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祥之鸟。也就是这一年，贾谊被重新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正是因为两人的重大影响和他们与湖湘大地的深厚渊源，湖湘大地被称为“屈贾之乡”，贾谊被叫做“贾长沙”。可见，屈原作《离骚》主要在于传达心中强烈而浓郁的忧患意识。感事伤时的忧患意识使屈原持有相当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自觉性。
贾谊和屈原异同之处?文|杨文兰 毛泽东曾有诗云：“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这里的“屈贾”说的是战国屈原和汉代贾谊毛泽东对屈原、贾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仰慕屈原的才志与人品，以“曲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赞屈原;他感叹贾谊的才华和命运，以“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评贾谊 ，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贾谊和屈原异同之处?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贾谊和屈原异同之处
文|杨文兰
毛泽东曾有诗云：“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这里的“屈贾”说的是战国屈原和汉代贾谊。毛泽东对屈原、贾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仰慕屈原的才志与人品，以“曲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赞屈原;他感叹贾谊的才华和命运，以“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评贾谊。
屈原与贾谊不仅是开启百代的诗人、辞赋家，同时也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们的惊世才华、高贵品质和忧患情怀，赢得了后人对他们无限的尊敬与同情，成为后世学人永远怀念与歌颂的对象。
屈贾与湖南的渊源深厚
湖南，在先秦时期属于楚国的领地。屈原、贾谊虽然不是楚人，但他们都是被贬谪到湖湘的文人骚客，他们在湖南停留、任职、生活、写作。可以说，湖南是屈贾心系天下万民、求索国家前途之方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精神得以安顿、人格臻于完善的地方。
沿着屈原的著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探寻到他在湖湘大地纵情山水、寻觅理想的足迹:洞庭湖流域、湘水流域、沅水流域、南岳衡山……这片土地上广为流传着这位忧伤的灵魂飘过的故事。
“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入溆浦……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具体来说，屈原的流放、流浪和采风的路线大体是:自郢都沿长江东下，至安徽陵阳居九年，又溯江西上，至夏浦、鄂渚，上沅、湘，入辰阳、溆浦，在溆浦度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兵进攻楚巫郡、黔中(溆浦属黔中)，屈原不得不离溆浦，顺沅湘而下，至长沙，后自沉汨罗江。
在湖湘大地，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爱楚之心不移，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潜心文学修炼，大力传播楚文化。
南楚湖湘巫文化对屈赋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陈蒲清在《南楚巫歌化伟辞》中认为，屈原放逐后深入民间,了解南楚的祀神歌舞,大胆地展开学习、模仿、创作:首先是通过搜集加工,在原有祀神歌词中渗透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加工、润色而成《九歌》和《天问》;其次是利用这种艺术体裁抒发自己的感受,缘事而作成《九章》;最后是自铸伟辞以总结自己的一生,写出震烁今古、惊采绝艳的杰出抒情长诗《离骚》。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作品是湖湘巫歌的美学升华。
屈原记述了不少湖湘的风土人情。“余处幽箕兮终不见天”说的是汨罗玉笥山的玉竹，“磊石兮葛蔓蔓”写的是磊石山的地貌，还有洞庭湖泽及山皋的香花恶草、香木臭木在屈原的作品中经常可见。除了风土，先秦时代的湖湘人情也跃然纸上。当时汨罗盛行女巫扮男觋主持祭祀，如《离骚》“女媭之蝉媛兮”的“女媭”就是扮觋的女巫。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
有不少湖湘方音、方言被屈原熔铸在他的诗篇中。毛浦先《从汨罗江方音看楚辞创作地》一文对屈原作品进行了研究。他对楚辞中属于古今读音明显不同的144字，以汨罗江方音与楚辞古韵构拟音读法相同或相近的进行了对比,发现读音基本相同的10字,相近的33字,共计43字,占144字的30%;在这43字中,完全为汨罗江方音独有读音的26个,占到60%。说明屈原在诗歌里运用了汨罗江方音入韵，甚至可以认定，楚辞的入韵读音是以古汨罗楚音为依据的。
屈原自沉汨罗江一百多年后，也就是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年仅24岁的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怀着忧郁的心情，一路风尘来到湘江之滨。秋风瑟瑟，烟雨锁江。贾谊伫立在江边，心境晦暗潮湿，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在脑海中展现开来。
此时，贾谊感同身受，心神遇合，百感交集：历史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自己所景仰的爱国诗人屈原，满怀一腔忠诚，满腹才华，却报国无门，屡遭迫害，最后落得自沉汨罗的结果。今天，同样的命运不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进入朝廷刚刚两年，本以为可以尽展平生才华和抱负，孰料遭受庸臣排挤被放逐。贾谊满怀一腔悲愤不平之气，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投书江水之中以吊。
