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常把西汉和东汉分成两个王朝，称刘秀为开国皇帝。因此，刘秀登基，并不是嗣传。也是时势造英雄，各路豪杰并起，最后刘秀异军突起，倾覆新朝，重建汉室。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即指成周的周边地区。另外，西汉末年，关中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割据势力盘踞周边。而且无论是周朝还是东汉，最后定都洛阳都有不得已的成分。但《两都赋》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政治价值与汉初贾谊等的政论散文不可同日而语。
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的作品，明章之治是光武中兴以后，汉朝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时期，从汉和帝开始，汉王朝就全面走向了衰落。
班固
01 汉赋的地位和作用班固在序文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后人大都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说法作为这句话的注解。刘勰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汉赋与《诗经》就这样建立起了文体上的勾连。
汉赋最大的特点就是铺排叙事，文辞华美。《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文体和内容，赋比兴是表现手法。
根据班固的《两都赋序》，赋和颂有比较直接的关联，主要用于歌功颂德，他首先例举了汉武帝汉宣帝时期的祥瑞种种，“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国泰民安，带动文学的繁荣。
班固说自汉武汉宣始，汉赋“兴废继绝”，“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就是说汉赋兼具诗经风雅颂的特点，但重点是颂，“润色鸿业”。
班固的这种复古情结，进一步体现在他对历史的回顾上，他说：“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上古皋陶歌颂舜帝的诗文，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大夫歌颂鲁僖公的诗文，都被孔子收录进了诗经和尚书。因此，汉赋颂扬当朝是符合孔子思想的，这是要表达汉赋的政治正确。
刘秀
02 刘秀是开国皇帝吗？从班固的序文中，我们完全看不出西汉和东汉的隔阂，班固非常自然地陈述了西汉朝汉武帝、汉宣帝和汉成帝的功绩，汉赋大家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都是西汉时期的官员，在班固看来，自己和他们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是一家人。而且《两都赋》是班固呈送给东汉汉明帝的，可见这种观点符合当时的官方口径。
后人常常把西汉和东汉分成两个王朝，称刘秀为开国皇帝。刘秀虽是汉室宗亲，但到他的父亲这一代已经边缘化为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了，不再享有皇室的尊荣。因此，刘秀登基，并不是嗣传。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也是时势造英雄，各路豪杰并起，最后刘秀异军突起，倾覆新朝，重建汉室。从这个角度看，刘秀的东汉王朝是西汉断代以后的重新开国。
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即“耳孙”，祖宗十八代的最后一代，就是耳有所闻，非常遥远了。但仍然可以看作是承继了汉统，可以看作是复辟，不算开国，所以刘秀还是把国号定为“汉”，他是要彰显自己是正统的汉室皇帝。后来的刘备称帝，国号也是“汉”。
显然刘秀宁愿自己不是开国皇帝，他的子孙和大臣们也作如是想。刘秀死后的庙号为“世祖”，“世祖”一般不是开国皇帝，而指开创王朝全新时代的君主。
长安
03 汉朝的都城之争西周的都城在长安地区的丰京和镐京，丰镐隔水相望，周文王在两地轮流办公，周武王最终以镐京（宗周）为都。但东方诸侯不愿臣服者众，还发生了武庚和三监之乱。周公旦于是又在中原营建了都城洛邑（成周），立九鼎，迁殷顽民于成周，并以成周八师震慑东方。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周公居成周，召公居宗周。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即指成周的周边地区。东周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邑。
长安和洛阳的都城之争一直是汉朝政治的热点。
公元前202年1月，垓下之战项羽兵败自杀，2月刘邦在山东定陶称帝，洛阳为临时都城，并有意永久定都洛阳，以图与周王朝相媲美，群臣大都是山东人士，刘邦所思颇合朝廷上下的心愿。
但娄敬反对，理由是：周部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尧帝时期的大臣弃，舜帝时即被封为诸侯，从公刘到古公亶父，再到周文王周武王。经过世代几百年的经营，才有统一的周王朝基业，可谓根深叶茂。而大汉初定，刘邦只是一介草莽，尚无坚强的政治根基，两者所处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易守难攻。虽然北地匈奴未定，定都长安，反而易于瓦解匈奴的侵犯，如果都城远在洛阳，长安则有可能不保，有匈奴兵南下长驱直入之忧。第三，即使中原发生内乱，只要关中稳固，假以时日，不愁祸乱不平。
刘邦举棋不定，关键时刻，张良支持了娄敬的观点，刘邦于是下决心定都长安。那么刘秀为什么又选择洛阳呢？
光武帝刘秀登基的时候，关中地区仍处于赤眉军政权的控制之下。另外，西汉末年，关中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割据势力盘踞周边。而洛阳周边是刘秀的根据地，政治基础比较扎实。加之，西汉虽然灭亡了，但西汉在政治文化上也打下了两百年的基础，这是刘秀可以凭借的，所以刘秀以汉统自居，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基本逻辑与娄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当初周朝能够定都洛阳是有经营基础的。而且无论是周朝还是东汉，最后定都洛阳都有不得已的成分。我个人观点，长安是更优的选项。
光武帝时有杜笃作《定都赋》，主张定都长安，到了汉明帝，东汉已经定都雒阳多年，仍有不少迁都长安的呼声，班固又作《两都赋》，认为定都雒阳是明智之举。但《两都赋》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政治价值与汉初贾谊等的政论散文不可同日而语。汉赋长于润色鸿业，不善于说理，大致如此，其价值仅在文学本身。
刘秀定都洛阳，改洛阳为雒阳。刘秀为什么要改字呢？有一种说法，东汉朝五行属火德，国号是汉，都洛阳，“汉”和“洛”水旺克火。国号“汉”是刘秀想要的，只能把“洛阳”的水去掉，加上“佳”字，这就是“雒”字。佳字有两个土，可以克“水”。
曹魏属土德，于是魏文帝曹丕就下命令把“雒阳”重新改回“洛阳”。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
关于历朝五行的说法很多，各不相同。此说似乎尚能自圆其说，不失趣闻，姑且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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