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骑行寻子路，郭刚堂没有找到儿子郭振，却替7个家庭找到了被拐的孩子。但是到了1997年9月，郭刚堂的生活就被彻底撕裂了。这是郭刚堂在二十年寻子路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和切身体会。2017年初，郭刚堂又出发了，除了继续寻找儿子郭振以外，他准备一路收集失踪孩子的信息，跟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见面。2018年，郭刚堂成为山东省“百姓宣讲员”，并入选“聊城好人年度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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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教育，首先你得有个孩子。
对于郭刚堂来说，9月21日是个撕心裂肺的日子，在1997年，他年仅2岁的儿子被人拐走，彻底打乱了27岁郭刚堂的生活。
从此他骑着摩托车，绑着寻子信息的旗子，一找就是二十年。
我一定要找到孩子那一天的下午6点，已经结婚三年的郭刚堂忙着开拖拉机搞运输，那天他赚了几十元特别高兴，可是回家的时候却看到门口围满了人。“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是不是我小子出意外了，这时一位老人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郭振被人贩子拐走了，要我不要担心，先想办法赶紧找孩子。”
可是怎么找呢？郭刚堂跪在土里给在场的乡亲们磕头，所有人都哭了；当天晚上有500多人，三人一组到附近的路口、汽车站和货车站去找；乡亲们还凑了5万块钱让郭刚堂去找孩子，可是不管怎么找，郭振就是不见踪影。
两年后，花光了所有积蓄又借了20多万的郭刚堂，还是没有找到儿子，心里极度绝望，“在最抗不过去的时候，想过让汽车撞死自己，这样可以拿几万块去还债。”
“但是我死了，我的孩子，还有谁会去找呢？如果他在外面受苦怎么办呢?，没有一点希望，大家借这么多钱给我，不就是让我找到孩子吗？”到了1999年，郭刚堂决定一个人出去，开始寻找郭振的旅程，“我们大人可以选择绝望或者坚强，但孩子只能等待，等待父亲的出现，等待父亲来带他回家，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孩子。”
从1999年底开始，郭刚堂骑着摩托车，10年间跑了30多个省，40万公里路，报废了9辆摩托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寻找儿子。看到和儿子差不多年龄的男孩，他就多看两眼，“我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但也是个没办法的办法。”每年出门的时候，郭刚堂的摩托车上都装着两米高的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媳妇做的葫芦烙画，当做他出门寻子的盘缠。
“这些年在路上，认识了几十万人，其中有太多的好心人；这些年骑的摩托车，有好几辆都是别人送的；他们买了小车，摩托车不骑了，就给我。在深圳，摩托车车友给我检修了摩托车还给我换了齿轮，怎么给他钱都不要；离开的时候，还送了200公里，他怕我从深圳出来会迷路。”郭刚堂还说：“我这么些年，一个人在路上孤独地行走，其中有几十次好像是发现了孩子踪影，但探究下去，几十次希望变成了几十次失望，如果不是一直有好心人鼓励我，我真的很难坚持。”
十年的骑行寻子路，郭刚堂没有找到儿子郭振，却替7个家庭找到了被拐的孩子。
那是我最美好的时光郭刚堂曾经是村子里最能干的青年，在上世纪90年代，一天就能赚一百块钱，他年轻时喜欢热闹，也喜欢唱歌，有一次歌舞团下乡表演，才十几岁的他就站在台下叫板说：“你唱得还不如我唱得好。”别人不信，他就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台下人全都鼓掌，连歌舞团老板也想把他挖走。
他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被媒人安排着见了一面，脸都没记清就结了婚。
郭刚堂喜欢说，妻子喜欢听，夫妻俩经常会彻夜长谈。他们结婚没多久，儿子郭振就出生了，那时郭刚堂在外面开拖拉机，妻子在家里种地；他还想着在聊城河边包下一块地，打造一个特色旅游区。郭刚堂说，“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但是到了1997年9月，郭刚堂的生活就被彻底撕裂了。
孩子刚丢的时候，郭刚堂慌乱而焦灼，恨不得不吃不喝去全世界找。“如果是现在，我绝对不会像当初那样找孩子。我会先安慰家人，再配合职能部门，组建亲友团，然后利用网络和公益组织的力量，一起找孩子。”这是郭刚堂在二十年寻子路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和切身体会。
每次出门的时候，妻子都会目送着他离开，而郭刚堂只是带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装满寻人启事的黑色挎包，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
2015年，以他为原型，由刘德华主演的《失孤》上映；电影一开场，看到刘德华扮演的雷泽宽趴在摩托车上睡觉时，满脸沧桑和疲惫不堪的画面，郭刚堂忍不住起身，坐在观影厅旁的台阶上，咬着手指无声痛哭起来。
