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兴盛起于唐代，与广州、宁波、扬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港口”。泉州港由此诞生了。如今泉州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湾的海水终年不冻，而且背靠大山，是避台风的良好所在。在北宋初期，为防止有人以海上通商之名，私通敌对的辽国，朝廷命令禁止与高丽进行航海贸易。陆上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和马匹，而海路则注重船只的大小和安全性能。
2020年，中国唯一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确定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指的是分布于以今天泉州城区为核心的泉州湾地区，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即中国的宋朝到元朝时期，合称宋元）产生并留存至今的一系列文化遗产。
泉州的兴盛起于唐代，与广州、宁波、扬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港口”。在宋末元初，泉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对外贸易港口，连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都忍不住惊叹：“泉州是一座光明之城。”为什么泉州会成为这段时期的海洋贸易中心？它何以被马可波罗赞为“光明之城”？
▲宋元时期，泉州港是著名的港口，千帆竞发，万船来临。图源/泉州史志
泉州：因城而起，因港而兴在唐代以前，泉州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福建小地方。
在依山面海的福建，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河流从庞大的武夷山系发育而来，短小急促，一路携带着山上的泥沙直接进海，由于江流和潮水在河口发生顶托，泥沙不断沉积，最终形成了海岸边大大小小的三角洲。泉州就位于福建的南部沿海地区。
这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丘陵、台地和平原错落其中，海岸线长达500公里。公元700年，唐朝在此建城，泉州开始成为一个城市。随后，主政泉州的节度使留从效继续扩建城市，最终造就了今日泉州城市的雏形。
宋元时期的建筑珍品六胜塔，屹立在泉州湾的入口处，见证了当时海外交通繁荣的历史。摄影/朱庆福
有了城市，人口便源源不绝流入。建城伊始，泉州的人口不过寥寥三万余人，哪怕土地不多，人们也可以依靠农业耕作生存。而随着人口不断流入，农业收获不足以满足需求，谋生成为了一个问题。此时，泉州人不得不把眼光放在了海洋——这里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众多天然良港，出海经商成为了最优选择。泉州港由此诞生了。
历史上的泉州港，由3湾12港组成，星罗棋布在晋江与洛阳江入海口，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后渚港、法石港、安平港和蚶江港。港口背山面海，港道深阔，不仅利于避风，也利于停泊和起航。
从唐朝建城开始，在不到3个世纪的时间里，泉州的港口地位经历了3次飞跃：北宋时，已经赶上并超越宁波，仅次于广州，与3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南宋初，赶上广州，与5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南宋末到元代，已经超越广州，成为全国最大港口，世界两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已与90多个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如今泉州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摄影/孟凡萌
在官修的《元史》中，凡记载我国与海外各国的航线距离、方位和日程，几乎都是以泉州港为基准。矗立在泉州湾入海口的六胜塔，是宋元时期泉州港海陆的第一座灯塔，也是海船进出泉州湾的重要航标，可以说是中国的海上零公里处。如果说人们把数学上的出发点称为原点，那么泉州就是那个时代中国航海的原点。
长达数百年间，港湾的风帆永不落幕，江面的货船来来往往，中西之间的贸易交流日以继夜——来自大食、渤泥、三佛齐、门者婆、真腊、占城等地的龙涎香、丁香、沉香、降真香和胡椒在这里大量进口，与之相对的，外商运回丝绸、茶叶、蔗糖，以及泉州生产的瓷器和刺桐缎。商贸往来间，波斯的菠菜、日本的蕹菜、暹罗的茄子、南亚的南瓜、荷兰的荷兰豆和葱也从泉州向内陆扩散，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餐桌。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Kenneth Pomeranz曾指出，虽然泉州如今只是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但在大约1000年至1400年间，它是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
南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空前繁盛，后人复原了当时泉州港的兴盛景象。
为什么宋元的东方第一大港在此？中国是个海洋大国，在沿海的诸多港口城市之间，人们经常进行航海活动，对外交流往来的历史也十分悠久，海口、湛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州、天津、青岛、大连等港口如同一连串璀璨明珠镶嵌在大陆边缘，点亮了千百年来中国对外交流的星火之路。在这串明珠之中，为何腹地狭小、声名不显的泉州能成为宋元两朝的东方第一大港？
