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者们通常的解释，这个司马牛是宋国大夫桓魋的弟弟。这说明传统的宿命论、天命观，已经开始发生动摇。结果，虽然提醒在前，魏王最终还是信了谗言。孔子强调治理国家，应当具备三个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据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是最重要的。富国强兵仍未达到治道，如果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无信之人，无以为君。民众的信任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又问：“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内心反省不感到有错而悔恨，那还有什么可愁可怕的呢？”
关于如何做一个君子，夫子没有给出一个空洞的说教，而是具体有针对性地开出一个方案。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运主宰，富贵全在天意。’君子谨慎行事，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礼仪，那么四海之内的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为什么要担忧没有兄弟呢？”
“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可不是指死了哥哥，这个“亡”是通假字，通有无的“无”。
接下来你可能会问，司马牛是个独生子女，没有哥哥吗？问题没那么简单。按照学者们通常的解释，这个司马牛是宋国大夫桓魋的弟弟。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左传》的记载，司马牛不光有哥哥，他们家是兄弟五个，都是当时宋国的风云人物。
要是你跟我通读过《论语》上部，对桓魋这个人大概还有点印象。《述而篇》里我讲过，孔子从卫国去陈国的时候经过宋国，桓魋听说了，带兵要去加害孔子。
当时孔子和弟子正在大树下演习周礼，桓魋把树都砍倒了。这种危急时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给自己和学生们鼓劲儿。
这可就奇怪了，明明有兄弟，司马牛为什么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呢？
桓魋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可不好，他在宋国“犯上作乱”，失败后在宋国待不下去，结果全家被迫出逃。他弟弟司马牛跑到鲁国，拜孔子为师。
既然师从孔子学习仁和礼，司马牛就不再承认桓魋是他哥哥，跟他作了切割。再加上一家人作鸟兽散，他发出“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感慨，也就可以理解了。子夏的劝慰非常漂亮：人的生死、富贵自有上天和命运来主宰，但一个人只要言行符合于礼，就会赢得人们的尊重，也就不必发愁自己没有兄弟。
话是开心的钥匙，这一句劝慰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光开解了司马牛，更隐隐透露出真正的儒门弟子博大的胸襟，千载流传，成为名言。
这句话，还有一点值得你注意。一方面，传统的天命观，宿命论的观念，仍在流行；但另一方面，子夏的意思是突出事在人为，已经有了人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想法。
这说明传统的宿命论、天命观，已经开始发生动摇。这就撬开一个裂缝，开启了一种新的思想。到了后儒（比如荀子）那里，这个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zèn），肤受之愬（sù），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问怎样做才算是明察。孔子说：“像水润物那样潜移默化的谗言，像切肤之痛那样直接的控告，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就称得上是明察了。像水润物那样潜移默化的谗言，像切肤之痛那样直接的控告，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就可以算是有远见的了。”
切肤之痛感受直接，能明察、有远见还比较容易。浸润无形的谗言、坏话，确实是容易失察的。耳边风吹多了，不自觉地信了，就容易跟着走了。《战国策》里有两个故事“三人成虎”“曾参杀人”特别能说明问题。
《战国策·魏策》里记载了庞葱陪同太子去赵国邯郸作人质，临行前对魏王说：“如果有一人说街市有只虎，您信吗？”魏王说：“不信。”“两个人说市里有虎，您信吗？”魏王说：“寡人疑之矣。”“三个人说市里有虎，您信吗？”魏王说：“寡人信之矣。”
庞葱说：“其实街上市上没有虎是很简单的事情，然而有三人反复说就真成有虎了。”他提醒魏王，“我将远在千里之外，诽谤我的人不止三个人，您可得拿定主意。”结果，虽然提醒在前，魏王最终还是信了谗言。
《战国策·秦策》里说：曾参在费城时，有个与曾参同名的族人杀了人。有人给曾子的母亲报告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说：“我的儿子，是绝对不会杀人的。”不久，又有一个人跑到曾子的母亲面前说：“曾参在外面杀人了。”老母亲仍然不予理会，还是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线织着布。
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报信的人跑来对曾母说：“曾参的确杀了人。”曾母心里骤然紧张起来，扔掉手中的梭子，端起梯子越墙逃走了。虽然曾参贤德，母亲对他很信任，但有三个人怀疑他，所以慈爱的老母亲也不敢相信他了。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信于民。”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无粮顶多饿死），如果没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那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了。”
本章“子贡问政”，实际上是师生间的一个假设话题。这连续提出的三个问题，后两问都是假设，都别把它落得太实，理解得太死。
孔子强调治理国家，应当具备三个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据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儒学的人学思想。富国强兵仍未达到治道，如果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子贡是穷根究底，一路问到家；孔子是正面回答，强调了重点。
“必不得已而去”这个问题问得真绝：您给出了三个基本条件，那么其中哪个更重要呢？相比之下可以排除哪个呢？遇见这样的学生，要是我，脑袋都大了。但孔子没有迟疑，直接挑明了“信”字，这个最重要。
信对于治理国家有多重要？我给你讲个故事。《左传·庄公八年》：齐侯派遣连称、管至父两个人戍守边关。他们虽然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就问齐侯：“啥时候能回来？”齐侯正在吃瓜，随口说：“明年瓜熟的时候吧！”瓜一年一熟，也就是一年后可以回来。
可一年之后，齐侯却忘了约定，连称、管至父只好送回一瓜，说：“瓜已成熟，您是否该派人接替我们了？”齐侯回信说：“再守一年吧！”两人大怒，后来就趁机带兵回来杀了齐侯！无信之人，无以为君。“瓜代之期”的成语，就出自这里。
无信，无以立国。民众的信任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
摘自靳大成《论语通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