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区正使“社会人”成为有所依托的“社区人”。作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社区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高位推动社区治理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全国400多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织密65万个城乡社区防控网，筑牢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这一坚实的基础，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工作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区党建的有力引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康喆
2022 年 4 月 30 日， 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和园小区，社区物资配送人员正在为居民配送生活必需品 孔连连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贯穿社区治理提质升级的一条红线
◇全国99.8%的社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序列的社区占79%
◇依托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全国50.9万个村委会、11.3万个居委会信息集中汇聚、统一管理、动态更新
◇从“管理”到“治理”、从“单一”到“多样”、从“独角戏”到“大合唱”，立体多维智慧的社区治理网络悄然生长，为社区人带来更有质感的居民生活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在日复一日的岁月轮转中，百姓身边最普通的小小社区，已经在近十年间发生了治理巨变——
更贴心的服务项目、更细致的服务效果、更清晰的治理思路、更精准的治理体系、更专业的治理队伍、更智慧的治理方式，带给每个人更踏实的幸福感;“软弱涣散”炼成“坚强堡垒”，“老旧破小”变身“幸福之家”，“牢骚满腹”转为“交口称赞”，城乡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基层社会日益成为各种利益诉求交汇点，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社区下移。当今中国，社区正使“社会人”成为有所依托的“社区人”。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能够最直接、最敏锐地感知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社区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社区建设进入快车道。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如火如荼，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社区治理典型。
山东、江苏、安徽、湖南、甘肃、陕西、广东……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全国多地走访了十个普通社区，倾听居民生活改变的心声，感受十个社区的十年变化——
山东济南明星社区，用党建“一颗子”激活社区治理“一盘棋”，锻造更坚强的“主心骨”;
江苏南京荷花社区，完善购买服务机制，为居民带来更丰富的获得感;
安徽合肥滨湖世纪社区，提升社区服务品质，激发更舒适的幸福感;
湖南长沙桥头社区，打造“15分钟服务圈”，提供更高效的便捷感;
江苏南通跃龙社区，让“邻里”变“家里”，提升更丰富的参与度;
甘肃酒泉金泉路社区，调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凝聚更团结的大合力;
广东佛山南浦社区，“走智慧化治理之路”，用好更智慧的大数据;
陕西榆林学院社区，打通基层治理“末端循环”，指向更精准的微治理;
湖南株洲尚格社区，“三步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更完善的服务链;
陕西西安劳动一坊社区，“建能打仗的队伍”，组成更专业的服务者。
小社区，大治理。透过这十个社区的十年变化，我们看到——
中国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由一元向“1 N”转变。“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在更坚强的“主心骨”引领下积极参与共治;
社区治理参与方式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良性的社区治理，鼓励不同主体相互激发潜能和动力，给治理过程增加生机和活力;
社区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治理”转变。不同于过去“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引领下，社区的为民服务功能不断加强;
社区治理方式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居民身边的公共服务既有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提供，也有社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社会动员的方式来提供;加快推进信息化和网格化建设，基层社区服务日益精准化;加强打造专兼结合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高位推动社区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全国400多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织密65万个城乡社区防控网，筑牢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这一坚实的基础，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工作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社区工作要时时处处贯彻党的宗旨，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让社区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充分发挥作用、展示良好形象。”
“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卓越的政治智慧、科学的辩证思维，对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
近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社区治理第一次被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央层面出台首个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文件;制定实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为开创城乡社区治理新局面提供根本遵循;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多位受访专家说，社区治理的十年答卷，首先从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上作出回答。在此引领下，各地方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改革，进一步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实践。
“主心骨”更坚强
在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街道明星社区，记者看到社区党委领导下，居委会、居民议事会、物业恳谈会、红色管家例会“四会”联动建强社区“主心骨”的好效果，这个昔日居民急于逃离的“脏乱差”小区，得以成为人人艳羡的样板社区。
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贯穿社区治理提质升级的一条红线。
近年来，“涉及基层治理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序决定”逐渐成为各地共识。各地注重把党组织推荐的优秀人选通过一定程序明确为各类组织负责人，确保依法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关要求写入各类组织章程，进一步加强了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的创新，基层党组织宽松涣散情况得到扭转。
各地全面推行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一肩挑”，各地基层党组织日益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随着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不断拓展，社区党支部、社区党总支、联合党委等党组织，共同构建起纵到底横到边的“组织堡垒”，打通每一个社区的“神经末梢”，实现服务精准投送、治理精准落地。
