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印度有50%的强奸暴力犯罪案件，发生于女性去郊外如厕途中。2014年，更发生过一对堂姐妹在郊外如厕途中被强奸、杀害，挂在树上的残暴事件。本片去年在印度公映时获得了4千万观众点赞，超高的讨论度使其成为印度电影的年度话题王，并成功跻身2017年印度本土票房前十。2012年12月16日，印度德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公交车轮奸案。印度爆发了抗议浪潮，上万名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示威者举行反强奸、反性暴力游行。
从去年上映的《摔跤吧！爸爸》开始，引进国内院线的印度电影几乎都创造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神话，令中国的电影人和电影观众们赞叹不已。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大热的印度影片往往是对印度当下社会问题的回应与思考。
最近，又有一部印度影片——《厕所英雄》，引进国内、正在院线热映。它反映的是印度女性上厕所难的现实问题，影片改编自印度真实新闻事件。一位生长于西式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女性，嫁给印度村庄一个自行车店老板为妻，但婚后她发现女性无法使用室内厕所，必须半夜或清晨结伴去村庄郊外如厕。露天排便与印度的社会文化与宗教背景有关，不少地方笃信在室内建造厕所是不吉之象，充满污秽并对神灵不敬。
而露天排便造成的问题绝不仅仅在卫生层面，除了将生活环境弄得一团脏乱，更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印度有50%的强奸暴力犯罪案件，发生于女性去郊外如厕途中。2014年，更发生过一对堂姐妹在郊外如厕途中被强奸、杀害，挂在树上的残暴事件。
为何近两年印度会大批量地爆发出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这来源于印度人民高超、深刻的自省能力吗？这些电影又对印度的现实状况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借着《厕所英雄》上映的契机，采访了电影主创，跟他们聊了聊印度的电影制作与女性生存近况，透过这一部电影，我们看到它讲述的不仅仅是关于厕所的故事，甚至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故事，更是关于如何反抗根深蒂固的观念、保卫正义与公正的故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室内如厕有多难？
一部电影里的厕所革命
最近几年，几乎每一部引进国内的印度电影都能创造票房、口碑双重神话。去年5月，由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将真实的励志故事搬上大银幕,电影叙述了一个热血的女性摔跤冠军养成史，不少观众给予它2017年度“最女权”的电影称号。随后，《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巴霍巴利王》，再到正在上映的《厕所英雄》，以及即将在9月登陆国内院线的《护垫侠》，印度电影仿佛一路开挂，尤其是在女性电影题材上，表现尤为亮眼。
近一两年引进国内院线的印度影片，几乎每一部都创造了口碑、票房的高纪录。
顾名思义，《厕所英雄》讲述的是一个跟厕所有关的斗争故事。在有着露天如厕风俗的印度，新媳妇贾耶（布米·佩德卡尔 饰）嫁到一个没有厕所的村庄，她必须每天深夜跟村庄里的妇女一起去野外如厕。贾耶是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成长于一个重视性别平等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无法接受女性必须野外如厕。面对厕所难题，贾耶的丈夫凯沙夫（阿克谢·库玛尔饰）绞尽脑汁，蹭别人厕所、蹭火车厕所、甚至铤而走险偷公共厕所，却发现传统观念如铜墙铁壁，想要一间厕所难如登天。为此新媳妇不惜提出“没有厕所就离婚”……贾耶与丈夫凯沙夫的斗争逐渐动摇了村庄里根深蒂固的陋习，不仅在当地引起空前反响，甚至掀起了整个印度的女性如厕革命。
《厕所英雄》剧照，图为男女主角，电影改编自印度真实事件。
《厕所英雄》剧照，图为村里的女性结伴去郊外上厕所。
在印度，到室内厕所方便并非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相反，更多的印度人习惯在露天场所解决排泄问题。尤其是在印度乡村，露天排便至今仍随处可见，据统计，目前印度有约六亿人不使用室内厕所而选择在灌木丛、田野或路边解决排便问题。这意味着，在印度平均每一百公顷的土地上，就有超过二百人露天排便。2014年起，印度总理发起“厕所革命”，政府划拨了大量款项用于修建室内厕所，但由于宗教与传统的原因，露天排便仍然根深蒂固。由此也可想而知，《厕所英雄》所面临的巨大的来自保守力量的阻挠。
但“斗争”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本片去年在印度公映时获得了4千万观众点赞，超高的讨论度使其成为印度电影的年度话题王，并成功跻身2017年印度本土票房前十。印度总理在社交媒体上推荐本片，肯定它的价值理念；2017年底，比尔·盖茨将《厕所英雄》列为当年“十大激励人心电影”。影片公映后极大改善了印度野外如厕的现象，据片方统计，促进印度野外如厕的比例从60％下降到了30%，如此可以说是改善了了近6亿印度女性的如厕处境。影片获得高话题度与高票房的背后，自然与印度社会的厕所难题息息相关。
因为痛过，才更加警醒
