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是亨利八世的首都,也是莱茵河商人的首都。在今天的乡村与城市之间,司法方面不存在任何的差异。平原地区有其固有的习惯和地产法。直到昨天为止,除了巴塞尔,没有第二个横跨莱茵河两岸而建的城市,莱茵河沿岸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占有莱茵河两岸的一段重要河段,使之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实体的坚实而具有生命力的主轴。

16世纪的商人特别是大商人拥有豪华的宅邸和华丽而笨重的家具,他们向人们展示奢华,不但不怕露财,而且以此炫耀自己;我们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雕像、宴会大厅里又长又大的餐桌和豪华的东方地毯,使我们的博物馆能以这些藏品为荣,让我们得以在那里享受视觉的愉悦。但是,我们是否曾经仔仔细细地观察过他们?不是一个个地单独观察,而是对他们之中所有为我们所熟悉的面容一起进行观察。
伦敦是亨利八世的首都,也是莱茵河商人的首都。生在奥格斯堡、住在巴塞尔、死在伦敦的汉斯·荷尔拜因曾为这些商人在施塔赫尔霍夫画过像。他们都是资产者,都是莱茵河的商人和金融家,有的来自巴塞尔,有的来自科隆,有的来自杜伊斯堡;这些身穿贵重的呢绒和裘皮的商界巨子,一个接着一个站在我们面前。他们伸手把你抓住,不再松开;他们冷酷的眼神不但能把你穿透,使你如同赤身露体一样,还能剥光顾客和对手的一切伪装,一直搜寻到他们的灵魂,搜寻到珍藏着他们精确、秘密和毋庸争辩的财政状况的钱柜,那个加了三道栓、挂着三把锁的钱柜。
格奥尔格·吉茨是商人的典型,他身着带褶的缎子袖亚麻衬衫,神采奕奕地坐在细木贴墙的掌柜室里,桌上铺着珍贵的波斯毛毯,威尼斯出产的穆拉诺玻璃杯散发着石竹的香气。这些排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只要看他一眼,视线就不会从这张三角形的脸上移开,凶狠倔犟的下巴,长长的鹰钩鼻,僵硬的鼻孔,尤其是直接从两只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就像聚焦仪那样准确,毫厘不差地对准他想要搜索的那个点。
这些人的手更加令人吃惊:票据似乎并没有攥紧,贵族的手套在手上得体地轻轻揉动,有时候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把鹰一样的目光对准你,让你产生幻觉,以为那就是科隆人迪特里赫·伯恩“内心深处”的目光,一个讲求实效却冷酷无情地的阶级活生生地展示在这里了,挂在施塔赫尔霍夫墙上出自荷尔拜因笔下的肖像,就像是富裕之神的凯旋行列中的领头人那样,一个接一个在人们眼前走过;可是,他在对面墙上却画出了贫困者的队伍。
每当需要无情地强制全城居民维持和平时,老祖宗总是搬出这句老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重复这句老话的是子孙后代,他们重复这句老话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为此感到骄傲。看完上面提到的那些肖像以后,让我们接着欣赏同时代画家以同样清醒而冷静的分析精神绘制的英格兰王室成员的肖像,他们中有国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先后几任配偶:珍妮·西摩、安娜·德·克莱弗斯、美丽的凯瑟琳·霍华德;耽于寻欢作乐的国王有着一张苍白的脸和令人讨厌的眼睛,他的配偶们却没有一人显露出过于拘谨的迹象。
然而,当我们欣赏这些画像时依然松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那个商人、资产者、莱茵兰银行家、亚各布·富格尔的同时代人那紧张而冰冷的目光,我们不再觉得它是直射在我们身上的。在道德方面,不但有资产阶级社会短视的利己主义,还有其他一些至少同样强烈的行不通的东西。在今天的乡村与城市之间,司法方面不存在任何的差异。无论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方面,此处彼处都应用同样的法律,同样的规章,征收同样的税,实行同样的行政管理。
可是从前呢?平原地区有其固有的习惯和地产法。越过墙垣,走出城门,马上就是另一种法律。两者差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假如进入希望之地,并在那里逗留一年零一天,他的过去就一笔勾销,谁也不再有权了解他的出身曾给他带来什么法律地位,他过去究竟是农奴还是自由民,是贱民还是逃亡者。他是这个城市的人,有了这一点就万事大吉。他可以百分之百地属于这个城市的革命文明-现代文明。那么,乡村居民如何呢?