一个港口的价值，很大程度取决于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国东海与南海的分界线是台湾岛的南端和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的连线，在古代则多以“东洋”、“南洋”指代，泉州就刚好处于其中的咽喉要道处，向北走是日本与朝鲜，向南走则到达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地。
同时，泉州地处低纬度，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的海湾全年不冻，与更南方的广州、湛江、海口比起来，台风天数也更少，十分适合建设港口。
泉州湾的海水终年不冻，而且背靠大山，是避台风的良好所在。图源/泉州史志
居住在这里的泉州人，就有了出海贸易的天然优势。在唐朝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人们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敦煌进入广袤的中亚腹地，源源不绝进行边贸交流。后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沿海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甚至达到了“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奠定了东南沿海的发展港口贸易的重要基础，能够同时沟通东洋与南洋的泉州开始崭露头角。
泉州有了地理位置的优势，更有了天时的帮助。在宋朝我国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陶瓷、丝绸、茶叶等源源不绝生产出来，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商人们，为了高额的利润穿越了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海贸进一步发展起来。此时，由于两宋丧失了西北的大量土地，无力从西夏、契丹手中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为了持续征收税赋，不得不“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林銮渡是唐代航海家林銮为通勃泥（北婆罗州）而建的码头，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历史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资料。供图/图虫创意
根据历史学家葛文芳、汤文博的考证，南宋时期，沿海各地从事海上运输和贸易的水手已达数万人，居民投入巨资交给海商作为参股，官员也常常为海贸大开方便之门，堪称是“全民下海经商”。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繁华起来，文人描述：“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泉州借由这股东风，一跃成为中国古代四大港口之一。
天时地利之下，人和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打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扬州、广州、宁波等地，既是港口城市，又是农业发达之地，因此海贸对他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山地多人口也多的泉州来说，发展港口是势在必行，是谋生的重要手段。在古代，出海意味着极高的风险，需要用生命去开拓，而“山穷水尽”的泉州人，就是最有冒险精神的一群人。
打通宋朝与高丽的贸易之路便是泉州人冒险精神的体现。在北宋初期，为防止有人以海上通商之名，私通敌对的辽国，朝廷命令禁止与高丽进行航海贸易。但是奉行“爱拼才会赢”的泉州人，矢志不渝与高丽进行贸易来往，后来朝廷想与高丽恢复邦交，由泉州商人转达复交信息，随后两国交好，海贸禁令结束。自此，东北（高丽、日本）、东南（琉球）、西南（东南亚-阿拉伯-非洲-欧洲）三条航线在泉州交汇。
藏于牛津大学博多利图书馆的明代彩绘本，据考证为《郑芝龙航海图》。
公元1087年，宋朝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这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港，最终成为了官方贸易港口。爱拼的泉州人，拼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此外，泉州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也促进了港口经济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和马匹，而海路则注重船只的大小和安全性能。泉州背靠山地，生产大量优质木材，可以用于制造船舶。由于海岸线曲折，风向、风力与洋流情况复杂，不得不加强对船只造型、性能和结构的改进，还研发出世界第一个水密舱壁，用底板、侧板和甲板形成封闭空间，既增加了船体的强度，也增加了船航行的安全性——因为舱壁的存在，即使几个船舱进水了，整条船也不会一下子全部进水，延缓了船只沉没时间，带来逃生机会。
宋元时期，福建的造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摄影/蒋长云
1974年，泉州后渚出土了一艘南宋末年海船，经考证为泉州建造、来往于东南亚的帆船，遗存尖底造型、龙骨结构和操控尾舵升降的绞车，拥有多个船底板和13个船舱，体现了当时泉州人高超的造船技艺。
更重要的是，泉州虽然面对众多港口的竞争，但有着自己的特殊优势：来自东南亚的商人经过重重艰险到来，自然希望航行距离越短越好，降低风险和成本，十分希望在中国南方就完成交易；但是朝廷自然希望收取海贸商税的地方离自己越近越好，希望在更北的地方设立港口。泉州距离杭州与广州的距离都在700公里左右，因此在宋朝，泉州就成了最优选择。
从宋代到元代，泉州港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号称“七闽之都会”，《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描写道：“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元代的阔阔真公主出嫁波斯，就是从泉州出发。
