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清朝内部档案显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恰在此时，后金散播的袁崇焕通敌谣言起到了发酵作用。最后，崇祯宣布“召见”袁崇焕，由守城士兵放个筐下来，把他提到城墙上。这相当于宣布了君臣两人之间有过约定，结果崇祯发现自己被袁崇焕欺骗了。以明朝和后金的力量对比来看，明朝能遏制后金的攻势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袁崇焕先斩后奏，则犯了大忌。然而，袁崇焕日后招祸的种子已经埋下。
袁崇焕（1584—1630）现在获得的评价很高，被当作抗击后金（清）军的英雄，大明王朝最后的长城。
不过，明朝人不这么看。至少他被凌迟处死的时候，北京城里的官民都是高声叫好，甚至争啖其肉，以解心头之恨。
历史上有无数英雄的冤死，但从来没有一个英雄死得如此憋屈。哪怕遭遇构陷不得不死，电闪雷鸣的天气变化也能证明他的清白。然而，袁崇焕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当他死时，全世界都当他罪有应得。
这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袁崇焕究竟死得冤不冤？
史载袁崇焕长相丑，画像可能把他美化了
01袁崇焕的对手认为他死得冤。入关成为帝国新主人后，清朝统治者最早为袁崇焕拨乱反正。
一些清朝内部档案显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成书于乾隆朝的《明史》出版后，这一说法公开化。
大意是说，后金决策层故意让两名被俘的明朝太监偷听到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有不可告人交易的密谈，然后将这两人放了。按照后金人的设想，这俩太监回去后，自然会跟他们的主子密报这起惊天大阴谋。
这出反间计从策划到实施，都很粗糙，带有强烈的舞台效果。考虑到后金的领袖从努尔哈赤开始就把《三国演义》当作兵书使用，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灵感出自哪里了。
实际上，后金的反间计是使了，但效果并不好。证据是，崇祯杀袁崇焕，几大罪名里根本没有一款关乎“通敌”。
但乾隆不会管那么多，只当祖宗使出去的妙计成功了。
问题是，乾隆为什么要为袁崇焕平反呢？
乾隆自己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这里面隐藏了两层意思：一是，清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袁崇焕被冤杀，说明明朝“主暗政昏”，所以明清易代是顺乎天命的。二是，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需要忠臣。乾隆倡导忠君思想，所以要为袁崇焕等忠臣烈士平反，号召臣下学习袁督师好榜样。
位于北京的袁崇焕庙
02袁崇焕不是死于反间计，而是死于“己巳之变”。
1629年，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领军队越过明军层层设防的关宁防线，从蓟镇突入明朝内地，是为“己巳之变”。
皇太极这次奇袭，不亚于在北京城里投下一颗原子弹。
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大败，至此11个年头，明金的战事都在边疆打，打得再狠，叫得再急，京城官民基本都无感。等到皇太极打到城下，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受过战乱流离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员们，在入侵者的烧杀劫掠面前，才把边患与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这就好比，对于晚清的东北人来说，鸦片战争不是战乱的开始，中日甲午战争才是。他们眼中的卖国贼也不是琦善，而是李鸿章。
“己巳之变”中京城官民的心态与此相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感慨后金的强大，而是陷入了对守边大吏袁崇焕的深度怀疑与愤恨之中。
恰在此时，后金散播的袁崇焕通敌谣言起到了发酵作用。
袁崇焕的人设彻底坍塌了。整个社会对袁崇焕怨谤纷起，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当时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都骂袁崇焕是卖国贼。
尽管袁崇焕在城外与后金拼死拼活，被弓箭射得跟刺猬似的（还好铠甲够厚），朝廷就是不让他和他的军队进城休整。
