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察群的工作，主要是在“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与保护”这一项目设计的计划中开展的。在学术研究方面，田野考察群的成果形成了由“文化史论丛书”“田野考察丛书”“西部图志丛书”组成的“民族文化研究文库”。但“视觉”不仅有“视”，也有“觉”。狭义的VisualAnthropology延续影视人类学传统，开设为本科生课程；广义的VisualAnthropology回到“视觉”这个本义，主要研究人类从古至今的视觉文化现象，开设为研究生课程。
邓启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调查与数字化保存整理研究”首席专家，退休后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在云南生活40多年。主要学术研究兴趣为视觉人类学和民间艺术学。出版学术专著《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中国巫蛊考察》《我看与他观：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探问》《视觉人类学导论》《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等；喜行走，出版田野考察类系列著作若干，民族服饰及岩画研究等学术画册多种。有民族志纪录片参加多次国际人类学电影节和学术会议，展览策划制作获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特别奖”和“永久保存金奖”，学术著作获“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二等奖”等。
采访者：徐义强，云南红河学院副教授；熊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神话与巫术研究
徐义强：我从江南到闽南再到云南，从一个对云南一无所知的人到深深地喜欢云南的人，可能还是潜移默化中受到您的影响，因为您的《中国巫蛊考察》而对云南中了“蛊”呢。
邓启耀：神话、巫术和宗教，在历史传统和生活现场是浑然一体的，在人类学研究中也是相互关联的。许多人类学大师都有这方面的探讨，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研究，早就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进入巫术研究领域纯属偶然。20世纪90年代初，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和神话学家马昌仪、刘锡诚等先生发起编辑一套研究民间信仰方面问题的书，邀请我做巫术研究中黑巫术方面的研究。当时国内黑巫术研究涉猎者很少，研究难度极大。光爬梳古代文献和民族志资料，就耗费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更要命的是人类学研究讲究“田野”，黑巫术你怎么做田野？这是一个人们十分忌讳的事，在田野中要想进入这个话题，几乎不可能。
好在世上的事，只要坚持不懈地关注，就会有所收获。小时候听过许多关于蛊的传闻，见过被大人追打的蛊（一种大蛾子）；当知青和大学田野实习时在傣族和摩梭人中遇到的几起蛊事，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我坚持调查了一段时间，竟然访谈到不少当事人，进入被指为“放蛊者”的家里“以身试法”，获得并亲身检验过两种“蛊药”，甚至有自称中蛊的人来找我帮忙治疗。
后来，我陪一位自称中蛊的病人到留德精神病学专家赵旭东博士建成的国内首个心理治疗室治疗时，借了一些跨文化精神病学的书来读。这些书中关于“非常意识状态”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医生面对的是个体精神病症候，人类学家面对的巫蛊现象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病症候，我把它们称为“非常意识形态”或“非常文化心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极端信仰”等社会性文化性的意识形态症候。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它在跨学科领域的影响，1999年，有精神病学专家在参与国家整治邪教现象时，提出应该关注本书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10多年后，国际文化精神医学学会还邀请我参加“文化精神医学国际会议”，就此问题做大会发言。我知道，这是因为国际兴起的新医学模式，希望把人类学家的社会文化视野纳入对疾病问题的探讨。
2009年，云南巍山，考察祭祀用民间木刻“纸马”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研究
徐义强：很多人都谈起您在云南主持的“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邓启耀：“田野考察群”是我们在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时成立的一个跨学科学术群体。这不能不提及我的又一位老师周文中（Wenzhong Chou）先生。周文中先生是美国国家艺术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主任，最早通过民间渠道推进中美高层互访和文化交流的人之一。他先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高端艺术交流活动，后来觉得应该从本土文化多样性方面落地，就到了云南。针对外力过度干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我提出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不离本土的保护”（后在实践中改为“养护”）这个基本概念，得到国际学者的赞许，由此得到三期近10年（1994—2003）的资助，田野考察群也发展壮大，吸引了更多学科的人参加。更重要的收益，是周先生搬来的“智库”，各个领域国际顶尖的学者和艺术家。与他们一起考察，面对面研讨，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使我们受益匪浅。周先生一直强调中国的事要由中国人自己办，外国专家再牛，也只能平等对话，不能越俎代庖。和周先生及其他带来的国际一流学者艺术家一起工作，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所谓跟国际接轨，不是鹦鹉学舌，而是必须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这才有“对话”基础。