在德国,乡村居民依然受着他们的主子-地主老爷严格的控制,地主老爷依据地产法千方百计地牟取好处,每天都在谋划从农民身上榨取额外的收益。一些滥施淫威的行为有时会被另一些过激措施所抵消;我们暂且不谈这些滥施淫威的行为,只说说正常和正规的规章。一方面,领主及其代理人拥有近乎绝对的个人权力,人从属于土地;另一方面,城市行行会管理,城市的权力变得温和近代化,土地从属于人。所以,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既没有相同的法律,也没有相同的文化,甚至没有相同的利益。
沿着莱茵河一字排开的这些城市,都是司法和现代文化孤岛,都与外界少有交往。它们相互交谈,但只能像灯塔那样,徒韦桑岛和圣马蒂厄海角,隔着野性十足的大海彼此呼应;只能超越平原地区及其敌对情绪远远地互致问候。在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里,惟恐失去既得权利的人们死死地不愿松手,因而日益逼近深渊,一边是自由日益增多,一边是奴役与日俱增。莱茵河的王国都是小小的王国,都是爱说大话的小国,在名副其实的强国和大国面前没有多少分量。
1870年前的某一天,蒲鲁东曾说莱茵河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并且把莱茵河流经的当时每一个“国家”一一列出名单:瑞士、奥地利、符滕堡、巴登、法兰西、巴伐利亚、黑森、拿骚、普鲁士、荷兰,这是一个大大简化了的名单。是否可以就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莱茵河阻碍了真正莱茵河国家的诞生?可是,可以这样天真地加以责备的大河岂止仅仅莱茵河一条?直到昨天为止,除了巴塞尔,没有第二个横跨莱茵河两岸而建的城市,莱茵河沿岸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占有莱茵河两岸的一段重要河段,使之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实体的坚实而具有生命力的主轴。我们发现,地理条件诚然是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条件。
长长的莱茵河谷中散布着许多神经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建在这些节点上;这些城市都不具备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国家的实力,也无法让自己为别的国家所吸收,提供它们所没有的首府,成为它们的首领。不过,命运之神有时会嘲弄人,它在15世纪末的土地上把一面被久远的过去弄得模糊不清的镜子最后一次递给莱茵河,并且喃喃地表示要提供一个机会。资产阶级虽然政治上四分五裂,文化上却深感团结一致;嘲弄人的命运之神向这些资产阶级说出了一个名字,这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崇高威望的名字,惟有这个名字能将莱茵河沿岸众多各自为政的地区统一在同一个名字之下,那便是前面一再提及的罗泰尔王国。
命运之神借用一些强大而富有的君主之口提出了这个名字,他们属于伐卢瓦王朝支系,与属于长系的法兰西国王们大不相同,其中包括勇夫菲力普、无畏者约翰、无忧者菲力普、大胆查理,此外还有“善人”菲力普公爵。那个勃艮第人菲力普懂得如何取悦大家;那时的骑士们痛苦地察觉到自己已经走在下坡路上,菲力普就为他们举办盛大的骑士集会和比武大会,向他们表明恋旧的心情,这一切都是骑士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虽然搀了假,有些矫揉造作,却在这位具有骑士气质的“金羊毛会”创建者身上体现得十分自然。信仰神秘主义却又讲究实际的市民们受到三大诱惑,一是严守教规、守斋、施舍和对于圣母的狂热信仰,二是喜欢脏话、荤话和耳闻目睹的“百家轶事”,三是向往梦幻般的东方。
