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的书（当代著名汉学家的11本书）

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关系是亚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的唯一动因。它偏离了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以至于专家们宣称这幅地图是伪造之物，尽管根据记录显示这幅地图确实是于1659年被辗转送到牛津的。这幅被称为“塞尔登地图”的珍贵文物由此成为待解之谜。

卜正民（Timothy Brook），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最重要学者。1951年生。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学院院长。

2007年7月赴牛津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觊觎权力：佛教与晚期明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等书，编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中国公民社会》、《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鸦片政权》、《民族行为：亚洲精英与民族身份认同》等著作。

中国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形成过程的不同，要求我们有一种相对的观点。中国国家超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力量限制国家发展为绝对权威的顽强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未能建立起迫使国家重新协定其权威的社团结构。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此时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在矛盾冲突中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作为在海外汉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卜正民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模式提出挑战，在大量方志材料的基础上尝试论证：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做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

（与巩涛、格力高利·布鲁合著）

1904年秋北京菜市口，犯人王维勤被公开处决，观者如堵。此后几个月，凌迟酷刑便从清帝国的法律体系中永久消失。被西方观察家称为“千刀万剐”和“活剐”的凌迟，是帝制中国惩治最严重犯罪的刑罚。本书可以看作是对凌迟所做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考察，是一部反透视、反常识、启迪人们广泛反思的重要著作。

战火纷飞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抛家舍业，更多窘困、迷茫的中国老百姓情愿留在故土。他们该如何选择？对于战时社会的逼仄，卜正民教授在书中感叹：“当一个点头便能置人于死地或使一个女人成为妓女，而一句恰当的话又可能使他们免于灾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经历、多么难于应付的情势啊！”日军来了，政府走了，留在原地的芸芸众生，设法应付，被迫做出让步和妥协。身处道德与求生的夹缝之间，地方头面人物、原来政府中的小职员或是平头百姓，似乎并没有太多转圜余地的差别。书中，卜正民教授以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座城市为研究对象，试图将一些长期隐秘于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勾勒出来。

“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他考察了战争阴云下普通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微妙而复杂的战时社会。

这本书本身有它漫长且复杂的历史。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视野上观照，针对欧洲与中国两方诠释中国的过程加以处理的原创构想，系承李约瑟。李约瑟以自己所致力之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业绩，来肯定中国对世界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文化的贡献。……在他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欧洲业已经历社会、经济以及知识的转化，而中国却并未发生这些转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物质生活组织所产生的诸种因素，而此乃当今学者才开始分辨出来的问题。

本书试图描述的知识轨迹：开始于欧洲的独特性，而终结于中国的特殊性……

本书的曲折之旅时，我们并不知道完成这趟旅程所需的漫长时间，以及在途中将产生的友情关系。

在16和17世纪的中国，佛教信徒和儒学士人广泛地活跃于地方寺院及其捐助活动中。随着士绅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帝国官僚机构需求的增长，许多人被阻挡在传统的儒家仁宦之途之外；但是显而易见的慈善事业可以在国家掌控的领域之外昭示精英的公共地位。由于积极卷入佛寺住持的资金筹集工程，士绅的赞助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佛教的公共机构。

本书首先讨论了佛教与明代理学的关系，佛教胜地旅游业的增长，以及慈善捐助的机制和动机，继之又分别考察了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迥异的三个县。作者依据中的充分史料，透辟地分析了当时佛教捐助的类型和社会后果。

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是很难想像的。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

随着全球化的爆炸性发展，民族国家似乎正面临衰退的命运。但《民族的构建》的作者们发现，这种“民族国家衰退论”更多代表着西方人的想法，而不是亚洲人的。对亚洲人而言，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的边界已经从很多方面被渗透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外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传教士的宗教劝导，在国外关税法则管理下的大规模贸易和对外国文化的追捧。这些力量既渗透了也勾画着国家边界线，它所形成的疆域正是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地理空间。亚洲民族的现代史与全球化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且这还远未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关系是亚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的唯一动因。民族大业的兴起，往往与亚洲内部的张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亚洲与西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体系也许推动了争取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斗争，但并没有设定这些斗争的结果。