社会事件与电影制作的互相影响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厕所英雄》参与了电影节展映。映后的主创交流环节，有中国观众激动地表示，“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很佩服印度电影人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和反思能力，中国女性面临的不平等问题也有很多但却很少见到具有同样反思力度的国产电影出现。”这名观众的感慨可能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观众的想法，在《厕所英雄》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中，此类对比常常占据显眼位置。
《厕所英雄》女主（右一）与故事原型合影。
那么，能在短短几年内，拍出多部反思女性生存处境的优秀女权影片，是得益于印度人民内在的、高质量的反思能力吗？在采访中，影片主创之一、制片人潘迪（Pandi）似乎并不如此认为，他更多地将近几年大量生产制作的女性题材电影看作是对近些年印度社会事件的思考与回应。潘迪分析，这些事件让身处其中的人不得不开始思考我们对女性的态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每一次社会事件发生后，在网络上、媒体上、各种讨论空间内大家都会对事件进行充分的讨论，这些讨论自然会带来反思——这些电影就是社会反思的凝结。
换句话说，在女性问题上，印度是一个切切实实痛过的国家。而这些痛苦，令印度人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更加警醒。2012年12月16日，印度德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公交车轮奸案。23岁的印度女孩、医学实习生kJyoti Singh在公交车上遭5名男性乘客轮奸和殴打，奄奄一息的Singh被扔在路边，Singh被送到医院全力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13天后在新加坡去世。四名成年被告被判死刑，后来有摄制组花了两年拍摄了一部关于此案件的记录片《印度的女儿》，采访了其中一位强奸犯Mukesh Singh、他的律师和受害者的父母。而强奸犯在纪录片中声称，当女性被强奸时，她应当乖乖保持沉默，不要跟强奸犯斗争，如此便不会死于非命，甚至直言“当强奸案发生时，跟男性相比，女性更应当负主要责任”。他的言论让世界震惊，更让印度人民陷入震怒。印度爆发了抗议浪潮，上万名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示威者举行反强奸、反性暴力游行。
纪录片《印度的女儿》海报。
《印度的女儿》采访片段。
而厕所问题带来的创痛，也远不止在卫生层面，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类性暴力犯罪与安全威胁。
这些整个社会共同经历的创痛不会只是随风逝去，它必然作用于日后的创作与反思。“此类性暴力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但毫无疑问2012年的公交车轮奸案件影响是巨大的。”潘迪观察到，印度近几年大量的女性题材电影，正是从2013年后逐渐走向了高潮。
除了社会事件的影响，资本的助推也是另外一支强大力量。《厕所英雄》改编自真实事件，现实中这个故事曾登上报纸新闻并引起很大轰动，制片人正是看中了这个故事的轰动效应，认为它具有感染力，才决定拍摄这部电影。以《摔跤吧！爸爸》等电影为首的“铺路”先锋在女性电影题材方面取得的票房、口碑双丰收自然为同类型的女性电影提供了一剂强心针，促发了更多同题材电影的筹划与制作。《厕所英雄》的主创也坦言，印度女性题材电影的大爆发当然助力了电影的发行与上映，甚至票房“比我们预想中还要好很多”。
过去几年，我们常常感叹于国内影视市场中，资本的盲目与草率，导致大量烂片扎堆出现。但在另一种情境中，我们看到，如果资本的助推能够促发更多有现实意义、反思精神的电影出现，那资本的力量也可以产生更多良性互动与效应。
对话《厕所英雄》主创
“整个世界，正在价值观上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新京报：我们知道《厕所英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是什么元素让你决定把这个事件改编成电影？改编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什里·那拉扬·辛（《厕所英雄》导演）：最开始，编剧其实带来了3个剧本，其中一个是这个关于厕所的故事。我了解到它改编自真实事件，这个新闻在报纸上曾经引起很大轰动。最重要的，我本身老家就在农村，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在农村大量存在，拍这个故事（会引起共鸣）。电影跟真实故事没有太大区别，当然为了电影的效果，我们加入了一些戏剧化的片段，比如偷移动公共厕所的桥段。
尼拉结·潘迪（《厕所英雄》制片人）：最困难的事情还是来自人们观念上的不同吧，就像电影里说的，建室内厕所被传统认为是不吉利的，很多人认为露天排便是生于自然、归于自然，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又有着宗教背景，的确是一个很顽固的挑战。另外就是我们其实有些担心如何去呈现“厕所”这个话题，担心会让观众感觉不舒服，所以怎样提出这个问题、同时把握好尺度也是我们很注意的。最后结果，其实比我们预想中要好。
北影节期间，《厕所英雄》主创在映后交流会上合影。本文受访者为：导演什里·那拉扬·辛（左二）、制片人尼拉结·潘迪（左三）；编剧西达尔特（右三）、编剧格丽玛（右一）。
新京报：电影中有一场戏是村民们开会，讨论露天排便与室内厕所的争议，村民们提及露天排便的宗教背景，你如何看待印度的厕所问题与宗教背景的关系？
