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杀人犯法，同样天经地义。事后，富商却在法庭上翻脸不认人，拒不承认死者是绑匪共犯。结果，他甩锅甩的飞起，把责任全推给阿敖。王琨绑架霍兆堂，间接害阿敖入狱，也害死了标哥。赶在警方抵达之前，他冲进交易现场，开枪爆头。显然，阿敖采取的手段正是以暴制暴，以恶止恶。本该成为高光时刻的双人对峙，也不够深刻。既要揭露体制的丑恶，表达对被抛弃的螺丝钉的同情，又要为捍卫正义的警察献上赞歌。在这场相互凝视中，
港片不死、港片回魂、重振港片荣光。
类似的话题，社交媒体上已经讨论了无数次。
这一次，负责扛起情怀大旗的是陈木胜导演的遗作《怒火·重案》。
从表面上看，片中各种硬桥硬马的动作戏、大场面爆炸戏，以及黑白双雄的设定明显带有老警匪片的影子。
有趣的是，它同时带来了另一种熟悉感。
在故事内核上，它接近于《拆弹专家2》，同样讲述基层警察被体制用后即弃，最后决心复仇的故事。
在人设和细节方面，它又处处模仿《蝙蝠侠：黑暗骑士》。
比如，阿敖（谢霆锋饰）扔手榴弹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了小丑炸医院的场面。
还有他站上钢琴的那一幕也被称赞，说有Joker内味儿了。
如果以上算是暗示，那么阿敖的西装 泡面头造型简直就是明示。
尤其是嘴角边的疤痕，已经到了就差没在脸上刻字“I'm Joker”的地步。
再包括他那股邪魅狂狷、癫狂偏执的狠劲儿，也能看出希斯·莱杰的影子。
致敬归致敬，模仿归模仿。
阿敖不可能成为“港版小丑”，整部电影与《蝙蝠侠：黑暗骑士》（以下简称《蝙蝠侠2》）的关系也只能说形似神不似。
01.
2012年，《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公映时，曾发生一起枪击案，凶手特意染了头发，并以“小丑”自称。
等到《小丑》北美定档时，便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甚至得到了美国司法部门的关注。
既是唯恐重蹈覆辙，也是出于尊重，当年发生枪击案的影院接受了受害者的请求，将不放映《小丑》。
为了保证影片顺利上映，华纳不得不对外发布声明，表示这部电影并非对现实世界中暴力的赞扬，也不是要把这个角色描绘成英雄。
从民众、片方，再到官方的态度，足以证明一点：
某种程度上，“小丑”就是社会矛盾的缩影，且具备煽动性和普遍性。
换言之，他的“恶”就是潜藏于社会深处的人性之恶。
阿敖却不是，这是二者根本性的不同。
《怒火》的结局，已经是强弩之末的阿敖站上钢琴，带着一丝不甘质问阿邦，“如果那天是你去追可乐，我们两个的命运会不会反过来？”
阿邦选择沉默以对，转身离去。
答案其实很简单，不会。
为什么？
片中有处情节，是阿邦（甄子丹饰）带人进酒吧盘查，找某个毒贩逼问毒品的来源。
诚然，他也使用了武力手段，但绝不至于杀人。
同样，为了在拆弹现场逼退飞虎队，他是冲着飞虎队的盾牌开枪。
哪怕身临绝境，他也没有开枪杀了脖子上绑着炸弹的司徒杰，而是转身护住老婆。
在他心中，存在一条清晰和不可逾越的道德准绳，他不可能像阿敖那样过界。
那么，如果把问题抛给屏幕外的观众呢？
设身处地地想，你有可能会走到阿敖这一步吗？
至少我可以说，不一定。
阿敖沦为体制弃子的前提，是他在绑匪已经交代富商下落的情况下，依然失手打死了对方。
体制的无情，固然值得批判。
但杀人犯法，同样天经地义。
他不像《拆弹专家2》里的潘乘风，全然没有污点，仅仅因公致残就被体制抛弃。
再来看阿敖的具体动机。
出狱后，他策划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复仇——
当年，阿敖是为了救出富商才失手杀人。
事后，富商却在法庭上翻脸不认人，拒不承认死者是绑匪共犯。
于是，阿敖带人冲进霍氏银行，直接一枪毙命，让资本家把当初欠他的那条命还了。
上司在执行任务前曾向阿敖等人施压，并许诺万一出事，他会负责到底。
结果，他甩锅甩的飞起，把责任全推给阿敖。
于是，阿敖就给他捆上炸弹，让他在临死前忏悔和自陈其恶。
王琨绑架霍兆堂，间接害阿敖入狱，也害死了标哥。
赶在警方抵达之前，他冲进交易现场，开枪爆头。