卜正民将体制与意识的综合考察作为本书史论结合的主线，文中十八篇文章组成一段以鸦片为核心的连贯历史。勾勒了跨越一百三十年，焦点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影响下的东亚地区的鸦片贸易。

第一部分介绍了十九世纪鸦片贸易的基础；第二部分考察鸦片在中国如何被分运和消耗；第三部分研究国家与地方努力控制鸦片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政府的统一与权力渗透；第四部分分析日本利用鸦片对现有鸦片政权的冲击。

本书系1995年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亚太研究联合中心举办的“中国公民社会”讨论会论文汇编，兼学理研究及个案分析，涵盖政治科学、历史、教育、宗教等诸多学术领域。一批北美顶尖的“中国学”学者相聚探讨“公民社会”概念在中国学研究中的有效性及其限度，进而重新思考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各种可能性。

各位作者并非把持现成的西方“公民社会”尺度来裁判和论断中国，而用历史比较学的眼光，平等对待欧洲和中国的历史经验，尝试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与社会模式。他们迥异的学科背景、理论立场和研究路径，为本书带来了可贵的多样性与开放性。本书呈现的研究范式将打开一些缺口，为观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

2009年，一幅罕见的中国地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这幅地图被人们遗忘在图书馆浩瀚的文献中近几个世纪，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的一幅地图。它偏离了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以至于专家们宣称这幅地图是伪造之物，尽管根据记录显示这幅地图确实是于1659年被辗转送到牛津的。

这幅被称为“塞尔登地图”的珍贵文物由此成为待解之谜。究竟是谁绘制了这样一幅地图？它又是怎样远渡重洋，并在数百前被西方人解读的？卜正民通过大胆的猜想与详尽的考证，为我们揭示出藏在这幅地图的惊人秘密。

《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以一幅沉睡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古代中国地图为引子，从历史、地理、文字、法律和科学技术的角度，描述了400年前东亚地区海上贸易的盛况，以及其留给后世的深远影响和未解之谜。本书为面向一般大众的非虚构类历史、地理读物。

《纵乐的困惑》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也是海外汉学的经典之作，曾获得2000年的列文森奖。

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明初朱元璋为小国寡民之乡一手打造的通讯网络，成了商业世界赖以成长的奠基石。人们追逐着时尚，享 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真金白银，换作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在明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金钱似乎成了唯一的筹码，旧有的社会身份乃至道德的界线，都模糊得让人困惑。

卜正民凭借他那高超的叙事技巧，把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种人物及其故事串联成一幅幅生动的社会世相，同时保有学术写作的严谨与深刻，对明代文化、社会的洞见仍令人有所启发。

《维米尔的帽子》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作者通过七幅油画、一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探寻其背后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在看似无关的普通器物中，看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兴盛的跨洋贸易，看到军官的毡帽里隐藏有寻找中国之路的热情，看到一条由欧美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之河、烟叶数十年间便风靡世界各地。

17世纪的人们，依托航海技术的发展，跳脱出囚困自己的周遭，想象并追寻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们赌上故乡，奔赴各地，将世界连为一体。一些普通人也被贸易旋风吹起，撒落到异国他乡。世界曾经孤立的的地区被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这个变革没有人预测得到，也无人能够扭转。四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对此恍若相识。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五卷。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别出心裁，从气候这一环境史角度讲述元明帝国的发展与兴衰，凸显出这一时代的两大特征：蒙古征服后东亚大陆的新型政治秩序与环境变迁带来的社会生存困境，进而呈现出中国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同时，他还探讨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复杂性和商业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新颖的视角，精致的结构，久已被忽略的生动细节，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堪称近年来元明史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史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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