田野考察群的工作，主要是在“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与保护”这一项目设计的计划中开展的。它的具体内容是：①民族传统艺术和工艺的田野考察；②与当地民族合作、与当地实际结合、不离本土的传习、保护及培训；③跨学科、跨文化的合作与推广。我们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里，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怎样传习和保护这样一些精神文化遗产，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始终强调这些原则：①通过田野考察，了解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而透析它的发展趋势。②通过与当地民族真诚的持续的合作，使各民族增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提高对其文化进行自我传习、保护和发展的能力。③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使这些文化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财富。④民族文化的保护（养护) 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的内在的意愿，不是“冻结”，更不能靠外在的强制性力量来限制，发展也并非外来的开垦，而更应强调自动的演进。经过多年实践，我们根据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在白族、彝族、藏族、怒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摩梭人等民族中鼓励或支持不同的传习模式。
在学术研究方面，田野考察群的成果形成了由 “文化史论丛书”“田野考察丛书”“西部图志丛书” 组成的“民族文化研究文库”。同时，在应用研究方面，我们也积极将关于民族文化保护的某些学术理念，去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在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方面摸索实践。
2017年，甘肃，古道考察
从影视人类学到视觉人类学
徐义强：影视人类学近年做得很火热，为什么您要把它扩展为视觉人类学？您是如何界定这一学科的？
邓启耀：在很长时期内，国内外学术界都是把Visual Anthropology局限在民族志影像的拍摄和展示方面，国内把Visual Anthropology翻译为“影视人类学”，即基于此。事实上，在英文里，Visual不仅有光学的、影像的工具含义，而且有涉及视觉认知、视觉思维、视觉群体、视觉传播等人文的、社会的、心理的内涵，“视觉”的分量更重。在中文里，“影视”一词偏于影像拍摄，最多与观看性的“视”有关。但“视觉”不仅有“视”，也有“觉”。 “觉”，使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人通过视觉媒介认知世界、运用视觉行为进行文化表达与传播的特性，更加凸显。所以，我在2001年开课时，就把Visual Anthropology定义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延续影视人类学传统，开设为本科生课程；广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回到“视觉”这个本义，主要研究人类从古至今的视觉文化现象，开设为研究生课程。
除了影视拍摄和照片分析，视觉人类学还有很多事可做，特别是对于人类无文字时代、无文字族群甚至使用文字的人群里，物象表达、图像叙事等非文字“书写”传统，如原始表意物象、岩画、符像、姿势与空间建构等，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需要从视觉人类学角度做些探讨。即使到了新的数字媒介时代，网络读图、视觉现象、影像群体、虚拟社区等的研究，也是视觉人类学触角可以延伸的领域。这些探索，无疑可以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拓展更大的空间。
徐义强：您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阵地在于开拓了视觉人类学学科，您是怎么关注起这些图像啊、美术啊、服饰等东西呢？
邓启耀：由于我过去习画，对视觉方面的东西一直比较敏感，所以在群体性非语言文字现象、宗教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艺术等方面关注较多。在研究过程中，我不想单纯从图像的角度来研究，而是尽可能结合人类学民俗学学科特点，分析它们生成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的意识因素。
以民族服饰为例，过去看民族服饰，大多只看到它的表象，看到颜色的亮丽和款式的精美。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就会发现，民族服饰不仅仅是一种图像的物质载体，它背后隐藏着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苗族村寨向老人请教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时候，老人指着旁边的一个穿着苗族服饰的女孩说，我们的历史就写在上面。从披肩到百褶裙，上面记述了一个遥远到神话时代的故事，即汉文古籍和苗族口述叙事都提到的关于黄帝与蚩尤争战的那段远古历史。我这才明白，苗女衣裙上那些我不识的“字”和他们口述的神话古歌，原是互为文本的。像这些无文字的民族，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历史、神话传说、伦理制度都“写”在衣服上，将这些文化要素通过刺绣或印染的方式转化为图像，如同一部随身携带的族群“史记”和百科全书。这些象形的“字”，不仅和祖先留下的神话传说有关联，有的甚至和商周时代文物上的某些纹饰十分相似。视觉人类学不可避免地会和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中，除了文献、文物之外，神话传说、民俗生活和图像表征也应该算是一重证据。这些东西共同形成了不同族群历史文化的“书写”方式，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项工作。