至于真正一锤定音，使得阿敖入狱的阿邦，阿敖先将他推入了“杀人”与“救人”的两难困境，让他体会到同样的绝望。
后来，两人又在教堂大战一场。
显然，阿敖采取的手段正是以暴制暴，以恶止恶。
与其说他是报复体制，倒不如说是同态复仇。
他的目标，是让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付出代价，而不是去挖掉体制溃烂的根系。
透过他的视角，剧情难以深入地探讨官僚体制之恶，更别提形成有效的反思。
俗话说，只要反派长得帅，三观跟着五官跑。
哪怕是个疯批，冲着美强惨的属性，观众照爱不误。
但为了避免观众的代入感太强，剧情干脆让阿敖把未婚妻也杀了。
如此一来，他就彻底走上了六亲不认、泯灭人性的道路，成了究极大恶人。
恶就是恶，不能留有一丝洗白的余地。
既要让人同情反派的处境，又要在“三观红线”面前止步。
这样的人物塑造和处理手法，注定了阿敖不可能成为“杰昆·菲尼克斯版小丑”，也不可能成为“希斯·莱杰版小丑”。
谢霆锋的角色设计参考了小丑，而片中黑白双雄的设定，则不免会令人联想到蝙蝠侠大战小丑。
但，蝙蝠侠是个游走在法律边缘、内心世界复杂的超级英雄，阿邦的形象却过于单薄。
试想下，如果蝙蝠侠是个平平无奇的超级英雄，一没有悲剧性的背景故事，二没有“从不杀人”的原则，缺乏足够的人物魅力，他和小丑的对手戏又何以成为经典呢？
片中，阿邦往那一站，活脱脱就是一个人型道德标杆。
面对权贵和高层的联手压迫，他直接拍了两百块，当场走人；
同事劝他要和领导搞好关系，他坚决不动摇，多次违抗上级命令；
为了救人，他开枪逼退飞虎队，事后面临内部调查。
聆训室里，他对上司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黑和白，也存在灰色地带。”
这段剧情本意是指出体制的弊端和人性之复杂，偏偏说教味儿又浓到令人尴尬。
当时，我心里甚至有种“可恶！又被他装到了”的感觉…
除了人设，《怒火》的情节设置也借鉴了《蝙蝠侠2》。
比如，审讯室对峙这场戏。
《蝙蝠侠2》中，小丑不仅戳穿了哥谭市民的自私本质，也证明了他守护的“正义”并非无懈可击，而是藏有私心。
被迫二选一的情况下，蝙蝠侠选了救瑞秋，而不是哈维·丹特。
这场戏，终于让观众意识到了小丑的可怕之处——他对人性的洞察。
反观《怒火》。
一碰面，甄子丹就狂拍桌子，拼命搞道德绑架和说教，试图劝他回头。
明眼人都知道，这招没用。
阿敖呢，就是一股脑地宣泄心中的恨意。
他恨阿邦身为兄弟，却没有维护他，他恨自己身为警察，却在入狱后惨遭犯人的侮辱，前途尽毁。
总之，双方的对峙始终离不开“怒”这个字。
通过这番对比，不难发现本片的致命弱点——武戏太强，文戏太弱。
你让两个真男人打一架还行，真吵起架来，就开始自说自话。
正反双方的solo，不够尽兴。
本该成为高光时刻的双人对峙，也不够深刻。
归根到底，是导演把两碗水端的太平。
既要揭露体制的丑恶，表达对被抛弃的螺丝钉的同情，又要为捍卫正义的警察献上赞歌。
正话反话，能说的统统说了一遍。
最终呈现的效果，自然充斥着割裂感：
如果站队暴徒，那么良心过意不去；
如果站队警察，岂不是变相支持体制对人的压迫？
好一个拔剑四顾心茫然。
没办法，《怒火》终究还是部视觉系爽片。
在各种夺人眼球的枪战、飙车、爆炸、肉搏场景的密集轰炸下，且不说观众是否还有思考的精力，就连故事本身也几乎找不到足够的留白或空间留给角色去施展。
全片三分之二的篇幅都用在铺陈正邪双方的“怒”与“怨”，情绪极度饱满，足可谓极尽癫狂，极尽过火。
当剧情不断被情绪牵着走，直到双方的怒气值分别到达顶峰，即将爆发。
此时，再想制造一场更耐人寻味的正邪交锋，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这就好比一张被各种浓墨重彩涂满的白纸，画着画着，就找不到下笔的空间了。
最后这场教堂决斗，除了燃和爽，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只有谢霆锋的西装暴徒造型是真的够帅，性张力爆棚。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待到怒火燃尽，连一丝余烬也没留下。
02.
