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治史之广、研究之精，于1966年，荣获中央研究院第六届人文组院士。黄所长概然允诺，此事他一力承担，地点、运费都没有问题。
何炳棣捐赠藏书一事，始于我任“中研院”博士后之时。2012年初，我从史语所范毅军先生处得知何先生身体有恙。先生自知不起，将手稿稍事整理，托史语所何汉威及范毅军先生代为发表。是时，我仅见过何先生两面，未尝得闻先生事迹，也不知其治学处事之风，至今思之，仍不免抱憾于心。
我在“中研院”的时候，主要关注何先生手稿的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由联经出版社整理、编辑而成，我也替何先生写了他的小传和《史论》评介，茲将先生小传和评介检附如下。
何柄棣小传：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2012年卒于加州，享寿九十有五。
先生于1934年转至清华大学，一窥中西史哲学门径。1938年，再入燕京大学，为历史系研究生。1943年再试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考试，取魁西洋史；于1945年始赴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留哥期间，师从英史巨擘John Brebner，研修近代英国农业经济史。1948年完成博士候选人口试，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讲师；隔三年，获得哥大史学博士学位。
1952年，先生转治国史，钻研明清人口财税史，1962年，转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主授明清史，研究视野回溯至上古、中古、甚至考古，研究兴趣更趋多元，分治城市史、文化史、农业史。先生治史之广、研究之精，于1966年，荣获中央研究院第六届人文组院士。更于1974年当选亚洲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副会长，来年任会长，至今仍为唯一的华裔会长。
1987年，先生致休，转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访问教授，并于1991年再休，闲居尔湾左近，再拓先秦思想、制度、宗教研究，致休二十余年，讲学笔耕不辍。先生毕生未仕，穷究国史，秉性狷介，不染迎合阿谀恶习；其《读史阅世六十年》足为后世立身治史借鉴。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简介：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可谓先生致休二十年研究之大成。先生初治近代英国农经史，再入明清人口财政史，最后总结上古中国农业文明起源；自十九世纪始，至纪元前五千年终，中国史学界尚无出其右者。
先生毕生“久久不跳进思想史”，认为“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
先生治学，自诩“扎硬寨、打死仗”，“攻坚”则以“考据”为先。以考据为功的思想史，不同于“当代大多数思想史家所关心的，往往仅是对古人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甚或‘出脱’及‘美化’，置两千年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深层意识的‘阻力’于不顾。”
冯友兰有云：“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穷究中国明清至上古农经制度，告诫后学“不画龙身，龙睛从何点起？”。“龙身”者，中国政经社会制度；“龙睛”者，中国文哲思想体系也。致休后，“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踏进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积四十年画“龙身”之学，点五千年中华“宗法基因”之“龙睛”，斯书可谓矣。
何炳棣先生
2012年初，何先生弃世，由于此前有过合作，何家人至“中研院”办理何先生追思会时，仍由我来翻译何可约写的纪念文，虽然现在译文已找不到了，但是我对何先生爱看纳达尔打网球的趣事，仍是印象深刻。
2013年，我经范毅军先生介绍，准备至上海交大历史系任教。在我赴上海之前，范先生对我说：我没什么礼物送你，就送你一份大功劳，让你去交大时脸上好看一点，现在何先生的藏书在加州，个人书信和档案要留给史语所，但是藏书让你处理，送给交大历史系。我一向熟悉国际货运业务，当时满口答应，但是没想到，这件事一直把我折腾到2016年底。
现在回想起，有三大难点：一、进口图书；二、付款；三、运回上海。
一、进口图书
我2013年10月到交大任职时，赠书事宜由蒋勤负责协调。我在2014年接手此事，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这批书已打包完毕，而且堆在栈板上，准备走海运到上海，但何家人以为是用进出口的方式运送（何家人是好意，邮寄海运实在太贵），所以就存放在仓库里，等着起重机搬运到货柜中。