西达尔特（《厕所英雄》编剧）：电影中引用了《吠陀经》中的内容，其中提及人应当亲近自然，生于自然归于自然，但并没有任何原文让人们要露天排便，拿着宗教作理由，实际上是对宗教经典和印度传统的误读。
新京报：电影里有村民拿室内厕所做例子，以此批评印度近些年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太大。厕所问题我想我们都能达成共识，它不只带来卫生问题，更存在各种安全威胁。但抛开厕所这一个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你认为印度社会是否存在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太大的倾向？
西达尔特（《厕所英雄》编剧）：我们曾经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语是印度社会交往中重要的语言，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很多影响，甚至冲击了印度本土的价值观。但在更多时候，我看到的并不是西方价值观或者东方价值观、印度价值观，而是人性价值观（human value）。比如说，要与人为善、要干净整洁，这些是人性共通的要求。
格丽玛（《厕所英雄》编剧）:我来试试从另一个层面回答你的问题，你可能想问的是一些更宏观层面的思考？对此我想说的是价值观其实永远处在冲突当中，说到底，对于这种冲突在于每个人的选择。在面对新旧冲突的时候，有人选择接受新价值，有人追着旧价值。而我们认为，选择是必须要做出的，在《厕所英雄》里，我们做出了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即使它在挑战某种传统跟观念。
《厕所英雄》剧照。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印度在女性安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很不足，强奸案跟相关暴力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但另一方面，如同我们看到的，印度也在密集产出大量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同时印度很早就拥有第一位女总理英吉拉甘地。你是否认为在印度，女性的处境存在巨大的两极分化？
尼拉结·潘迪（《厕所英雄》制片人）：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在印度的大城市，女性跟男性在职场上有着同样优异的表现，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在乡村及很多偏远地区，很多女性的处境仍然与男性相去甚远。近些年发生的暴力案件，也让我们对此有更深更多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即不同地区女性的地位存在很大落差。在印度，除了女性问题，还存在种姓制度、阶层不公等其他问题，美国、中国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重要的是面对自己的问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印度近些年女性主义题材电影的大爆发？它跟社会事件之间是怎样互相影响的？
尼拉结·潘迪（《厕所英雄》制片人）：印度近些年的确出现了大量女性题材的电影，但我很难确切地追溯它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相对具体的时间，我想这个风潮是从2013年开始的。大量社会事件促进了人们对印度社会女性处境的反思，电影的拍摄也反过来影响了社会中女性的处境，这是相互作用的，而且是良好的相互作用。
1957年，电影《印度母亲》（Mother India）海报。影片以一个老妇人的视角回忆了丈夫离家出走，自己独立抚养孩子、偿还债务的艰难生活。影片在印度曾引发观影热潮，并提名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西达尔特（《厕所英雄》编剧）：其实印度一直有很多女性题材的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母亲》，这部片子在1957年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但近些年在各种因素中，我觉得有一个因素被忽略了，就是互联网的巨大作用。互联网的普及让全世界互通有无，我们彼此都能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由此在更多的问题上，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共识。科技的改变，让我们接触世界。比如说，在20年前，我可能很难想象我能够跟格丽玛（《厕所英雄》的另一位女编剧）同处一室、朝夕相处地工作，但如今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跟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友好平等地共同工作。
新京报：对中国电影印象如何，有喜欢的导演和期待合作的中国电影人吗？
尼拉结·潘迪（《厕所英雄》制片人）：如果说最期待合作的中国电影人，应当是成龙。我看过王家卫的很多作品，很喜欢，此外还看过张艺谋的《英雄》，印象也很深刻。
《摔跤吧！爸爸》背后的印度，到底什么样子？
身为女人，我有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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