《失孤》改编自他的故事，大部分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在路上遭遇车祸，被人欺凌；在路上撕下其他失踪孩子的寻人启事；而且每到一个城市和乡镇，他都会去中心地带摆出照片，散发寻子的传单。和电影中的雷泽宽一样，他也有个小本子，记录着漫漫寻子路上所有陌生人对他的资助。
我们情同兄弟姐妹“我不是想放弃找孩子这件事情，而是放弃我自己。你说这个事，我只要活着一天，谁做父母不会想自己的孩子，是吧？”想起最绝望的时刻，郭刚堂不无感慨地说。
郭刚堂出门找儿子，整个家里就只能靠着妻子。
郭刚堂的妻子做着两份工：白天是保姆，每个月收入一千多；晚上还要到饭店打另一份工。她常年精神衰弱，直到现在，也经常整晚睡不着觉。
他们后来有了小儿子郭伟，“长得就像是郭振的翻版”。可是孩子大了，吃喝上学都要花钱，妻子感到压力很大：“你愿意干什么事业就干什么事业去，我现在过日子还喘不过气来呢。”
2016年底，郭刚堂开通了网络直播，每天见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讲述一个被拐孩子信息，每次都有几千人观看。
2017年初，郭刚堂又出发了，除了继续寻找儿子郭振以外，他准备一路收集失踪孩子的信息，跟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见面。但是妻子忽然说不愿意让他去，她想让郭刚堂多照顾家里的孩子；文化水平不高的她，陪小儿子郭伟写作业感到很吃力，尤其是英语。
“她毕竟是个家庭妇女，面对的就是家里的锅碗瓢盆。”郭刚堂说：“束缚着我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大网，我这一辈子不可能从里面逃脱出来。”
在寻子路上学会了上网，并且对网络越来越依赖的郭刚堂，借助寻子协会、网络和直播的力量，想要更有效地寻找儿子郭振，同时帮助所有丢失孩子的家长建立数据库，互相沟通信息。
他感到很累，而且这种疲惫感包围他已经很久了。每当有关于他的电视节目播出后，就有很多人打电话找他，大多数都是丢了小孩的家长；他太忙了，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接电话。
“全国各地的，你要听各种不一样的语言。有的方言你听不懂，你就要努力地听。”有时候他甚至感觉自己像个垃圾桶，承受了全国各地前来寻求帮助家庭的负面情绪。
“我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整天就是接电话、回信息，就搞这些东西了。我自己也承受不了，我没有排泄的地方。但是我就像他们的一个主心骨，我要是停下来，他们也会有失落感，而且我们情同兄弟姐妹。”
郭刚堂说：“我一辈子都不会从这件事里出来，肯定会干一辈子。”
不是我家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从1999年开始，郭刚堂的漫漫寻子路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但是他的线索只有一个：儿子的左脚上有一块小烫疤。坚韧而执着的郭刚堂，就凭着这一条线索“大海捞针”。
他的儿子郭振，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的城乡结合部被拐走的，可是直到村子拆迁，儿子还是没有找回来。
如今的郭刚堂每天五六点起床，然后花一个小时在河边漫步，听一会付费广播，“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细化，总感觉自己的能力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差得太远太远，也要补充一点东西。”打理完协会的事情，到了晚上郭刚堂就尽量待在家里，“毕竟父母都快80岁了，而且可能年龄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进了家都不想出去。”
从2016年到现在，通过网络平台和寻子协会的力量，郭刚堂找到了360多个疑似郭振的孩子，他都做了编号，然后跟大多数孩子做了DNA检测，结果都不是。后来他把这些数据全部交给了公安数据库，“不是我家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2018年，郭刚堂成为山东省“百姓宣讲员”，并入选“聊城好人年度十大人物”。
《失孤》的导演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却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而这张答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二十年以来，郭刚堂始终天南海北地寻找着儿子，但是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很喜欢听身后的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这让他感到自己和儿子在一起。
在电影里，刘德华扮演的雷泽宽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也是郭刚堂的原话。
当你的孩子年幼的时候，最好的教育不是打骂责罚，也不是三字经弟子规，更不是夸奖赞誉，而是紧紧地拉着他的小手。如果你有其他想法，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