那时候,发财的美梦萦绕在人们脑际,东方的魅力吸引着许多人,他们幻想着与《百万》的作者马可波罗一起寻访中亚的奇迹,或者跟随加迪菲·德·拉萨勒和约翰·德·贝当库驶向加那利群岛;那时候,根特的朝圣者走出祭坛前去朝拜林子里的一只羊羔,这是一座既真实又虚幻的林子,里面有许多漂亮的棕榈、柏树和树冠像伞一样的松树(这令人想起那座“如同印度森林一样”的美妙无比的林子,菲力普大公为亲人许愿那天,这座林子里放置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机械动物)。那位勃艮第人把组织十字军纳入自己的计划,指派拉努瓦和贝特朗东·德·拉布吕吉耶尔为此做好准备,并以此引诱了布鲁日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和所有正在寻找坐骑的骑士以及所有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犹如一张密实的网,一些人从未估量过习惯的力量和这张网的结实程度,在莱茵河上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些充满想像的人以为那位勃艮第人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1454年,他终于在大使们的簇拥下出现了,他以伸张正义者的身份把城市还给被赶走的人,以仲裁者身份平息争端,以胜利者身份访问德国;没有一个市民不曾用自己的语言彼此重复巴黎街头看热闹的人说过的话,那些巴黎人看到走在金色行列前头的那位光彩夺目的骑士踌躇满志的样子,都喃喃自语地说:“瞧瞧,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为他祝福,为所有爱戴他的人祝福吧!看看我们自己的国王,穿着那么一件穷酸相的灰袍子,就怕大家活得开心!”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凡·德尔·维登为科隆的圣-科隆布教堂画的那幅“三王来拜”就是一个物证和文献。因为,画面上跪在地上虔诚地亲吻婴儿小手的那个年迈的国王就是善人菲力普,他后面那个披着大氅、上身稍稍前倾、手里拿着漂亮的银制器皿的高个青年人,就是他的儿子大胆查理。慷慨大度的国王们为了献宝来到莱茵河畔,来到这个大商业城市。享有崇高声誉的国王们到这里来,为的是重复莱茵河民众长久以来十分珍爱的那个加洛林王朝的称谓:罗泰尔帝国。
然而,当腓特烈三世向善人菲力普要求建立罗泰尔帝国时,他并不想依仗利剑并吞土地,把分散在莱茵河沿岸的所有诸侯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与其说这是一个领土问题,毋宁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正如夏斯特兰所说:“不是国王,而是勇敢的皇帝”,善人菲力普企图获得一种尊号,以便结束对法兰西的臣服,为他的骑士和十字军制度戴上桂冠。国王的尊号行吗?不行,有人向他提及布拉邦王国时,他傲慢地扭头就走。
他要的是一个将会产生久远历史反响的尊号,一个为霸权正名的尊号,一个在皇帝尊号面前挺得起腰来的尊号,善人菲力普懂得如何支撑这个尊号。他想要建立的统治将部分地以道德和神话为依托,边界游移不定,施政宽松,从而可以为莱茵河人所接受;菲力普对莱茵河人从南北两头实行挤压,北面是荷兰,南面是上阿尔萨斯;莱茵河人觉得,罗泰尔帝国将要带来的不是明确的司法和政治联系,而是一种共同文化的光辉,这种文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法兰西色彩,因而底蕴深厚,声望卓著,另一方面也具有强烈的莱茵河色彩,因而他们可以从中辨认出自己永恒的感受和生活方式。
梦想很快就破灭了,1467年,善人菲力普去世。这位懒散却可爱的“善人”尽管极端利己,做事漫不经心,脾气就像宠坏了152的孩子,动辄发火,却受到臣民的宽容与爱戴。继位的是雄心勃勃的大胆查理,他“天生就是铁汉”,终其一生念念不忘他的宏图大略,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要干大事”。他确实有具体的计划,力图争得统治权。这是他用罗马和现实的语言,对乃父所怀抱的半中世纪性质的观念所作的可怕的诠释。数月之间,市民们纷纷群起而攻之,就像害怕蜂箱的人被蜜蜂蜇了一样。想要成就大事的美梦破灭了,1477年1月的某一天大胆查理死去了,他死在南锡的圣-约翰水塘的冰冷泥水中。