在长沙，贾谊深入反思周勃被捕系狱的前因后果，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深刻剖析“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的危害，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下令禁止。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猫头鹰飞入他的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祥之鸟。贾谊被贬居长沙后，因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也就是这一年，贾谊被重新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
正是因为两人平生都正道直行、忧谗畏讥、从容辞令、遭遇相似，司马迁所著《史记》将屈原、贾谊二人合传，名曰《屈原贾生列传》。正是因为两人的重大影响和他们与湖湘大地的深厚渊源，湖湘大地被称为“屈贾之乡”，贾谊被叫做“贾长沙”。
屈贾忧患意识一脉相承
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的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它是观察与思考的升华,是理智与情感的融通,是理想与现实的冲撞,是觉醒与未悟的枘凿。这种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是促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动力源。
从屈原、贾谊的人生轨迹和字里行间，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两人都深怀忧国忧民之心，忧患意识一脉相承。他们两人都自觉地将自己与其所属的国家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秉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其政治抱负不被见用而遭放逐的困境下，他们念兹在兹的仍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国家民族，所生发的忧虑、忧患始终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百姓生存状况的不尽忧思与高度关注。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作者经历和思想的回顾与总结。正如司马迁所言“离骚者，尤离忧也”，班固所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钱钟书所道“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儿遁避之，与愁告别”。可见，屈原作《离骚》主要在于传达心中强烈而浓郁的忧患意识。
忧君爱国：“恐美人之迟暮”。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他忧心忡忡、为楚王操尽了心，在诗中屈原可谓是道尽了心曲。“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指楚王)之迟暮。不扶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这是屈原感叹时间易逝向楚王发出的责问。世俗是一座熔炉。在屈原看来众多人才的萎绝不值得哀伤，最令他感到悲恸的是他们不能保持自身高洁，心中悲愤之感愈加浓郁。
忧生之嗟：“哀朕时之不当”。诗歌开头诗人就从自己的宗祖、生辰、名字等方面说明自己不平凡的身世，告诫自己要加紧提升自身才能，以解国君忧患，安定社稷。人生易老天难老。《离骚》明显地流露出了屈原对岁月更替、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感慨和恐惧。感事伤时的忧患意识使屈原持有相当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自觉性。“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诗人进不被用，退而修德，希望君王有朝一日能够醒悟重用自己，这是诗人怀才不遇的心理安慰。
忧患升华：“上下而求索”。屈原不断完善自我，以辅佐君王，但君王的昏庸，小人的嫉妒，使他满腔的报国热情无处施展。即使诗人一再表达忧君爱国的思想，换来的却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的不信任，“謇朝谇而夕替”的疏远，更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的党人的嫉妒迫害。现实使他绝望、彷徨，看不到一丝的光明。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女嬃也在埋怨他。于是他转向虚境，去“求女”“神游”，开始了镜花水月的探索，以此明心中所忧。诗人在虚境中所探寻的，和他在现实中追寻的几乎相同。这种内容上复沓的形式，使诗人的“忧君爱国”与“忧生之嗟”的忧患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
作为一曲愁肠百结的咏叹调，《离骚》展现出的是一种深广的忧愤和伟大的悲剧。对于屈原而言，自身构想的理想社会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强烈冲突，产生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情感，因此，才有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誓言。
贾谊之忧患意识则与屈原一脉相承。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国家发展前途和人民疾苦的忧患，也有着对自己怀才不遇、想为国效力而不能的忧己情怀。
作为汉初士人，贾谊敏锐地洞察到了新建汉王朝的问题所在，以政治家的眼光，深谋远虑。比如在《上疏陈政事》中向皇帝痛陈“天下之势方病大瘇”“天下之势方倒县”的社会现状，这种忧君意识深为后世所钦佩。又如在《论积贮疏》中，针对汉初民不聊生的现状，以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提出论积贮的主张，凸显出其忧国忧民意识。以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开篇，直指民生问题，“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更进一步指出粮食的富足对于百姓的重要性。然而，当今百姓的生活状况是“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从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得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结论。作为文学家兼政治家的贾谊，充满着为君谋划的思想，同时也在为民请命，请求当权者不要“背本而趋末”，“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达到“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的天下富庶的目标。文帝深受感动，“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这种深切的忧民意识与皇帝忧国忧民的意识相吻合，开始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有了为后世所称道的“文景之治”。
