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是哪里的方言?
不晓得是哪里的方言?我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老家在咸阳市泾阳县，成语“泾渭分明”说的就是我们泾阳县的泾河与渭河水合流后水的颜色界限分明从小，我说的都是陕西方言，以为天下大家都是这么说话的，看了在村上放映的外国电影，更是认为大家都说的是中国话1989年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大学，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这时候发现大家必须说普通话，要不然无法交流我记得，大家对陕西话特感兴趣，学的最快的一句话是“我（è）知不道”（我不知道）再一个是大家在床头“贴”了一些明星照或宣传画，陕西人不说“贴”而说“biā(有的方言不符合汉语拼音规则)”，后来每天晚上有人喊“biā灯”睡觉1989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来到了一大型央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时期从天津大城市搬迁到陕西兴平，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天津、北京、上海以及东北的人比较多，一直到了他们的二代或三代人，大家在厂里都讲普通话，只是很少的时候或场合有陕西人讲陕西话，所以我也基本上一致讲普通话，最后造成了我说普通话夹杂个别陕西方言，说陕西话也变成了陕西话加普通话的“醋溜普通话”刚上班时，在单身宿舍基本上住的都是陕西本地人在一次下象棋时，有个同事喊“吃车吃车”，我再仔细看了看，哪有“吃车”的棋最后搞明白了，他说的是“出车”这位同事兴平县（现在兴平市）人，我是泾阳县人，都属于咸阳市管辖，同样说陕西话，还是存在“大同小异”其实，方言在十里八乡差异是很大的我老家是泾阳县扫宋公社（后来变成扫宋乡、再后来并到云阳镇），东边是云阳公社（现在是云阳镇），西边是桥底公社（现在是桥底镇）小时候去我二姨家，我们说去东安（即东边的，就像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民族实际说的是从东边来的民族）姨家，到她家后马上给客人“倒汤”，我就在想哈没吃饭哩咋给人和（huō）汤（喝汤）原来他们把“倒水”叫“倒汤”我们家有姐弟姊妹五个，我三个哥一个姐，我姐排行老二1975年的时候，我大哥结婚了，我当时是八岁从我大嫂进我家门起，我们姐弟四人都把大嫂叫姐（dié），有时她们不在场的时候我母亲不知道我说的我姐还是我大嫂，我干脆就大姐二姐来区分随后，村上其他人家也效仿我们，不再叫嫂子了，全改为叫姐（dié）通过我大嫂，我了解了她们桥底公社的一些称呼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譬如，我们把亲弟兄叫“哥（gé）”，把姐夫叫“哥（gè）”，他们全都叫“哥（gè）”我们叫“姐（dié）”，她们叫“姐（diè）”我们叫“姑（gú）”，比父亲大的叫“姑妈（gūmá）”，她们不分大小都叫“姑（gù）”后来，我注意观察了我们村上，发现一些称呼也不同大多是把父亲叫“大（dá）”，有个别叫“爸爸（bābā）”、“伯（bèi）”把父亲叫“大(dá)”，比父亲大的叫“伯（bèi）”，比父亲小的叫“爸爸（bābā）”我们家有一个不同别人家的现象，我父亲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堂兄是老大，我们把老大叫“伯（bèi）”，把四个亲弟兄的老大叫“伯（béi）”，把老二叫“三伯（béi）”，把比我父亲小的老四叫“爸”（bá）在我们村，有几户人家和我家一样，把父亲叫“大（dá）”，把母亲叫“奶（nài）”我大表哥家的孩子，把父亲叫“伯（bèi）”，把母亲叫“妈（má）”有一户人家家里五个孩子，前边三个孩子和我家叫法一样，后边两个孩子，则和村上百分之把八十的家庭一样，将父母分别叫“大（dá）”、“妈（má）”上世纪八十年带，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变化，大家思想也比较慢慢开放了，直到现在，我们村上把父母都分别叫“爸（bā）”、“妈（má）”如果你干活慢、不利索，家里人会让你“别木囊()béi mū nang”、“克立马擦(kē lī mā cā)”，意思说让你快点，别磨蹭了现在已经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小时候听过了一段对话，拿现在说是一个段子，两个人对话，甲：“你能撒气呀(nì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乌达气呀（è dāo wū dā qī ya）”，甲：“你到乌达能撒气呀(nì dāo wū dā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乌达能个撒气（è dāo wū dā nèng sā qi）”意思说你干啥去？我到那边去你到那边干啥？我到那边有点事我们把头叫“撒（sá）”，把额部叫“恩楼（èn lu）”，上医院医生问“你啥痛？”，回答说“我撒(è sá)疼”，除非是陕西的医生，要不然真不知道你哪痛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都在慢慢的变化近几年，有一些文化学者提出保护乡村文化，我觉得是很好的建议，但如何保护、谁去保护？就像现在农村年轻人都往城市跑，留下老年人在村子，村上的风俗习惯、风俗文化，还有这些方言如何保护？值得我们深思，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不晓得是哪里的方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不晓得是哪里的方言
