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角料摄影笔记边角料摄影／撰文：周仰将这些照片称为“边角料”，首先因为它们确实用边角料拍摄，总是旅行之后相机里剩余的那半卷或者几张胶片，回到上海便在漫步中随意拍掉——正如计划经济年代的上海主妇能够将做新衣留下的零碎。
摄影／撰文：周仰
将这些照片称为“边角料”，首先因为它们确实用边角料拍摄，总是旅行之后相机里剩余的那半卷或者几张胶片，回到上海便在漫步中随意拍掉——正如计划经济年代的上海主妇能够将做新衣留下的零碎布料重新利用起来，做成方便换洗又能装体面的“假领子”。这些零星的照片本不是成系统的创作，似乎是弃之可惜，便回收利用起来。然而，这些孤立的城市漫步之偶得，积累七八年，终究也可以看出些端倪。
我真正的摄影实践从拍摄拆迁的上海里弄开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于石库门所代表的那种场所只有想当然的怀旧感情，我从未在石库门里弄中成长（而是从小在新村环境中生活），因此也不可能理解属于那种居住环境的窘迫。即便我之后依然关注建成遗产的保护，我再也无法像最初那样以为仅靠情怀便能带着相机入侵他人不那么舒适的生活——那种空间狭小、共用厨房与卫生设施的生活。一种道德感迫使我将镜头调转方向，于是这些关于上海的照片益发随机、益发边缘。
长久以来，关于“上海味道”的影像大致有这么几种“刻板印象”：除却那些现代化场景，便是以外滩、新天地为代表的已经成为所谓“城市名片”的历史建筑，或者是那些破败但依然精致的建筑细节。在这一意义上，我的这些照片也可谓正宗“边角料”，它不属于上述类型之中，时而聚焦于落满灰尘的角落细节，时而又仅仅呈现城市的日常景象，去除了任何地域特征。然而总有一些情形是反复出现的，如一篮青菜边的塑料红花，或者门边大杠中的两尾金鱼，这似乎是上海很特别的一种倾向，哪怕空间再狭小、条件再窘迫，也要尽力创造宜人的小环境，要保留一点情调。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所谓的“小清新”、“小确信”，而是一种积极的审美实践。若是我的这些边角料能够唤起观看者在任何境遇中保持欣赏美好的欲望，那么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后记：
曾经看到过一段关于上海人的描述，私以为十分准确：
上海人，既是一个区域族群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一百多年来，上海人在绝大部分中国人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称谓。在社会交往中，‘上海人’的名号一旦亮出，不是上海人的人就会立即在内心树立起一道屏障。这屏障具有墙和滤色镜的双重作用。墙，是防备；滤色镜则既有 防备的意思也有歧视的意思。上海人在不是上海人的人眼中总是蒙有一层暧昧的颜色，这颜色就是一种隐喻，意味着精明、算计、能干、自私、冷漠等⋯⋯这几年关 于上海人的讨论无数，在网上相关的帖子就近几十万。上海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充满隐喻的符号。其实这个隐喻并不是有了互联网以后才出现的，上海人作为一种文化性格和其它地域一样早就存在，只是因为上海在中国的历史生活地位中非常重要所致。1843年在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南京条约》逼迫下的上海开埠，是中国沿海资本主义兴起的最早产物，于是上海成为西方殖民主义最早登陆中国的地区。资本主义的文化慢慢浸润、改变着上海，形成 独特的带有半殖民主义色彩的上海文化。近一百年来，上海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重镇。除开满洲国时期的东北，上海其实是中国工业的脊梁，尤其是1949年以后，上海承担着中国工业现代化领导者的角色。上海人也因此一直具有相应的优越感。但由于上海的文化长时间迥异于大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上海和上海人在中国 的现代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异类的存在。具有浓厚农耕文明背景的大部分中国人在文化上显然是排斥异质的，上海人就成了这种异质的代表。而上海人也排斥上海之外的人，于是上海在整个中国大有孤岛之势。历史造成的隔膜，使上海和上海人成为一个多数中国人的文化想象。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上海人最尴尬的事，就是朋友把“你不像上海人”当作好评送给我。以前和新朋友见面，还有人跟我说“你是我碰见的第一个比较好的上海人”，我会觉得有点郁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名声这么差呢？但即便是这样，我始终认为，我的文化身份是“上海人”，而不是更宽泛的“中国人”。当然了，仅以地域来区分人是不对的，所以话就不多说了，免得把简单的文化差异变成地域歧视来。只求朋友们一条：千万别再把“不像上海人”当作好评送给我了～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