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失去了政治前途，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在黄州却找到真正的自己。没错，这正是他在黄州所经历的，也是他所要超越的。苏轼被贬黄州，虽然身兼官衔，但那都是虚职，并无实权。因为苏轼经常在黄州东面这块山坡上干活，所以他开始自称东坡居士，从此这世上便多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
我常常在想，倘若没有乌台诗案，倘若没有被贬黄州，那历史上只会有一个宋朝开国百来年第一才子苏轼，而不会再有千年以降人皆喜爱的苏东坡。
时下有句话说得好，上天不让你得到某些东西，是为了保护你。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失去了政治前途，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在黄州却找到真正的自己。
或许被贬谪黄州四余年，正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使他从一个求取功名的读书人，转变为一位人人喜爱的文人，变成了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不仅仙气飘飘，还带有人间烟火气，这种烟火气不正是你我普通人身上都有的气息吗？所以，他能够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觉得很亲近、很可爱，不似历史上大多数文人那样，身上带有一种孤高，让人高不可攀。
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像所有人一样，在这种人生大转变中，苏东坡肯定也经历过彷徨、无助、失落、痛苦。没错，这正是他在黄州所经历的，也是他所要超越的。
苏轼不像韩愈、柳宗元，他们虽然被贬远离政治中心，但他们名副其实地掌握地方官的权利。
苏轼被贬黄州，虽然身兼官衔，但那都是虚职，并无实权。自己的人身自由被限制倒是真的，他受地方官监管，不得出黄州。
这一年，他45岁，带着长子苏迈来到黄州。过去的一切已成云烟，未来的出路在哪，他不清楚，面对着只有三十三岁坚持新政的神宗皇帝，那时的他或许曾猜测黄州便是他这一生仕途的尽头。
前有乌台诗案，后又被贬黄州，求苏坡此时心理的阴影面积有多大？
初到黄州，俸禄基本断绝了，他只好寄宿在一座叫定慧寺的小寺庙，与僧人同餐同宿。
此时的他不需要被激励，所需要的不过是解脱与安慰，在定慧寺这段时日，他无事可做，聊以经书度日，试图从佛经中寻找解脱。
但巨大的失落，又岂是轻易能解脱的呢，想必伴生而来的更多是颓废，吃了睡睡了吃，便成了他的日常。
在阴雨天，他更是起得很晚，有时到睡到傍晚才起，睡肯定是睡不着的，但起床又有什么事可做呢，于是干脆在床上躺上一整天，躺平吧...神宗皇帝，吕慧卿，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
二、适应与转变到了元丰三年五月，东坡的家眷由子由护送至黄州。
当地太守算是苏轼的粉丝，想着自己的偶像落难，自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于是他把苏轼一家安排在离城不远的临皋亭，虽然只是一个小驿馆，但好歹让一家人有了寄身之所。
经过前三个多月的调整，苏轼开始面对现实，学会了自我安慰与自嘲，不然又能怎样呢？
人在面对困境无计可施的时候，与其无休止的抱怨嫉恨，不如放过他人放过自己，学会安慰与自嘲正是他接纳困境的开始。
虽然身居陋室，但苏轼却写信给好友调侃说：
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
他说我住的地方往下走十几步就是大江，江里的水多半是由家乡峨眉山雪水所化。
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
我喝水用水都取自江水，这不就相当于我用的是家乡水嘛？我用何必非得回家乡呢？
这当然是东坡诙谐的自嘲，此时被贬自由受限，想要回家也回不去啊，只好用与家乡有渊源的江水来安慰自己。
接下来两句：更为众人所知：
江水风月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你看这江水风月，谁曾真正拥有过呢？只有有闲情闲心的人，才能暂时领略这江水风月之美，而我现在正是那闲人，江水风月在我心中皆可成画，陪我赋闲。
是啊，东坡虽然寄居在驿馆这种地方，但他却用诗人的眼光，去发现和感受自然之美。你可以说这是自欺欺人，但这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呢，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那就从现实中找到自己之所适从。
苏东坡当公务员的时候，领了工资也不上交老婆，基本上就是左手进右手出，最爱干的事就是请人吃饭喝酒。所以，他一直以来也没有存到钱。
被贬黄州以后，他终于尝到了往日不理财的痛苦。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对于苏东坡这句话同样适用，甭管你之前科举考得多么好，也甭管你之前做过几任市长。现在没钱了，那就得过苦日子了。
此时的苏轼就是落魄的凤凰。但日子还要过啊，一大家子张口就要吃饭，没收入咋办，开源不行，那就节流吧。没收入，咱就想办法省着花。
苏东坡就想到一个办法，他计算了下这一大家子一天最低的花销是一百五十钱，大概相当于现在不到一块钱。
他用一个大竹筒来存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刚好够一个月使用，然后再将这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把它们挂在屋梁上，每天用木棍取一份供当天使用，这样算下来，他手中的钱还可以支撑一年，一年后必须另想办法，否则真没办法生活了。