在勃艮第的伐卢瓦人头脑中复活的罗泰尔帝国再次成为泡影。这是一种降生在法兰西的“勃艮第”文化,也许在荷兰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改造,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却很有可能成一种广义上的莱茵河文化,为另一种理想开辟的道路畅通无阻;可是,为了找到这种理想并使之变得清晰,却花费了许多时间,四百年之后,在铁与血的帮助下,这个理想才降临人间。然而,历史在继续。就像分家后的农民财产一样,各个小诸侯国在每个王朝覆亡时都会分崩离析。不过,他们会重新组合,然后再次瓦解。
他们来去匆匆,培育了一批绰号吓人、面目如同猛兽一样可憎的小暴君,陈列他们肖像的画廊实际上是预防“王朝病”的最佳药品。此外还有他们的配偶,镶满饰带的小帽上缀着羽毛,袖口开着叉,过多的金饰把裙子坠得笔直,苍白的脸上闪烁着狡诈的目光,农妇般可怜的脑袋淹没在耀眼的奢华之中。我们不妨看看这些莱茵河小诸侯国:与马斯河和北欧有亲缘关系的尤利尔公国、贝格公国、与盖尔得地区和弗里斯兰地区至者并填关系的克期责么择,年生约乘公部面下。这几公调能全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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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归政军派信徒出拉票总督辖:断南过许多势力无不小面又少。菱策可危,毫元批定可富=数不花的君生,商意就是一金跨谱人告检过于表乱也路反面有利开统一,我门可项机高处和远卖如勤一幅出妻,把乘直河这香截盘的开先简化一正现生元种势力:城市势为日益衰落,四主路力运渐止升,面到有一无集中的一种势力抵过第套用边通与莱接伍面获限工可批拒地力量,又面强大得龙江实现此又以第的荡于这行地区的帝国美梦。把一种面北或变多实生在的武比争理实。双这种方性概括德建玩集作多明,这种市牲描实萄致,但是我们却不以秀然,压史事实道第-单特子购括客拜盖斯勒软帽的幸存者一起,把历史事实归结为外交家们的诡计和运筹帷幄而且势力强大的君主们的“谋略”,那就不是照片,而是漫画。历史不允许过于简单化。提出问题的好方法往往是把问题复杂化。
君主和城市是两种因素,但并不是莱茵河的全部历史。君主和城市是两种各自为政的力量,需要弄清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为什么作出了否定的选择,而仅仅几年以前,许多优秀的观察家还打赌说德国会作出肯定的选择。德国,我们终于把这个重要的名字提出来了。如果说德国作出了选择,那么是否可以说出现了新的回归?某种东西强烈地提醒我们,问题就在这里,在德国的诞生和它的组成中,而不在大臣们的闲聊中,不在自命不凡的君主和忙于公务的大臣们策划阴谋的秘密会议中。
基于这个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说,正当德国开始形成之时,法国利用其领先地位,经由梅斯、图勒和凡尔登逐渐靠近莱茵河,凭借斯特拉斯堡到达莱茵河,凭借阿尔萨斯站稳在莱茵河畔?来塑造自己形象的理想终于艰难地锻造成功,此后便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于是出现了悲剧,令人心碎的莱茵河近代悲剧。可以说,这是一出政治悲剧,但是,你争我夺的政治斗争所反映的,首先是两种文化的斗争,两种文明的斗争,其中的一种文明把另一种文明紧紧抱住,为的是使自己更好地显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长期战斗中的无数波折和充满血和思想的历史曲折,这就是一生的事业。我们不要期望过高,还是把眼光集中在这个严酷斗争的某些方面吧。
从哪里开始?有人经常说,从宗教改革这个伟大的先驱性运动开始,在此后三百年中出现了许多冲击,动摇了中世纪欧洲的古老大厦,最后是拿破仑一巴掌把它打倒在地;在这许多冲击中,宗教改革是第一次。
结语被幽默地称作《社会主义的鲁滨逊漂流记》的那部著作是一本尚未写完的书,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即兴政治天才蒲鲁东来说,这部完成于1870年前不久的书写得并不好;书中写道:“莱茵河在16和17世纪没有归属于法国的原因是新教。”他接着还梦呓般说道:“当初,法国要是成了新教国家,弗朗索瓦一世时就能拿下莱茵河,因而法国早就称雄欧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