警方当时接到了时任东京警视厅刑警部长中村格的电话，撤回了对山口的逮捕令。中村格曾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的秘书。由于山口敬之的另一个身份是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此案也让安倍、中村格与山口敬之一起登上各大杂志的封面。

山口敬之事后在发给伊藤诗织的电子邮件中解释未采取避孕措施的理由，是自己有“精子活动弱的病”，并说“我想我们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另一封邮件更称：“就算你坚持认为这是强奸，你也绝不可能打赢官司。”果不其然，2016年7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对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起诉的裁决。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日本，性骚扰的背后往往还会附上另一个词——职权骚扰。按照厚生劳动省的定义，凡是上司下属、前辈后辈或是同事之间超出业务正常范围，对精神、身体给予痛苦都被称作职场中的职权骚扰。如今，职权骚扰更是不经意之间就会触及的“红线”。

公司司机被要求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打扫、整理仓库等工作；被上级纠缠问“你的交往对象是谁”等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对员工施加暴行、上司群发邮件辱骂下属、上级未邀请就出席送别会……这些在日本职场司空见惯的剧情均属于职权骚扰。更夸张的，一位资深媒体人说由于没有及时回复下级的邮件，被上告到领导认为其做了过分之举，也算职权骚扰。

丨伊藤诗织曾是一间通讯社的实习生，她公开指控一位著名记者对她性侵，并出书描述这段经历。“我知道，如果我闭口不谈这件事，这种可怕的性侵犯大环境永远不会改变。”

不久前，福岛县警视灾害对策科的男性巡查部长和辅警对11名部下进行长达半年的职权骚扰，引起轰动：五个月来，他们每日超过三小时暴打下属头部和胸部；让下属吃涂满芥末的烤牛肉、连续做一小时俯卧撑；让下属将上身赤裸的照片贴在工作橱窗里、并以“初恋”为题写诗在大家面前朗读…… 2018年1月26日，上述两人被判处停职3个月、减薪十分之一的处罚。据日本《每日新闻》统计，2017年日本惩处的260名警察中，与性骚扰相关的问题人员高达83人。

针对这些情况，日本专门成立“强权骚扰对策计划委员会”，其成员分布在公司顾问、事务所律师、大学教授、劳动政策机关研究员等各维度的行业中。日本公司应对“职权骚扰”也有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公司领导层会以声明的方式发布相关明确指示；制定就业规则明确劳务协定；实施问卷调查把握最新员工动态；进行研修课程普及等。对于已经发生的行为人要进行防止再次发生的研修，对于被害者也在公司内设立相谈窗口。

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性骚扰以及职权骚扰，日本女性多因羞耻感与恐惧感，往往选择沉默。那些不沉默的声音，反而显得与主流社会有些格格不入。

“第一次意识到，（对于这种事情）我也是会愤怒的。”这是日本庆应大学4年级学生町田彩夏看到伊藤诗织报道时的反应。她随之在推特上实名爆料，自己在日本最大广告公司电通株式会社面试的时候被面试官说：“像你这样外表漂亮的人，意见是不会被接受的”，“女性是可以作为武器使用的”。

当时她听到来自面试官的侮辱以及夹杂情色的言语感到不舒服，但第一反应却是“自己不行吧，这可能是我的错”。愤怒——面对这类事情最本能的反应，在日本社会中是会被质疑、被否定的。

2017年11月，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的盟友议员青山雅幸，被20多岁的秘书山田麻美告发性骚扰。山田麻美写了40页的《性骚扰被害日记》，详细记录了每次被性骚扰发生的时间、场所、感受等。枝野幸男却以“事实关系还未明了，不予回答”为由拒绝评论。

山田麻美在被青山雅幸引诱之时，一度“是窃喜高兴的”。第一次是2016年6月被邀请一起吃饭，在出租车上山田麻美的手被青山雅幸抓住，但她并没有反抗和躲避，这也导致青山雅幸的性骚扰逐步升级。

在东京生活的中国留学生王梦梦曾向日本媒体爆料过自己在一家餐厅打工时，被店长性骚扰的经历。让她吃惊的是，日本女同事们在被店长抚摸了肩、手、后背和屁股后，“竟然还在笑，一点儿都不生气”。而当王梦梦小声说了句“别再摸了”，顿时感到现场气氛冷了下来，其他人则沉默继续工作。

丨2016年6月6日，日本埼玉县大宫站举行“电车内防止痴汉犯罪”的宣传活动，女性志愿者分发传单，呼吁抵制性骚扰。

与欧美演艺界人士在“MeToo”运动中相继站出来告发性骚扰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演艺界对于这类事件却有着一种轻蔑与责难。

2018年1月7日，富士电视台下属节目介绍了第75届金球奖颁奖仪式以及表达抗议性骚扰之意的黑色礼服。但46岁的TBS女主持人松岛尚美指责说：“那种可以看到半个乳房的衣服还是不穿为好。”“在控诉性骚扰的人中，很多人是靠潜规则上位的。”日本知名搞笑组合成员之一小木博明甚至批判道：“性骚扰告发的女演员，卖完了之后这么说太狡猾了。”

据北海道大学性别社会文化研究教授原田真见观察，欧美很多男性即便反对#MeToo，往往反驳说“并不是所有男上司都这样的”；但日本人会认为“女性也是有问题的，真的受到性骚扰了吗？”

