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后在中华民国海军舰队任职，位居少校。郑康祺回国后，先是成为当时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后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文革前的郑念住所在1957年，常年不断奔波劳累的郑康祺，不幸患癌症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郑念悲痛欲绝。所以姚念媛为纪念丈夫随之改名郑念，取思念之意。而她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郑念靠自己挣来的，她为此感到自豪。七年间，郑念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
作者 | 卢璐
来源 | 卢璐说 （公众号：lulu_blog)
迄今为止，我写了很多令我敬佩的女性，但是的确，近代时期的女性比较少，并不是这段时间没有杰出的女性，而是因为她们的资料和图片都太难找了。
之前我就写过一代歌后阮玲玉《被3段情逼到自杀，25岁最美女星，缺爱的女人终究会活成悲剧！l 沪上往事》（点击标题即可复习）
还有，被沈从文“唯一”爱过的女人——张兆和《旧城女神丨白富美因感动下嫁却被出轨，无爱的女人有多少悲凉？》（点击标题即可复习）
每次看到她们从模糊的照片里，穿着旗袍，婷婷袅袅地走出来，我总是许多感慨。
原来无论怎样的时代，总有让人无法忘记的奇女子，凭着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今天，我想要写的是一位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她是个长寿的人，94岁，所以她可以带着她的态度，给我们展示出她的时代。
郑念曾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名媛，很多人称她为中国版唐顿庄园大小姐，东方的超级名模奥利菲斯，又为什么呢？
余秋雨曾在《山居笔记》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
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而郑念的人生，大概就是为这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解。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28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民国北洋政府高官家庭，家世显赫。
她的祖父是清末大儒，有名的教育家，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后在中华民国海军舰队任职，位居少校。
出身书香门第的郑念，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她意识到即使身为女子，也要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在她小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学习英语，并且接受各种西方教育。在其他贵族小姐都在努力地梳妆打扮，纸迷金醉地周旋交际，或者处心积虑地想要博一门好差事的时候，郑念最喜欢的是读书。
她通过读书丰满了自己翱翔世界的羽翼，她安静、自律。当别人沉浸在纸醉金迷和无休无止的交际中时，郑念的手里却永远捧着一本书。
郑念天生丽质，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她，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
要知道，就连当年人人皆知的赵四小姐，也只登上过一次《北洋画报》。
清水芙蓉的郑念，引得一片官宦子弟无尽地追求，然而她丝毫不在意，对她来说，你们再有钱，却还是要拼爹的，我喜欢的是能力。
从小开明的思想和努力学习，让她成功考取了当时的国内最高学府——燕京大学，在1930年又远渡重洋，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
这就是典型的“明明可以靠颜值，偏偏靠才华”的例子。
在英国留学的期间，郑念遇到了一生的挚爱——郑康祺，而那一年，她刚好20岁，人生刚刚开始。
他们结婚后，郑康祺担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于是她陪着丈夫到悉尼长居，在1942年的时候，两人的爱情结晶终于降临，他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本来在国外的郑念夫妇，选择带着女儿一起回到上海，希望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郑康祺回国后，先是成为当时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后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在那个时候的上海，郑念夫妻靠自己的能力和资历，在上海把日子过成了诗。
他们生活在上海最华丽的，梧桐树下的老市区，即使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但他们一家人始终保持着优渥的生活方式。
太原路上那绿荫中半遮半掩的三层小洋楼，有仆人数名，专门的厨师、管家，而且国内外银行都有存款，活得精致优裕。
今天的太原路
他们的家里陈设着明清古董，郑念一直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出门有车接送，朋友也以外国人居多。
用当年在上海的，她的一个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
但可想而知，这种优雅也优越的生活，和当时的大环境与众不同，一路走下去，危机四伏。
文革前的郑念住所