一些地方充分发挥区域化党建平台作用，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与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联建共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众。在安徽合肥滨湖世纪社区，社区通过联结辖区内42家驻地单位党组织成立党建共同体，将驻地单位、商户企业、社会组织拧成一股绳，还设立了社区共治基金，汇聚共治资源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以社区党建引领社区建设，建立了区级统筹规划、街道落实任务、社区多方参与的三级联动党建工作机制，探索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党建带社建，动员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整合发挥社区公共资源效能，形成了阵地联建、活动联创、信息联通的良好态势。”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在接受采访时说。
“以党建为引领，能够增强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增进社区内部凝聚力，建设社区共同体，进而建设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龚维斌撰文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区党建的有力引领下，社区治理体系发展得更加完善，治理主体更为多元、组合形式更为灵活、主体间的协作互动更加频繁。
如今，从包括社区党支部、社区服务中心等在内的党和政府的派出机构，到包括社区居委会、小区业委会、社区志愿者组织等在内的居民自治组织，再到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辖区单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公司……党旗在全国大大小小社区高高飘扬，党建引领下的多元治理主体，共同编织起各负其责、合作互动的社区治理网络。
治理服务更完善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变，背后是社区服务意识的强化和服务功能的提升。近十年来，对应居民更丰富多样的需求，社区有了更完善的服务链和更专业的服务者。
湖南省长沙市桥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在居民全程参与下建成的。居民告诉记者，改建后的党群服务中心不仅面积扩展到1922平方米，服务功能也更优化、好用、实用，能开办老年大学、红孩子训练营、女子协会、健身协会等社团，能满足居民就近办事、志愿服务、开展活动等多方面需求。
社区服务硬件建设，为社区服务的提质提供了基础。2020年底，我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实现了全覆盖，农村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了65.7%。“十三五”期间，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提高18个百分点，农村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提高53.4个百分点。每个村和社区都有综合服务平台，群众办事更加方便。
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荷花社区，社区购买社会服务解决孤寡老人照料、残疾人就业帮扶等实际问题，把政府的钱花到实处，给居民更丰富的获得感。
近十年来，更多社会事务实现在社区就近办理。社区服务人群从体现社区“兜底”功能的各类弱势群体扩展到体现更广泛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的更广大人群。城市社区能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办理或代办，公共事业服务、便民利民商业服务更加便捷;农村社区正在向能够直接提供托育、养老，代办社会救助、就业创业、医疗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迈进，并依托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等基本实现行政村物流配送全覆盖。
在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劳动一坊社区，记者听居民讲述“从嫌弃红袖章到爱上红袖章”的故事。社区治理是个专业活，需要专业人才。与以往多由退休人员担任社区工作人员相比，如今的社区工作者更加专业化，其中不乏高学历人才。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城乡社区工作者433.8万人，其中，16.2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水平证书;城乡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本地区居民比例达13%。目前，全国99.8%的社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序列的社区占79%。吉林、辽宁和武汉等地还建立起社区干部学院，加强专业化培训，打造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
在湖南株洲尚格社区，记者了解到当地“全链路”培育专业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让基层政府有了得力助手，社区居民有了贴心帮手。
在江苏省南通市跃龙社区，社区提出“三算工作法”，广泛宣传发动招募志愿社团，鼓励居民自己动手打造自己的家园，社区花园项目升级成为“梦想家园”。
近年来，各地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员“三社联动”。通过简化登记手续、实行直接登记或备案管理、设立培育基金和孵化场所等方式，如今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约有40万个，其中街道社区管理32.7万个，成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减压剂、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的填充剂。
治理方式更精准
49岁的仲毓萍，是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东南街街道金泉路社区顺和网格的总网格长。顺和网格有2个小区1413户人，居民主要呈现“困难人群多、残疾人多”的特征。做社区网格工作近5年，每天至少去10户居民家里走访，仲毓萍被居民亲切地称呼为“仲姐”。
先前，仲姐的网格内有一位无业居民长期酗酒，仲姐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向社区汇报为他申请了低保，联系物业为他找了份小区绿化的工作。“现在他忙得很，可没时间酗酒。”仲毓萍说。
一些城市社区由于涵盖地域范围广、服务居民数量多，居民人员构成、利益诉求、内部关联等复杂多元，社区归属认同、社区参与行动、社区内部共识往往不易形成。此时，小小网格，支撑起了社区治理的高效能。
在陕西榆林学院社区，记者跟随社区工作者按照“五级五长·六员服务”机制，打通防疫物资保障的“最后一公里”，通畅社区微循环。近年来，类似的生动实践在全国多地推进，细分基层社会治理层级，以“微治理”疏通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推动基层社区治理精细化。
据统计，全国村(社区)共划分网格257.3万多个，有网格员429.8万人，北京等25个省区市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全覆盖，发现、分析、解决、核实反馈问题，更加快捷准确。
在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浦社区，记者看见楼长潘丽燕如何借助微信群，把矛盾解决在楼栋里，让互联网结起“熟人社区”。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社区治理同步进入了“智治”阶段。高科技、大数据、互联网，正赋予社区治理更高的智慧、更强的能力，城乡社区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加强。
当前，各地持续扎实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这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依托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全国50.9万个村委会、11.3万个居委会信息集中汇聚、统一管理、动态更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充分应用信息化产品(服务)，构筑起人防、物防、技防、智防相结合的社区防线。
“信息化建设是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技术支撑，能够最大限度方便居民办事，极大提升社区服务供给能力。”陈越良说。
社区，是观察中国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一扇窗口。十年来，从“管理”到“治理”、从“单一”到“多样”、从“独角戏”到“大合唱”，立体多维智慧的社区治理网络悄然生长，为社区人带来更有质感的居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