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谷物仍然是“稷”。今天“稷”已经退出了中国人的口语。“社稷”的存在，无疑说明了“稷”的重要地位。在饮食方面，一向不大爱借词的汉语可是毫无抵抗能力。除了稻以外，茶可能是中国人对地球农业的最大贡献。可惜的是，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灵验。从上古到中古早期，真正表示哥哥的字是“兄”，几无例外。“父”“兄”不分的乱辈分之举并不符合汉语传统的亲属称谓系统。
中国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各种亲戚称呼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人类婴儿最先学会说的mama真的是在喊妈妈吗？天天都在吃饭的你，认识那些米字旁的字吗？煎饼果子里的“果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历史上“猪”的曾用字“彘”“豕”“豝”都消失了？……这些问题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去思考，但也有人却天天像侦探一样把语言文字拆开了嚼碎了细细研究。
郑子宁，一位本业是写计算机代码的语言学达人，了解英语、法语、土耳其语、老挝语等语言，熟知常州话、上海话、西安话、广州话、海口话等多种汉语方言，曾出版《东言西语》等书，让“说话”这门学问被更多人关注。
“语言跟生物的基因很像，它会代代相传，也会损失和变异，虽然它最后呈现的东西是碎片化的，但很真实很难造假。”在郑子宁看来，语言是比文献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数据库，我们几乎可以从中挖掘我们感兴趣的任何信息。
你吃过的米都在不认识的字里
你认识“粝”字吗？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字，特别是它常常跟“粗粝”一词一同出现，让人猜出它表达的意思是粗糙，却让人不再熟悉它的本意。粝字的米字旁，暴露了它的本义——“糙米”。这个字起源非常古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五蠹》中就有“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为了表现当年尧生活简朴，说他吃的是“粝”。金代的字书《篇海》也把“粝”解释为“米不精也”。
作为谷物总称，“米”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写法是一条横线，上下各三个点，形似一根横着放的穗。这也是汉语中一个继承自古老的汉藏语祖先的词。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各种“米”中，“大米”的殊荣牢牢被“稻”把持。
稻堪称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主食，它在上古时代却并不是最重要的谷物。对于上古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作物当属“黍”和“稷”。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在街上随便找一个路人，问他知不知道“黍”和“稷”，路人会有很大概率困惑不解。作为上古时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两种作物，“黍”和“稷”在当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认知度并不算高。当然，如果该问知不知道“糜子”“黄米”，或者“小米”“谷子”，听说过的人大概就能多些了。
对于上古的中国人来说，“黍”的一大功能是酿酒，酒在商朝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出土的甲骨文涉及的谷物中，“黍”的占比相当高。
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谷物仍然是“稷”。今天“稷”已经退出了中国人的口语。如果今天有人再说出“稷”这个字，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字出现在“社稷”一词中。“社稷”的存在，无疑说明了“稷”的重要地位。周朝人甚至追溯后稷为周人的先祖，根据古老的传说，后稷是尧舜时的人物，出生在今天山西西南端的稷山县。
吊诡的是，作为中国人祖先最为神圣的五谷之首——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物却存在争议。除了华北既种糜子又种小米的农民，当今大部分中国人对黍和稷已经不太能分得清。
新书《中国话》里，郑子宁选择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日常生活，饮食、地名、动物、数字、称谓等背后的文化传承。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
汉语借来的“蜜”和献出的“茶”
还有什么能比吃的东西更容易传播呢？今天中国任何一个有点规模的城市，日本餐馆、韩国餐馆、西餐馆、泰国餐馆是肯定少不了的标准配置。在饮食方面，一向不大爱借词的汉语可是毫无抵抗能力。来自法语的咖啡、泰语的冬阴功、日语的寿司、意大利语的拿铁都是不少人趋之若鹜的心头所爱。如果有点冒险精神的话，缅甸语的泡鲁达、印尼语的沙茶、俄语的列巴、英语的司康可能也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
不同人群烹饪的方法和原料千奇百怪，很多时候很难找到恰当的意译，但是食品又是特别容易传播的词汇，人不可能因为不会说某样食品的名字就坚持不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因此，食品词汇就像长了飞毛腿一样，很容易到处传播。
与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古时的华夏先民对外面传进来的新鲜事物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比较有意思的是，古代中国引进的食品往往和甜食有关。
对于一个古人来说，要想制作甜食，甜味来源必不可少。相比较而言，对上古的华夏人来说，最好的甜味来源自然是蜂蜜生产的“蜜”。中国本土就有蜜蜂，但“蜜”字在整个汉藏语中基本找不到同源词，汉语的“蜜”字可能是从印欧语中借用的。
不过汉语对世界饮食的馈赠可能更加重要。除了稻以外，茶可能是中国人对地球农业的最大贡献。与之相应的是，世界上大部分语言中的“茶”都借自汉语。
郑子宁从小生活在吴语区和江淮官话交界的常州，对复杂的语言环境有着与生俱来的体会。初中郑子宁开始钻研方言学和音韵学，他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
“通过我们熟悉的现象，激发大家对中国语言的好奇心。”郑子宁说。在大家的认知里，语言学这门学科会比较高深枯燥，《中国话》在讲述了语言变迁规律的同时，大大地拓展了文化史的视野。
自远古传来的“爸妈”
语言学轻松的趣味性背后，是严谨考究的学术研究。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全世界的语言中“妈妈”都是mama,因为这是人类婴儿最初能发出的声音。当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发出ma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亲激动地把这个声音当作婴儿呼唤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传,全世界的人类语言就把ma当成“妈妈”的称呼了。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话中的“妈妈”自不必多说，英语虽然书面上写mother,但口语也是mum。