在1957年，常年不断奔波劳累的郑康祺，不幸患癌症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郑念悲痛欲绝。所以姚念媛为纪念丈夫随之改名郑念，取思念之意。
但面对丈夫一生心血所创造的事业和还需要照顾的女儿，42岁的郑念独自扛下了生活的磨难，她进入上海担任壳牌石油公司，英国总经理的助理。
而且她并不仅仅是靠背景，更是靠能力，她把自己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拿到了同时代女性中岗位最高者。
无论外面的流行和风声，无论是中山装和列宁装的时代，郑念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依旧穿着旗袍。
郑念爱看书喝茶，她时常坐在阳台上的柳条藤椅上，或晒着午后暖暖的阳光或仰头凝视布满星斗的苍穹。
女儿梅萍则常会和朋友到家里来听唱片，朋友们都感叹她家布置得温馨舒适。
而她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郑念靠自己挣来的，她为此感到自豪。
本以为丈夫的离世，独自抚养女儿，就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事情了，但命运就是如此，永远不会按照正常的方向前进，老天爷总会给你来一些“小惊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郑念被裹挟着进入了这场历史风波的中心。
那时女儿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郑念本想带女儿一起去香港，避避风头。
可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因为郑念的留英学生身份，以及工作于外资企业，郑念沦为首批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把她定为“英国间谍”，随即抄了她的家，把她打为阶下囚。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她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噩梦。
她因家庭优越从小看的是英文书，吃的是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从不知人间愁苦。
而初到监狱，她惊异于世上竟有如此简陋肮脏之处，震惊之后，她不仅接受了，而且在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着这一切。
她会将原本就不多，甚至是吃不饱的米饭，每顿留有一些当浆糊用，将手纸一张一张地贴在沿床的墙面之上，这样她的被褥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弄脏。
郑念借扫帚打扫屋子，每天清洗自己，甚至在看守员嫌她麻烦时，振振有词地背出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使得看守员无言反驳。
她借来针线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就这样，她把狼狈不堪的狱中生活，过成了其他囚犯羡慕的“诗和远方”。
这期间她独自面对各种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
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和思念，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
“那时候我觉得，无论我受多大的苦，绝对不能做假供。假如做了假供，好好好，不要打扰我了，我承认自己是间谍，这个案子就结了。但以后谁来为我恢复名誉呢？”
这是郑念在监狱中每日每夜都会内心重复的话。如果真的就这样招供了，那间谍、汉奸的身份则会背上一辈子。她咬着牙，抬着头不屈服任何屈打成招的行为。
福楼拜有句话：“一个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一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也许对于郑念来说，就是如此。不论身处怎么样的逆境，她永远都把自己活得从容优雅，她从未像泼妇怨妇一般放声哭嚎，也从未自甘堕落，变得肮脏，她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
那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高贵，在她的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
狱中的人笑她穷讲究，落魄成这样还要什么气质；好心的人劝她表现得惨点儿，这样能引起看守的同情；而审讯人员见她这样，更是坚定了她“有罪”的想法。
可郑念从不在意，她有自己的恪守和信念，她不能也不想放弃自己，她还有牵挂，女儿还在等着她回家。
七年间，郑念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
那时，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
甚至弟弟来看她，劝她认罪，但她也坚决不从。
这段经历最让人震撼的，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不是那暗无天日的寂寞。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从她身上看到的更多是，她非凡的勇气、原则和智慧。
终于，1973年，郑念最终无罪释放，带着7年的牢狱生活和一身的疾病，重见天日。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年近花甲，体重从100斤降到70斤，可终究是摆脱了枷锁，活过来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噩耗在等着她。
当她回到家中之后，才知道，被她视若珍宝的女儿自杀了，就在郑念52岁的时候，入狱的第二年。
郑念女儿梅平
在监狱里无论被如何折磨都没流过眼泪的郑念，在知道女儿离世后，终于哭了出来。