2018年，云南西双版纳，与夫人在哈尼族僾尼人家做客
走野路，说人话
熊威：今年暑假您带我们到云南边境做田野考察，就是中国探险协会委托的项目，做跨界民族的调查。探险和人类学怎么搭上关系的呢？
邓启耀：其实早期的人类学家往往也是探险家。人类学是个有趣的学科，可以和很多学科嫁接；探险也不仅仅是爬山越野之类的事。早年我参加中国探险协会的时候，负责的是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我们做的事，就有寻找抗战时期驼峰航线坠机、滇藏文化带考察、茶马古道考察等。这次中国探险协会委托的考察项目，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有关。“一带一路”不是无人地带，更不是孤立的界线。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同一地缘跨界而居的不同人群及其社会文化。边地中国与周边国家，有什么历史人文和经济交往？如何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互动的前沿？在边地生活的族群特别是跨界民族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族群认同或国家认同？边地的生态和人文资源，如何为创意产业寻找到新的生路？边地的乡土知识和生活方式，如何为现代科技和消费行为提供启示？特别是周边一些国家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跨界而居，族群关系复杂，一些地方战乱频发，宗教问题敏感。这些因素会对我们的社会和相互关系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处理区域经济和国际关系时不能不面对。所以，如果站在社会发展、族群关系或国际政治角度想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等情况的清楚认知。
徐义强：我看您早就介入了这项研究。您怎么把握这类考察的人类学学理价值？
邓启耀：这个问题提得到位。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型社区（如村落）中开展田野考察。但是，如果需要观察一个时空跨越较大、形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就必须从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化背景（如人类学所谓“文化带”“文化圈”“文化走廊”和流域研究之类）入手，去观察那些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事象，以对文化的来源、传习和发展有较清晰的认识。这种方法，称为多点民族志。事实上，关于多点民族志的考察和研究，前人已经有很好的实践。他们所关注的，有由礼物交换连接的文化圈，由作物或植物关联的文化圈和文化带，由丝绸、茶叶、盐、香料等物品交易连接的古道与文化带，因族群迁徙形成的文化走廊等。我们的人类学前辈，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当代人类学，并不排斥多点民族志的尝试。因为人类社会不仅仅由一个个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也是互有关系的。若干文化素相似或由于交流形成互动关系的单元，可能成为特定的文化圈、文化带或文化走廊，让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生态中的共生关系。所以，人类学可以从一滴水观沧海，可以见树也见林。
当然，多点民族志不好做，要花很多时间，跑很多地方，有宏观视野又不能走马观花，需要在某些典型的点上深入考察，进行有深度、有细节的比较研究。
徐义强：记得这是您主编的《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倡导的写作风格：“将内在的理论要素，溶解在化合在穿衣吃饭的寻常道白中。一手的材料，自然的表述，用不着引经据典拿别人的话来说您看见的事。有分量的实录报告，具有内在的理论厚度，看似随意，却决无疏漏的设问缺环。”“力求多一点创意，多一点感觉，多一点灵性，把被做干瘪了的学问，重新做出血肉来。”这种富于实感，图文互叙的写作风格，影响了不少人。
邓启耀：我不喜欢把关于人的学问做得没有人味。人类学要说人话，文字要有实感和温度。我们一直强调实录，要求“脚到、眼到、心到”，具有学者的功底、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手笔。那是我在云南最辛苦也最充实的一段时间。一帮志同道合的跨界朋友，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挑战流俗的风车。其间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但这个经历，为我和共事的朋友所特有，很值。
徐义强：让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云南。看到您的简介里，您祖籍广东顺德但又生长于云南昆明，这也可能是您和云南之间的前世缘分。
邓启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认自己的故乡在哪里。我去祖籍地顺德寻访邓氏宗祠，却无法听懂“乡音”；父亲的日记上写着太公葬在澳门，而我的父母却永远留在了云南。我在广东上课讲的普通话犹带“马普”味，吃饭的时候总是怀念第二故乡云南盈江的傣味。在这个流动的世界里，何为故乡？何为他乡？谁是他者？我又是谁？的确是个让人伤脑筋的事。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