可惜的是，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灵验。凡是看过清宫剧的人都会对皇子称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玛”,这是一个经典的编剧背离现实的案例。在清朝的满文书面记载中,对父皇一律称HanAma,也就是“汗阿玛”，如果写汉文的话则是“皇父”或者“皇考”。“皇阿玛”不说绝对没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的。
今天在东北一些早就不说满语的满族家庭里,还把爸爸和妈妈称作“玛”和“讷”——和传说中全世界都把妈叫ma可不一样。
除此之外，不同的地方爸爸的称谓还有“爹”“爷”等不同说法，相比之下，汉语在叫“哥”的时候却非常统一。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南北朝以前成书的古籍，你所能看到的“哥”都是“歌”的意思。从上古到中古早期，真正表示哥哥的字是“兄”，几无例外。
“哥”取代“兄”的端倪出现在唐朝，一开始出现在皇室的语言里。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名曾经对让他拜见尚官的建议不屑一顾,直接说了句“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而当时“哥”除了表示“兄”,也可以表示“父”，唐太宗给儿子李治的信件落款就是“哥哥敕”。
“父”“兄”不分的乱辈分之举并不符合汉语传统的亲属称谓系统。但是如果考虑唐朝皇室在南北朝时曾与鲜卑贵族大量通婚，这样的叫法可能就并不意外了。
郑子宁。
对话
郑子宁：“不明觉厉”“人艰不拆”有生命力
潇湘晨报：语言学原理和研究与语言实际应用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是怎样学习这些完全不同的语音的？有什么学习心得吗？
郑子宁：确实是的，语言学跟学习语言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一定程度也是相关的。如果对语言感兴趣的人对语言研究也会感兴趣，会学一学。我如果是在外面玩，到了语言不通的环境中就会想办法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学习语言主要是不能太害羞，一开始肯定是错误百出的，被人嘲笑也是难以避免的。别人笑其实也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并没有恶意，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在乎。我们可以多学一些实用的，比如数字、比如买东西时用方言砍价，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得到及时的正面反馈，就会增大动力。
潇湘晨报：您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看，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矛盾吗？
郑子宁：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如果没有推广普通话的话，也就没有保护方言的必要。所以其实保护方言是应对方言被普通话取代的反趋势。但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远距离交流比较频繁，朋友交往不是以老乡为主，而是以志同道合、共同兴趣来交往的，这对大的跨地区的语言，比如普通话是有利的，而对小区域方言是不利的，所以我对方言在我们下两代的存活不是特别乐观。我觉得如果有人使用方言，不要觉得老土，这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大家都是古汉语的后代，我们选择普通话不是因为它多高级，而是因为它更便利。
潇湘晨报：现在人们常常使用电脑、手机的各种社交软件进行交流，大多数人使用的拼音打字法其实也是一种用普通话交流的方式，是不是也造成了方言的流失？
郑子宁：微信、QQ这些社交软件，也算是一个跨区域的交流。像打字的话，理论上完全是可以开发方言的拼音输入法，但如果没有学校来教你怎么使用这个方言拼音输入法，估计也是很难推广开的。广东话因为使用人数特别多，所以他们就有相关的方言输入方法。
潇湘晨报：对于小孩子来说，牙牙学语的时候是说普通话好还是方言好？如果以后您有孩子了，你会先教他普通话还是方言？
郑子宁：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以前还真是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先教他英语，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学英语的过程还是蛮痛苦的，如果能让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以不那么痛苦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对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但这也是我先随便想一想吧。
潇湘晨报：语音的历史流变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除了时间之外，还与政策息息相关。现在的小学生课本中，很多古诗的古音已经被取消，比如天苍苍，野（ya）茫茫，已经统一成为“ye茫茫”。您赞成这样的修订吗？
郑子宁：这样的改读可能造成了诗歌并不叶韵，让很多很在意古诗押韵的人感到特别惋惜。所以同时也有很多人为了让古诗押韵而做一些古音复原的工作。但是复原的古音未必是真正的古音。语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现在不押韵的古诗很多，比如《诗经》的韵脚到了后代，念起来就不和谐了。像《关雎》，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猜测它之前是怎么押韵的。
潇湘晨报：《中国话》以一种知识考古的方式对汉语言文字进行追根溯源，将中国文字几千年来的演变进行梳理，全面地构建汉语言文字的文化历史，也传授给读者们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你认为中国话的演变是如何映射出社会发展的？
郑子宁：语言一定程度上跟生物的基因是很像的，它会代代相传，同时在传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信息上的损失，一部分基因就不见了。如果发生了杂交的话，又会有一些新的基因加入进来。它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最后呈现的东西虽然比较碎片化，但它是真实的，是很难造假的。特别是在文献时代之前，语言就更加珍贵，我们并没有系统化的文献可以支撑，语言是一个有挖掘潜力的信息数据库，我们可以试图挖出我们感兴趣的信息。
潇湘晨报：现在经常突然冒出一些网红流行四字用语，比如不明觉厉、人艰不拆之类的。它们怎么就会突然流行开来呢？居然大家都懂了，都开始用了，这些词语以后会成为正式词语吗？
郑子宁：这个现象还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古代成语是谁最先发明的，又是怎么流行开来的，谁也说不出来。可能有些习惯于正式用语的人对网红词语会有点偏见，觉得它粗俗，但是它的出现和流行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大众喜欢它，它就会有一定的生命力量。不过也不要担心，因为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可能一年以后就会彻底死掉，顺其自然就OK了。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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