她不相信像她一样热爱生活的女儿会自杀，痛哭之后，她一面积极治病，一面重新修缮住所，并动用一切关系追查女儿死亡的真相，后来才知道女儿被人活活打死扔下了楼。
郑念（右）和女儿（左）
女儿的真相弄明白了，郑念觉得孤身在这没有任何意义。
又是七年，1980年，65岁的郑念选择离开。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出国之前，把家中仅剩的文物全部捐赠于上海博物馆。
她选择远赴美国，独自度过晚年。适应性很强的郑念，在很短的时间里， 学会了超市购物，银行自动存取款，开车上高速。
她每天早晨，都会在花园里锻炼身体，和隔壁的邻居一起聊聊天，到上午十点她才返回书房，开始写作。
她独立生活，写书，参加演讲，资助青年学生。她即使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依然不失理智与信念，坚强地生活。
1987年，郑念把自身经历写成全英文版的小说《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文名《上海生死劫》），出版后引起了轰动。
事实上，这本书就是郑念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含泪写下来献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有人说：“这本书教育了西方读者整整三代”。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也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
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她用了笔名：郑念。既是纪念丈夫，也是纪念女儿。
而与其说，这是一部回忆录，不如说，这是她改写自己命运的记录，记录下一个真正高贵美丽的灵魂，记录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上海生死劫》出版之后，郑念受邀去各地参加演讲，然而这些演讲所讲的，并不是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资本活得更加滋润，而是将演讲的费用和多余的稿费，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留美的中国学生。
1988年在夏威夷演讲的时候，郑念将丈夫和女儿的骨灰洒在了太平洋——因为她相信太平洋与中国相邻，海水会将他们带回祖国。
郑念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对生活的高品质要求，她晚年居住在华盛顿一所自有公寓中，即使独自居住，家中也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都是书。
岁月剥夺了她的年轻貌美，但从未带走她的优雅高贵。
有人后来叙述与郑念的第一次见面时，这样说道：“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
她始终相信，一个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是自己的心态决定的。
希望自己过得像女王一般优雅，就必须得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件事。
她不把年龄当做借口，她总是说，你需要学习，为什么年龄会成为你的绊脚石？难道年龄不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吗？
只是生活中的她，要独自体味孤独。
“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是很苦很苦的。”晚年接受采访时，郑念这样说。
但郑念永不会向命运屈服，她总是“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90岁时，她活脱脱得像高贵的伊丽莎白女王，无视岁月的痕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偶尔去舞厅跳跳舞。
也会驱车前往郊区，感受旷野的自然风景，又或是和年轻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就这样，郑念独自一人在美国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在她生命的最美、最有意义的时刻，意外终究还是来了。
2009年，她因为洗澡时被热水烫伤，住进了医院，导致严重的细菌感染。在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知已经高龄的她情况不妙。
但她好像预料到了结果，依旧坚强且平静地回答道：“我活得也够多、够久了，我该回家了”。
最终同年的11月，郑念在美国华盛顿去世，走过了她坎坷而又充满回忆的94年人生。
郑念的一生可谓令人瞠目结舌，一波三折，充满着坎坷和磨难。
无论命运的波涛如何风卷云涌，郑念都以柔弱之躯永不低头，抗争到底，却也从容待之，温柔如水，她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高贵。
郑念教会我们认识，什么是成熟女人真正的优雅和美丽；又如何在纷杂的尘世中保持高洁的灵魂和高贵的仪态；以最柔软又最固执的姿态守着自己最坚强的底线不放弃。
她优雅、矜持，带有贵族的修养和柔韧，但她又极度清醒和固执。她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不轻信不狂热。
从她身上看到了中国贵族的一种精神与坚守。她所承受的苦难，令她更善良更完美。
年轻的美，让人留恋；年老的美，更有说服力。有些人的高贵止步于表面，还有一些人，让高贵融进了骨子里，不向生活低头的那股子劲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我想每一个知道她的故事，看到她照片的人，都会对岁月在她身上沉积下来的光晕，记忆深刻。
这才是真正的，不服输的，坚韧的，独立的，念念不忘的女性美。
卢璐：有两个女儿的留法服装硕士、作家，新书《和谁走过万水千山》，正在热卖。行走在东西方文化差异裂痕中间的，优雅女性自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