最后，崇祯宣布“召见”袁崇焕，由守城士兵放个筐下来，把他提到城墙上。
“叛贼”袁崇焕被捕了。
袁崇焕剧照
03少年崇祯是个明白人。他把袁崇焕关了好几个月，罪名也定了好几个，但都没有谣言及官愤民怨中提到的“通敌”。然而，崇祯为什么不替袁崇焕澄清谣言，反而必须要他死呢？
许多文章都认为，舆论和党争影响了崇祯的决定。我倒认为，这种影响毕竟有限，最根本的原因是崇祯自己就认为袁崇焕该死。
你想啊，皇太极都杀到北京城下了，这么大的变故总得有人担责吧，这么大的屈辱总得有人背锅吧？这个人不可能是皇帝本人，那就只能是皇帝任用的某个官员。这个人不是袁督师，还能是谁？
有个小细节，可以反证袁崇焕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为“己巳之变”担责：负责处理袁案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本来要将袁崇焕满门抄斩，结果余大成告诉他说：“袁罪何来？岂非敌袭围京？吾视尚书反复六任也，坐兵部者全身而退者未有一人。今袁无能，令处夷刑，后敌又围京，先顾公之三族。”梁廷栋设身处地一想，肯定脊背发凉，所以强烈建议给袁减刑，不至于祸及三族。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帝国官员对袁崇焕获罪的原因是心知肚明的。“己巳之变”在当时被视为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军事上最大的失败。根据以往辽东军事失败必罪督抚的惯例，“己巳之变”本身就足以导致袁崇焕获罪，而且轻则戍刑，重则论死。
崇祯剧照（左）
04对于袁崇焕这次后果严重的失常发挥，崇祯从重而非从轻进行惩处，深层原因则在于，他感觉自己幼小的心灵被这个中年大叔伤害了。
崇祯定了袁崇焕的罪，打头第一条就是“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这相当于宣布了君臣两人之间有过约定，结果崇祯发现自己被袁崇焕欺骗了。
这个约定很多史籍都有记载，版本大同小异。简单来说，崇祯元年（1628年），赋闲了9个月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被重新起用为辽东督师。在获崇祯召见的对话中，袁崇焕当着年轻皇帝的面夸下海口，说给他五年时间，后金可平，全辽可复。
当时就有人私下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表示严重怀疑，说得好听你是痴人说梦，说不好听你这叫专业忽悠。以明朝和后金的力量对比来看，明朝能遏制后金的攻势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
袁崇焕也知道这次忽悠大了，赶紧向崇祯提条件。
大明集团CEO崇祯对这个斗志满满的大叔，以及这个十分响亮的口号都很满意，钱粮保证不缺，武器绝对给好的，妒忌谗言我通通不听，只信任你一人。完了，还赐给他尚方宝剑。
可以说，袁崇焕以一个大饼换来了最高权力的眷顾，个人地位达到顶点。他是一个做大事不拘小节的人，不管“五年复辽”能不能实现，此时赢得皇帝信任，有机会大展拳脚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多，后金这家初创公司抢市场就抢到大明集团的核心地盘来了。
这难道就是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尽管五年之约期限未到，崇祯已无再多的感情投入，有的只是受了欺骗和愚弄后的一把怒火。
袁崇焕除了认栽，还能怎样？当年在皇帝面前吹过的泡沫，被蜂拥到京城门口的敌军挤破了，现在只好用一条老命兜底。
广东东莞袁崇焕纪念园
05明末清初史学大家张岱指出，袁崇焕的悲剧是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他说，袁崇焕这个广东人个子矮小，性格暴躁，像只猴子，“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
复盘袁崇焕在崇祯朝的表现，其实已足够他被杀好几次。
崇祯是一个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皇帝，在位17年，换了几十个内阁成员，杀了十几个文武高官。在他手下做官，无论你多么善战能干，多么不可替代，有一条红线始终要坚守住：什么都可以去挑战，但千万不要挑战大老板的面子和权威。很不幸，桀骜不驯的袁崇焕，都挑战了。
袁崇焕杀总兵毛文龙，第一次挑战了大老板的权威。毛文龙该不该杀，这是另说。袁崇焕先斩后奏，则犯了大忌。这事报到朝廷，崇祯先是大大吃了一惊，可能第一念头就要拿袁崇焕是问。不过，他毕竟少年老成，想着辽东正倚重袁崇焕抵御，于是仍在圣旨中对他杀毛文龙表示了支持。然而，袁崇焕日后招祸的种子已经埋下。