屈贾引领湖湘儿女奋勇前行
屈原、贾谊是湖湘文化最早的双重奏，湖南人民对于他们具有特别的感情。作为屈贾“后代”，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们，追寻他们在湘足迹，各类名胜古迹遍及湖湘。
据晋代《拾遗记》记载：“楚人为之立祠，汉之犹存。”说的就是屈原死后不久，便修建了庙宇;到汉代便有了刻碑记事。唐代建三闾大夫屈原祠，五代时封屈原为昭灵侯，元代加封为忠洁清烈公，庙以封名称之。明万历年间，在贾谊祠内增祀屈原，所以又有“屈贾祠”之名。嘉庆年间，在今湖南大学知新村内另建屈子祠，太傅里从此专祀贾谊。光绪年间，粮道夏献云大修贾谊祠，形成典型园林建筑群。目前，全国纪念屈原的遗迹共有74处，其中湖南65处;流传汨罗一带关于屈原的故事多达33个，真切地表达了世代湖南人民对政治家的鲜明要求,深深地体现了湖南人民爱国惜贤、不畏权势、支持正义、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优良传统和行为准则。
屈贾忧患意识犹如一道精神血脉，千百年来在湖湘大地代代相传，亦如文化基因在文化递嬗和社会演化中不断传承发展，从而使湖湘文化生成一种一以贯之的伦理气质、源远流长的伦理精神。
从两宋以张拭、吴猎、赵方为代表的第一个人才群体开始，在清嘉道年间、咸同年间、光绪年间、清末民国初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湘军政人才群体不断涌现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屈贾的影响明显可见。
北宋时期，范仲淹作的《岳阳楼记》进一步拱卫了湖湘文化的这一精神血脉。范仲淹虽然不一定到过湖湘大地，但是他对湖湘大地生发和传延的屈贾忧患意识却有着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认同。《岳阳楼记》继承并光大了屈原、贾谊的爱国忧思，而其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观念与忧乐情怀则成为湖湘文化历史的坐标和涌动的潮流，将屈贾忧国忧民的心结上升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崇高境界。南宋时,在汉文化主导地位迅速衰微的情势下,屈贾精神在朱熹的伦理学阐释中再次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抗金救亡的精神旗帜,甚至屈原自沉的行为也蒙上了为君国殉难的悲壮色彩。深受屈贾精神浸润的湖湘子弟出师岳麓,在中部战区和谭州(长沙)与汹涌南下的金兵展开血战,直至大部壮烈牺牲。
在民族外患加剧之时,湖湘子弟不仅生于“屈贾之乡”的意识更加强烈,而且在危亡关头献身独立与主权的热情更加高涨。在仿屈辞之作《九昭》序中,王夫之直叙“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坦承自己是屈子后人。在《湖南少年歌》中,清末民初的弄潮儿杨度径直把“屈贾之乡”“作为湖南人文精神的渊薮来感召天下湘人”。而且,在民族危亡的清末民初,湖湘志士的“屈贾情结”迅即升华为“反对殖民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爱国精神,神奇地支撑着为晚清力挽狂澜的主力军团和“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的现代神话。至此,以天下为己任,为强国保种不惜牺牲生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逐步成为湖南士人的普遍心态”。在“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亡国关头,屈贾传人谭嗣同发出了“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的豪迈呼声,以慷慨激越的爱国举动实践舍我其谁的责任。无论梁启超“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的感慨,还是杨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颂赞,其背后都是“屈贾情结”衍生出的强烈的爱国情操。
到民族存亡最危急的时刻,甚至屈原“宁赴清流”的人生观也成了湖南志士的文化情结,成了他们对生命归宿的文化解读和悲壮追求。在屈子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湖南热血青年慷慨赴死,为国捐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宁赴国难,也不愿潜逃国外苟且偷生,这种“为变法而流血”的大无畏精神正是屈子人格的传承。到了20世纪初,湖南革命者带着救国无门的愤慨蹈海自溺的壮举更是层出不穷:1905年12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时,陈天华在东京投海身亡;1909年广州起义失败时,杨毓麟赴利物浦蹈海自杀;1921年屈原的忌日,易白沙带着对军阀统治的愤恨在航海途中跳海自溺。无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还是“宁赴清流”的赴死方式,这些湖湘志士都和屈原一脉相承,可见“屈贾情结”确已融入湖湘子弟的血脉,而湖湘热土也不愧是历史悠久的“屈贾之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年少峥嵘屈贾才”，依然是革命者互勉的佳句。在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新世纪,“屈贾情结”更演化成“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湖湘精神。
“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正如所强调的，今天纪念屈原、贾谊，是为了寻找古人精神和当下需求的连接点，以溯民族精神之源流、辟与时俱进之路径，用屈贾精神为生民“塑心”、为实践“聚能”。“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我们更应当从屈原、贾谊这两座精神宝库中汲取营养、砥砺品格，用共产党人清廉务实为民的作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