我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老家在咸阳市泾阳县，成语“泾渭分明”说的就是我们泾阳县的泾河与渭河水合流后水的颜色界限分明。从小，我说的都是陕西方言，以为天下大家都是这么说话的，看了在村上放映的外国电影，更是认为大家都说的是中国话。1989年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大学，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这时候发现大家必须说普通话，要不然无法交流。我记得，大家对陕西话特感兴趣，学的最快的一句话是“我（è）知不道”（我不知道）。再一个是大家在床头“贴”了一些明星照或宣传画，陕西人不说“贴”而说“biā(有的方言不符合汉语拼音规则)”，后来每天晚上有人喊“biā灯”睡觉。1989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来到了一大型央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时期从天津大城市搬迁到陕西兴平，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天津、北京、上海以及东北的人比较多，一直到了他们的二代或三代人，大家在厂里都讲普通话，只是很少的时候或场合有陕西人讲陕西话，所以我也基本上一致讲普通话，最后造成了我说普通话夹杂个别陕西方言，说陕西话也变成了陕西话加普通话的“醋溜普通话”。刚上班时，在单身宿舍基本上住的都是陕西本地人。在一次下象棋时，有个同事喊“吃车吃车”，我再仔细看了看，哪有“吃车”的棋。最后搞明白了，他说的是“出车”。这位同事兴平县（现在兴平市）人，我是泾阳县人，都属于咸阳市管辖，同样说陕西话，还是存在“大同小异”。其实，方言在十里八乡差异是很大的。我老家是泾阳县扫宋公社（后来变成扫宋乡、再后来并到云阳镇），东边是云阳公社（现在是云阳镇），西边是桥底公社（现在是桥底镇）。小时候去我二姨家，我们说去东安（即东边的，就像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民族实际说的是从东边来的民族）姨家，到她家后马上给客人“倒汤”，我就在想哈没吃饭哩咋给人和（huō）汤（喝汤）。原来他们把“倒水”叫“倒汤”。我们家有姐弟姊妹五个，我三个哥一个姐，我姐排行老二。1975年的时候，我大哥结婚了，我当时是八岁。从我大嫂进我家门起，我们姐弟四人都把大嫂叫姐（dié），有时她们不在场的时候我母亲不知道我说的我姐还是我大嫂，我干脆就大姐二姐来区分。随后，村上其他人家也效仿我们，不再叫嫂子了，全改为叫姐（dié）。通过我大嫂，我了解了她们桥底公社的一些称呼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譬如，我们把亲弟兄叫“哥（gé）”，把姐夫叫“哥（gè）”，他们全都叫“哥（gè）”。我们叫“姐（dié）”，她们叫“姐（diè）”。我们叫“姑（gú）”，比父亲大的叫“姑妈（gūmá）”，她们不分大小都叫“姑（gù）”。后来，我注意观察了我们村上，发现一些称呼也不同。大多是把父亲叫“大（dá）”，有个别叫“爸爸（bābā）”、“伯（bèi）”。把父亲叫“大(dá)”，比父亲大的叫“伯（bèi）”，比父亲小的叫“爸爸（bābā）”。我们家有一个不同别人家的现象，我父亲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堂兄是老大，我们把老大叫“伯（bèi）”，把四个亲弟兄的老大叫“伯（béi）”，把老二叫“三伯（béi）”，把比我父亲小的老四叫“爸”（bá）。在我们村，有几户人家和我家一样，把父亲叫“大（dá）”，把母亲叫“奶（nài）”。我大表哥家的孩子，把父亲叫“伯（bèi）”，把母亲叫“妈（má）”。有一户人家家里五个孩子，前边三个孩子和我家叫法一样，后边两个孩子，则和村上百分之把八十的家庭一样，将父母分别叫“大（dá）”、“妈（má）”。上世纪八十年带，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变化，大家思想也比较慢慢开放了，直到现在，我们村上把父母都分别叫“爸（bā）”、“妈（má）”。如果你干活慢、不利索，家里人会让你“别木囊()béi mū nang”、“克立马擦(kē lī mā cā)”，意思说让你快点，别磨蹭了。现在已经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小时候听过了一段对话，拿现在说是一个段子，两个人对话，甲：“你能撒气呀(nì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乌达气呀（è dāo wū dā qī ya）！”，甲：“你到乌达能撒气呀(nì dāo wū dā nēng sā qī ya)？“，乙：“我到乌达能个撒气（è dāo wū dā nèng sā qi）！”。意思说你干啥去？我到那边去。你到那边干啥？我到那边有点事。我们把头叫“撒（sá）”，把额部叫“恩楼（èn lu）”，上医院医生问“你啥痛？”，回答说“我撒(è sá)疼”，除非是陕西的医生，要不然真不知道你哪痛。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都在慢慢的变化。近几年，有一些文化学者提出保护乡村文化，我觉得是很好的建议，但如何保护、谁去保护？就像现在农村年轻人都往城市跑，留下老年人在村子，村上的风俗习惯、风俗文化，还有这些方言如何保护？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