这样的质疑声中，想发声而不敢发声的女性越来越多。“这些现实会让所谓的性被害对策委员会、性暴力支援中心等形式上的支援流于表面。只要社会态度这般理所当然，网上再怎么发声，现实空间中仍然不易。”原田如此感慨。

在日本，对性侵被害者持有“自我责任论”的非难并非少数。对于公开性侵害的女性，反而会被贴上“沽名钓誉”“赚钱获利”等标签，甚至被认为是在撒谎。町田彩夏一直坚持用推特发布关于应对性骚扰的经验之谈，但侮辱性的言论像利箭般向她射来。“如何让发声的人不被孤立？”是她认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在日本，面对性骚扰发声最为艰难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日本《朝日新闻》1月10日的调查显示，相对于前两大原因“担心被害”和“不抱期待”，排名第三的是：“应该忍耐一些性骚扰”的社会风潮存在。“日本职场‘男性文化’很强，在一个男性逻辑的社会中，大家会被一种隐形的力量所压迫，被迫沉默。”原田一针见血地说。

一系列调查中压倒性的观点是，日本是一个在遭遇性侵害后很难发声的社会；却又会对被害发声者的经历产生共鸣。据美国Crimson Hexagon社交媒体分析系统调查，自2017年10月16日“MeToo”运动爆发以来，日本的推特关注数为6万，世界排名第8位。12月17日-18日两天上升超过7万，排名世界第3位。

日本引以为傲的生存之道——维持整个组织、集团的“和”与“体面”，也成为思想被束缚的缘由。有网友在调查的意见栏中反思：“今天的日本，残留着封建社会思想，人权意识淡薄”，“性骚扰都觉得理所当然的社会，是羞耻的国家。”

“沉默的被害者们的忍耐已到达临界点。”日本淑德大学教授野村浩子如此判断：“但在日本，一个男女差别依然很大的国家，领导层也并非多样性，产生巨大变化还是较困难的。”

2017年6月，日本刑法对关乎性骚扰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正，将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等罪”，并将男性也纳入该罪的保护范围之内；其法定刑下限由三年提高到五年；还扩大了“性交”行为的外延范围……这被外界认为是一个进步。

但作为经历者的伊藤诗织认为，该刑法修正还有很多不明朗之处：“胁迫的案件并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讨论，合意年龄还停留在13岁等等，这些细节都需要进一步改善。此外，这方面的社会支援也远远没有做到。”她认为除了修改法律，对性侵案的立案方式，以及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宽容度等都亟待改善。

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警方和法律部门对于强奸的定义过分窄化，一般来说，只有在出现强制暴力和自卫的迹象时，他们才会作为强奸案进行调查，而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一方在案发前曾经喝酒，他们往往也不鼓励受害者起诉。即便强奸案件走到了起诉甚至定罪的一步，施暴者有时也不会入狱服刑。日本法务省数据显示，在被起诉的强奸犯中，十分之一的人只被判监禁缓刑。

“在日本遭到侵害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对于国外友人的提问，伊藤却觉得无言以对。“14个都道府县的医院还没有设置性侵后的配套救治设施。警察局是有的，但让日本女性一开始就选择去警察局，还是有很大难度。在医院妇科设置性侵的配套检查措施是非常容易的，用棉棒提取DNA就可以了。此外，还需要增加一些热线以及性侵危机中心。”说起建议，她滔滔不绝。

日本内阁此前的调查中，日本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三分之二从未告诉过朋友和家人，仅有4%选择报警。相应的，美国司法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遭遇强奸的女性中，约三分之一的人会选择报警。

目前，日本全国仅有6家性暴力救援中心，这意味着约20万女性共用一个救援中心。在东京，24小时开设的性暴力救援中心于2012年6月开设，提供的支援项目包括24小时电话相谈；72小时内的妇产科支援以及紧急避孕的引导；在尊重意愿的情况下提供女警官的通报机制；聘请东京的精神科专家以及律师等咨询服务。另一家类似的全天候救援中心位于大阪，于2010年4月开设。除此之外，地方公共团体运营的4家中心只提供周一到周五（早九点到晚八点）的服务。

上述支援机构虽设立面向男性被害者的咨询电话、性感染症的检查、儿童和同性恋者群体的支援保护，但在支援过程中，会遇到“男性无法走进妇产科做检查”等尴尬处境。

正由于处境之艰，伊藤诗织这种不甘示弱、心存高远的发声在日本社会中也就显得弥足珍贵。2017年12月5日，东京裁判所法庭，她坐在了原告一侧。最终原告方5人出席，被告方无人出席。开庭前2分钟，摄影、摄像对着她疯狂拍摄。她只是直直盯着被告的空椅子。“无法想象如果他出现在我眼前，我会有怎样的反应。”她如此回忆。

“谈到将来的人生，记者是我的梦想。”2017年夏天，伊藤诗织辞掉了日媒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并得到在英国工作的机会。目前她正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纪录片，内容恰恰是关于日本的性暴力现状。

对谈中伊藤的声音很轻，喜欢在回答问题时用“果然”这个词。日文中这个词的另一层意思是“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她做了她该做的和能做的，并足以激荡现今的日本社会。在她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性受害者亦开始尝试发声，虽有挣扎，但未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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