其次，袁崇焕跟后金谋议和之事，挑战了大老板的面子。袁崇焕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明确了他“五年复辽”的计划，其中即提到“和为旁着”，意思是把议和作为一个套路，目的是实施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巩固边防。崇祯对这个计划整体做了同意的批复。但最后加诸其身的罪名，有一条恰恰与议和有关，叫“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谋款”即议和之事，“斩帅”指杀毛文龙一事。可以看出，它们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袁崇焕为了推进议和，不惜帮助敌人斩杀了毛文龙，从而解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然后，为了议和，不惜放纵清军长驱直入，打到京城门口。
崇祯这么强调议和的罪名，实际上是这事儿泄露出去，很伤面子，所以这个锅必须得让袁崇焕来背。
议和，从来就是做得说不得。天朝上国跟蛮夷匪徒讲和，让天下人怎么看？即便到了晚清，慈禧想和洋人议和，但锅得由李鸿章背着。
袁崇焕死后12年，历史重演。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秉承上意与后金议和，不料消息走漏，崇祯恼羞成怒，给陈新甲安了个“私款辱国”（私自议和，有辱国体）的罪名，枭首示众了事。
最后，袁崇焕个人在军队中威望太高，再次挑战了大老板的权威。
袁崇焕手下精兵多从两广招募而来。这些子弟兵听得懂他那句“掉哪妈，顶硬上”的口头禅，眼里只有袁督师，没有崇祯帝。袁崇焕下狱后，部将祖大寿拥兵哗变，朝廷怎么喊话都没有用，最后全赖袁崇焕的一纸手令搞定。这样的封疆大吏，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应对皇帝的猜忌，那么等待他的迟早是死路一条。
很可惜，一代名将袁崇焕并没有这样的智慧。
可与之对比的是晚清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处境与袁崇焕何其相似。人家怎么处理的？既然他没有自己做皇帝的野心，就干脆把子弟兵遣散了，让慈禧太后睡个安稳觉，自己也不用夜夜失眠。
袁崇焕的口头禅
06普通人读历史，总是扼腕叹息，如果袁崇焕不死，清能不能取代明要打个问号。牛人读历史也是这样想，所以梁启超才说“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但事实上，这种历史假设的意义不大。
朝代更替是综合实力变迁的结果，不排除一定的偶然性，但绝非一人一事所能改变。以明朝整体局势的衰颓，给你十个袁崇焕，也多顶不了几年。看看明末名将辈出，但死的死，杀的杀，降的降，就知道英雄根本改写不了历史。
更何况，袁崇焕绝非完人，虽有过辉煌战功，但也犯了不少低级的战术错误。
要命的是，他的综合素质不够硬，虚长了崇祯二十多岁，却表现得不及崇祯老练。做事任性独断，性情乖僻自负。凡事不会从老板的角度考虑得失，不替老板解忧还时常让老板不安心。
这种老天真，在帝国官场是致命的。
史书记载，袁崇焕被凌迟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任何时候，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只会基于自身利益选择立场和态度，你无法要求每个人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权衡眼前这个人该不该死；你只能看着每一个貌似理性的人，聚合在一起，听从帝国的声音，做出貌似理性的举动，尽管这些举动在后世看来是如此的疯狂与荒诞。但这就是现实中的人，现实中的大众。
往前看，明朝于谦之死，往后看，晚清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公开处决，围观者同样欢呼。虽然这些英雄在最后都获得了广泛的纪念，但谁知道：从他们的死，到他们被供奉起来，中间经过了怎样大尺度的纠偏。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即便没有“己巳之变”的追责，没有“五年复辽”的忽悠，没有崇祯的严酷——袁崇焕始终难逃一死，大明始终难逃覆亡。
参看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明]袁崇焕：《袁崇焕集》，杨宝霖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2012年
樊树志：《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中华书局，2019年
王昊：《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陈树良、陈春声：《梁启超与袁崇焕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