为接收这批赠书，我们虽然也向上海市外事办申请了批件（2014年7月21日），当时窒碍难行之处是，上海交大不具备进口图书的资格，所以我建议找一家贸易公司代为进口。没有想到，图书进口是如此困难，我到处打电话询问，每家贸易公司都答复不能进口。不知打了多少电话，才有一家公司和我说，一定要去找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
我马上一通电话打给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接洽方告诉我需要哪些准备事项，而最大的问题是，需要一张书单。何家人说，不可能，没人愿意再把打包好的栈板上的大纸箱打开，但是我们可以把以前家父整理好的清单给你们。所以我就和蒋勤商量，根据何家人提供的清单，再找几个学生一起合作，整理一份书单，交给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
三周后，这份书单整理完成，我高兴地将之交给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结果，接洽方看过之后说：很多书不可能进口。我问：哪几本书你觉得有问题？对方举出几本中文书，我说：这些都是大陆出版的，出版都可以，怎么不能进口？他说：怎么可能，中国政府不可能允许出版这些书。我拍了一张出版页给他看，他沉默了一下，说：要进口可以，必须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进口的书籍一起抵达中国，要用空运。我问：难道你们的书都是空运进来的吗？他说：我们很重视进口图书的实时性，所以一定是空运。我当时听了，真是哑口无言。
之后，我与蒋勤、曹树基商量怎么办，因为空运真的很贵。三个栈板的空运价是根本不可能算清楚的，因为空运不按体积而是按重量来算，但是我以过去货运的经验预估，最多不会超过十万。曹先生认为，十万就十万，也不是很贵。这样一来，我的底气就足了，马上打电话给图书进出口公司：空运就空运，没问题！接洽方一听，问：你们的批文呢？我说：我们有上海市外事办的批文。接洽方就说：那没有用的，你要带着你的书单去北京申请批文，十天半个月批文也不会下来。我一听，顿时暴怒：你不早说，玩我两个月很好玩吗！
于是，我向蒋勤、曹先生建议：不管了，先运到台湾，我们再从台湾慢慢运回上海吧！
二、付款
一旦决定要运到台湾，就开始准备付款事宜。
当时要付两笔款项：一、从加州到台湾的运费；二、何家人的打包收藏费（3892.4美元）。第一笔钱，我打算让“中研院”史语所出。我打电话给史语所黄进兴所长和范先生说：我们实在找不出办法从加州直接运到上海，现在打算将所有书籍和信函（信函属于史语所）一起运到台湾，然后书籍寄放在史语所，我慢慢从台湾用愚公移山的方式搬回上海。黄所长概然允诺，此事他一力承担，地点、运费都没有问题。
但问题就出在何家人的打包收藏费。
何家人已经等不及了。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7月，书籍的储藏费一天天地增加，我们却一天天都没有回音。他们写来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信件，要求我方务必先把三千八百美金汇到货运仓储公司后，才同意放行书籍。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学校先把美元汇给何家人，我也不好意思再找黄进兴或范毅军去借钱，就和蒋勤、李玉尚商量，我们先凑点钱汇给何家人，蒋勤还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卖了。现金汇出之后，时隔大半年，学校终于把钱补给我们三人，李先生还因为汇差赚了一点！
三、运回上海
2015年底，两栈板的何先生藏书和一栈板信函抵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我开始想办法将这两栈板的书运到台湾。为了确保可以用邮寄（不是进出口）的方式运到上海，我向范毅军的地理信息科学专题研究中心团队提了一个很不近人情的要求，请他们把每本书的版权页拍给我，我需要编一份正确的书目，再重新打包，把书目附在纸箱外，寄到上海。这件事情，足足折腾了范毅军的团队长达四个月之久。
拿到版权页后，我一看，确实很多珍贵书籍和珍本，就和好朋友侯彦伯合计，将这些书用人力的方式运回来，然后把其他的书邮寄回来。所以从2015年12月开始，到2016年8月，我和侯彦伯回了台湾四次，每次两人都带了五十公斤的书回上海。运了两百公斤后，我找了几个学生（蔡诚、王铭彦、顾维方，徐盼），加上我和侯彦伯，打算在暑假搞定这件事。
重新打包后，共有八十箱书籍（每箱大约二十五公斤，我和侯彦伯还特意找了磅秤来称重）。暑假前一个月，我和侯彦伯把重新打包和贴书目的事全部搞定，又寄出了四十箱。最后一次，我和侯彦伯，加上王铭彦、顾维方和徐盼，把最后四十箱书搬到“中研院”邮局时，已经超过下午五点，邮局员工本来已打算下班，但是我再三向邮局员工保证，我们这些怪人不会再出现了，“中研院”邮局才让我们当天把这些书寄了出去。
2016年11月，每一箱书都安全送达上海交大人文学院，折磨我三年的何炳棣藏书捐赠事宜正式结束。时隔一年，我终于可以向各位述说这段曲折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