泉州打开了海洋的大门
泉州港令泉州成为了一座繁华的城市。毫无疑问，宋元年间的泉州，繁华程度不下当时的临安（杭州）、大都（北京），国际化程度更是堪比今日的纽约。
来自南洋诸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东非海岸、印尼群岛的船只日夜不停进出港口，在辽阔的海面看见灯火通明的城市，就知道到达航行的目标地；码头装卸货物的小船穿梭不停，金银香料在这里流通运转；城里的小贩酒肆喧闹吵杂，为远道而来的客商提供着慰藉人心的饮食……在当时世人的眼里，泉州就是东方的代名词，象征着无尽的财富和异域的天堂。
泉州中心地标钟楼，始建于民国23年，本体以西洋风格建造又融合闽南风格。供图/图虫创意
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外国人，最终选择在此落脚，为了经商、为了游历、还为了传教，把泉州变成了五方杂处、华夷杂呈的文化大熔炉。
从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杂糅出如此浓厚和庞杂的宗教文化。以泉州开元寺为中心，向西，与基督教泉西堂隔街相望；向南，有供奉妈祖的天后宫、涂门街关帝庙、古清净寺；向东，有承天寺、元妙观和中山路泉南堂等……在方圆3公里范围内，佛教、道教、妈祖、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各种宗教，各路神仙，应有尽有。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来到泉州，都忍不住惊叹：“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世俗的灯火与信仰的圣火，在这个港湾城市彻夜不休，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回忆泉州时也不由说道：“这是一座光明之城。”
泉州街上，开元寺、东西塔、城心塔，名人宅第、近现代洋楼依次展开，像是一个活的建筑博物馆。供图/图虫创意
更重要的是，以泉州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为开始，中国海商的踪迹遍布整个南洋、北印度洋乃至地中海区域，海贸税收也成为了重要的财政收入，以宋朝为例，每年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取近二百万贯，占据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毋庸置疑是朝廷的金库。
元末，泉州因饱受战乱而受到打击，但是对内对外的贸易需求并没有终止，哪怕之后的明清两朝多次实行海禁，依然无法彻底禁绝港口的存在。
海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大不一样。如果缺乏船只舟楫，它就是不可逾越的天险，把国家和民族牢牢困在“海内”；如果有航海工具和技术，它就是通向世界的光明大道，天涯海角，莫非王土。明清的朝廷选择了天险，泉州人选择了前方。
海岸线曲折的泉州，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城市之一。摄影/何清和
福建社科院的郑有国先生说：“在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下，民间商人可以选择的就是私人海上贸易行为。”泉州港的存在带来泉州千年海洋贸易传统，也在泉州人身上植入了海洋文化的基因——冒险、奋斗与拼搏的精神始终陪伴着这里的人们。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方踏入了“大航海”时代，越来越多国家开拓了新航路。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相继踏入中国海域，试图夺取海权。1633年，泉州人郑芝龙，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在料罗湾海战成功击败荷兰舰队，从此成为了华人海商的重要守护力量。泉州人成为大航海时代东亚领域的重要力量。
1644年，中国制造的福船与荷兰帆船并行在海域之上。摄影/许路
与此同时，随着泉州与周边国家商贸往来日益频繁，泉州人开始移居海外，足迹遍布亚、非、拉、美、欧各大洲。其中，东南亚地区物产丰饶，毗邻福建，交通便利，所以成为了泉州人迁居的首选区域，形成了华侨聚居地。
这些移民把泉州的信仰风俗、航海技术和语言文字传到了当地。为了方便祭祀和聚会，他们广建妈祖庙、佛寺，使得中华文明在南洋诸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当地文化交融互通，从而形成了不可小觑的华人海外力量。如今，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高达950万人，分布在世界130个国家和地区。
古老的中国以农业文明著称于世，商业文明一直被农业文明的光辉所遮蔽。但是泉州这座“光明之城”，打开了海洋的大门，向国人展现了海洋文明的无限可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
在21世纪，海洋再一次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舞台，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继续串联世界各地的港口与海峡。泉州的故事，也还在不断谱写之中。
▲泉州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自然条件而成为著名的外贸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图源/福建泉州港口发展中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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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 申遗项目“古泉州（刺桐）史迹”正式更名，新增6个遗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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