虽然这日子过得很紧吧，但此时的他不像刚到黄州时那么颓废了。
他开始了社交，与打鱼的、砍柴的、种地的普通百姓厮混在一起，有时候酒喝得上头了，还在一起互骂。
这些普通百姓哪里知道和他们一起喝酒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苏轼，在他们眼里苏轼或许就是那种不会种地，但读过几年私塾认识几个字的书生，有点穷但还不至于酸腐，所以他们愿意带着苏轼一起玩。
此时的苏轼算是真正融入了民间，融入了普通的百姓生活，甚至他开始有点喜欢这种生活，他说：自喜渐不为人识。因为不被人认出自己而感到高兴。是的，他开始接受身份的转换，也在为新的生活做准备。
像苏轼这种人，敌人固然不少，但朋友也很多，他偶尔也会去见见老朋友，武昌的太守就是他的粉丝，有时他会带着酒肉来看苏轼，有时苏轼也会主动去太守家恰饭。
虽然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没有钱，但此时他却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也有一群有闲的朋友，所以他能够苦中作乐，也有时间重新认识自己，完成人生的涅槃。
三、从苏轼到苏东坡现在苏轼一大家子都来到了黄州，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那时是真没钱啊，俸禄又基本上断了，他把家中犄角旮旯翻了个遍，想尽各种办法，家中所有的余钱也仅供一年之用。
虽然它写信给朋友说，钱用完了，到时候自然会水到渠成，让朋友们不用担心。但是私下他把头发都抓掉了，也没想到这源头活水到底在哪。
他急，有人比他更急，这个人就是陪伴他二十年之久的铁杆粉丝马梦得。
他在元丰四年，也就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二年，为苏轼向当地官府申请了一块地。
这块地就在黄州东面一座山坡上，是一块旧营地，苏轼以后就得在这块地上垦荒种庄稼了。
从这时起，他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穿上庄稼人的短褂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农夫。
因为苏轼经常在黄州东面这块山坡上干活，所以他开始自称东坡居士，从此这世上便多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
开始自耕自种只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如果仅仅满足于吃饭，还不足以成就东坡，他还要在精神上获得一种自洽。
于是他就在这块山坡的田地旁盖起了“私人会所”，因为房子建成于冬天，貌似当时还下着雪，苏东坡为了应景，就在房子的外墙上画了一副雪景图，由此给他的会所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叫“雪堂”。
雪堂这名字听起来确实高大上，其实不过是茅草顶泥巴墙盖起来的房子，想必他那时也没钱做装修，也没有置办好的办公家具，就这雪堂说是陋室也不为过，但这并不影响雪堂的逼格。
但正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所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屋子是破了点，但在这屋子里读书和待客的主人，却是北宋几任皇帝和太后都喜欢的人，在做官期间他也做了几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用“德馨”二字来形容他的德行却也不为过。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之于雪堂，大概需要改一下，谈笑有鸿儒，没错！但往来雪堂的肯定也有白丁，毕竟东坡此时还有一帮子农夫朋友。
而这或许就是东坡区别于很多文人的地方，他从身体和精神上都融入到了民间。因此，在东坡的身上，除了文气，还有一身烟火气，很接地气。
你看，此时的东坡虽然落了难，变得很穷，但又能怎样呢？和他交往的仍然不乏高能量的人，比如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诗僧参寥等等，就曾到雪堂找他一起玩耍。
为什么呢？因为东坡自身也是一位高能量的人，自身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见证，自然就能吸引一批和他一样的人，这或许就叫人以类聚吧。
是啊，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这个世界自然会发现你，倘若自己支棱不起来，谁还愿意和你一起玩耍呢，顶多是“事在人情在，不在两不来了”吧。
想要做好农夫，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在东坡和当地的农夫们混得不错，这些普通的庄稼汉，也愿意帮他，所以他很快掌握了农业种植方面的知识。
当然，当农夫也有当农夫的乐趣。
当自己播种的禾苗抽芽，看到自己打的水井出水，看到稻茎挺立在风中摇曳，东坡有时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想必此中获得的满足感，不低于他写出一篇好诗好词好文章吧。
此时的东坡就像仙人下凡渡劫一样，他要在人间有足够多的体验，这被贬时的农夫生活，对东坡来说，是磨难，但何尝不是一种人生阅历呢。
在这种阅历中，他要完成心境的升华，这就不仅仅是耕种自济了，还有养生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这些都是东坡在黄州这段时间要做的事，简而概之，即六个字：心上修，事上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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