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作为一个“警告板”的时候，其消极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可以提醒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指出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或者总是重复犯的某些错误。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全人类“间接经验”的集合。历史的事实属于过去，而过去是无法重现的。反之，虚假的历史从不会顺利地再次出现，它的存在目的完全就是为了蛊惑人心，让后人掉入前人编织的思维陷阱，根本不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有益影响。
自从人类祖先用绳子系出大小不一的扭结开始，观念中的历史就诞生了，换句话说，人类就从自然的世界进入了历史的世界。历史是什么？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事。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历史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时空信息。
由于我们的思维结构以时空观念为基础，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位置坐标上，我们的一切知识、价值和态度，几乎完全来自对于历史的反思和重建。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历史”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除了“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其他历史事件在时间上和位置上都和“我”无关，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呢？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从古至今，很多人都秉持这样一种想法：相较于过去，我们现在面对的局势已经太复杂，古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变量”越来越多，“变量”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研究以往的历史，对当下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一些人由此得出结论，除了追求学术成就和满足个人求知欲外，研究历史并无多大用处，但实际上，上述观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历史应当是一种终极知识，足以解决任何难题，如果不能直接解决麻烦，则一无是处。
这种观点没有认清历史的作用，历史与其说是个“路标”——告诉你应该走向哪里，不如说它是个“警告板”——提醒你不应该走向哪里。
如果把历史当做“路标”，它的用途是受限制的，虽然能指示我们大概的正确方向，但却不能对未知情况提供详尽的资料。当历史作为一个“警告板”的时候，其消极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可以提醒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指出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或者总是重复犯的某些错误。
打个比方，当你身处在一座陌生的森林中时，历史并不会直接给你一张详细的地图，而是提醒你先要避免犯哪些错误，然后再帮助你思考应当注意或掌握哪些关键信息，最终由你自己规划出离开森林的方法。
具体来说，历史在帮助我们思考的时候，会提供两种形式的经验，即“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历史的“直接经验”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参与过纷繁复杂的事件，它们总会给我们提供最直接的感受和体悟，让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相比于“直接经验”，历史的“间接经验”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更广泛，也更普遍，除了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历史上所有人在各种不同条件之下的经验，到头来都能够为我们提供积极的借鉴，使得我们避免重蹈前人之覆辙。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全人类“间接经验”的集合。
明白了历史的重要性之后，我们仅有研究历史的冲动还不行，还得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
如何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各种各样，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怀疑精神，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普通人虽然不是受过标准史学教育的研究者，但只要秉持着怀疑精神，就足以获得可观的历史收获。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观念史，基本都是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经过加工与再创造，最终书写在文献中的“意见”，所以研究历史就必须从各种“意见”中摒弃具有迷惑性的幻觉，抓住有用的信息。
换句话说，研究历史要遵循“减法”原则，许多历史文献都是为了欺骗和掩饰的目的而写的，我们如果想要从中获得有益的“间接经验”，就必须剔除掉某些史书想要让我们相信的东西，而剩下的内容不管多么丑陋、奇怪、出乎意料，都是最接近真相的信息，也是最有指导意义的信息。这个“减法”原则，实际上就是形式逻辑中的选言推理，“P1或P2或P3……或PN，非P2且非P3……且非PN，故P1。”
大致上对于历史证据的处理，我们可以遵循一些标准，举例来说，当史书作者在撰写史书时出现了以下种种情况，则可以认定他的说法是可疑的：
如果充满了表扬的言论，缺少批评的讨论；
如果批评某种观念是“异端”；
如果认为权威总是对的；
如果把意见与事实混为一谈；
如果宣称自己的说法“毫无疑问”；
如果宣称某些事情“永远不会”出现；
如果认为某种观点必然正确。
但凡出现上述的特征，则基本上可以判断作者撰写的“历史”不可全信，充满了疑点。这几条典型的判断方法，并不是判断历史信息是否可靠的唯一标准，它们的意义，是让我们从中获得珍贵的启发——警惕某些伪造出的历史。
研究历史的作用，本来是为了让我们避免前人吃过的亏，但伪造的历史信息却让我们在幻觉的迷宫中徘徊不前，总是在“同一个门槛上绊倒两次”，不得不吃更多的亏。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假历史，一是记录者无意为之，因为他们也只是历史的转录者，有自己视野的极限和知识的缺陷，所以写在文献上的内容天生不够准确；另一种则是知道真相，却故意隐瞒事实，对历史现象进行隐藏或曲解，这无非是因为史书的撰写者出于某种信念，或者秉持某种价值观，抑或为达成某种目的，人为制造了被遮蔽的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曾表示，他有段时间深深着迷于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当他发现沃尔特完全虚构了一个路易十一的形象，而自己却为之着迷时，立马被惊出一身冷汗，他开始思考：历史学家是不是也像小说家一样，善于虚构人物引起读者的共鸣？如果这样，那么任何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是可疑的，必须经过检验才能相信。
兰克的醒悟，其实就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必须时刻用怀疑精神为自己保驾护航，远离伪造的历史散发出的致命诱惑。面对史书信息的良莠不齐，我们应当主动过滤，过滤信息的那张思维之网的“网眼”可大可小，全凭科学的方法和追求客观的态度。除了上述讲述的七条标准，任何人都能找出更多的标准，用以展开自己的历史研究，不管我们是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只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历史文献，就能培养出自己的历史眼光。
历史的作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世界史考察》中，给历史学家下了一个定义：试图确定那些恒久不变的、重复发生的、有代表性的因素，因为这样的因素能够在我们的理性和情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其实，历史学家并不是一种职业限定的工作，而是一种思想状态，只要我们愿意，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因为人类天生就有历史学家的特质：期望在变化多端的人类生活中发现永恒不变的特征，从而更好地生活。
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希腊历史逐步从神话变成史实，修昔底德是第一位观察并描述其所在时代的历史并以清晰的批判精神审视过去的思想家，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让历史学家从吟游诗人变成了记录事实的人，他区分了神话传说与历史思想的不同，使得历史成为了人类不朽的财富。
历史的事实属于过去，而过去是无法重现的。我们无法重建历史，也不可能在纯粹物理和客观的意义上使其“重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史书的基础上“回忆”它，对历史进行理想化的还原，这种还原以怀疑精神为起点，以不断剥离信息中的幻觉和倾向性描述为过程，最终使得人造伪装被逐一剥掉，让杜撰程度最低的信息——真相浮出水面。
历史的价值，就在于真相的力量，因为只有真相才是符合逻辑的客观，故而能够重复出现，也只有重复出现的东西，才有参考价值。以往出现过的东西，当下或者未来还能出现，它才能充当提醒人类的“警告牌”，对我们的时代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反之，虚假的历史从不会顺利地再次出现，它的存在目的完全就是为了蛊惑人心，让后人掉入前人编织的思维陷阱，根本不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有益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为了从过去获得启发，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时从真相中认识自我，建筑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