《怒火·重案》为何如此执着于模仿《蝙蝠侠：黑暗骑士》呢？
仅仅因为后者是影史经典？恐怕没那么简单。
一大关键，在于反派与反英雄叙事的魅力。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在这场相互凝视中，作为观众，我们究竟想从中获取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再满足于“正义压倒邪恶”这类单一的思维模式？
超脱出善恶二元对立的电影，又能带给观众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我姑且把以反派为主角的故事模式分为三种。
一：利用邪恶反证正义。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蝙蝠侠：黑暗骑士》。
小丑在两条渡轮上分别安装了炸弹，并把引爆器交给了另一条船的乘客。
在他眼中，两条船的人命不过是他用来嘲笑蝙蝠侠所守护的“正义”有多可笑，以及证明“性本恶”的筹码。
按照他的想象，乘客们会在这场囚徒博弈中争抢着置对方于死地，尽显人性之丑恶。
然而，乘客们选择了放弃引爆，最终逃过一劫，他的双船实验就此失败。
蝙蝠侠的胜利不在于他用武力击败了小丑，而在于市民们心中的善念与正义。
二：以个体的悲剧影射社会集体的境遇。
比如《小丑》，它讲述的是亚瑟从边缘人到反派Joker的堕落，目的在于引导观众反思社会问题，思考社会是如何制造出像小丑这样的反社会狂人。
本片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惧和不安，正是源自电影无形中传达的讯号：
只要经历过噩梦般的一天，人人皆可成为小丑。
三：抒发内心隐秘的破坏欲，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控诉。
典型的例子，就是《拆弹专家2》。
它将矛头对准体制，并很好地通过潘乘风这个被用后即弃的前警察展现出了个人与体制的张力，以及体制之恶是如何将好人逼上绝路。
某种程度上，潘乘风就是观众的代言人。
观众观看他破坏社会秩序、表达内心怨恨，以此达成情绪和情感宣泄，从而进一步地实现“净化”内心，或是纾解怨气。
总而言之，就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论”。
而《怒火》的缺憾，恰恰在于反派角色的失能——他最终没能实现以上提到的任何一种目的。
作为警匪片，其主题大多紧扣对正义的赞美。
但细究之下，你会发现本片的“正义”是种根植于集体潜意识，再由道德和法制来维护的观念性正义。
举个可能有点不太恰当的例子。
这种正义，就好比是贴满大街小巷的正能量标语。
二者都是无需推敲和思考的、先验性的社会法则，大家只要默认它的正当性即可。
阿敖杀人，所以必须坐牢。
阿敖妄图破坏社会秩序，所以注定被警察制裁。
明明体制存在诸多不公与弊端，但身为体制的一员，阿邦仍要捍卫体制与秩序。
因此，当代表“正义”的一方宣告胜利，我没有感受到任何情绪上的升华，反而有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褪去之后的空虚感。
换个角度来看。
阿敖的落幕方式，同样没能很好地承接住影片前半段不断推高的情绪。
“阿敖之死”并未真正实现主题表达层面的升华，而仅仅只起到了简单的象征作用——即“正义战胜邪恶”。
总之，邪恶被正义铁拳消灭了。
至于对体制的诘问也好，对于“正义”与“邪恶”的反思也罢，大家别太追究，爽过就完事了嗷。
主角的落幕，本该如同最后一声枪响，要么振聋发聩，要么发人深省。
《拆弹专家2》里，潘乘风完成了最后一次拆弹任务，选择以死谢罪。
如此一来，“怒”有了，“怨”也有了，而他的死补上了最后一笔：恕。
他以自我赎罪的方式，与体制达成了和解。
《蝙蝠侠：黑暗骑士》里，小丑舔着嘴角发表了一番“爱的宣言”：“你和我注定要这样没完没了一辈子了。”
这意味着，邪不压正，正不压邪。
正义与邪恶终将相互纠缠，以一种混沌的方式共存。
其实吧，我能隐约感觉到，创作者有他的表达欲和表达诉求，而不仅仅想拍部无脑动作片。
就拿这场教堂决斗来说。
之所以安排在教堂，应该不仅仅出于对老港片的致敬，而是另有深意。
比如，重新审视“宗教”在整个故事里起到的符号化作用。
为何要让双方在圣母像的凝视之下，一决生死？
或许，这象征着阿敖对于制度和更高阶权力的反叛。
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人的罪恶在“神”面前一览无余，人的意志无法逾越更高级的意志/权力。
而雕像的倒塌、粉碎，则可以理解为某种坚不可摧的力量被暂时推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阿敖宁愿自裁，也不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偏偏，他又倒在圣母像的怀中——一个颇具“救赎”意味的动作。
可见，导演实际上对该角色是抱有怜悯和同情的。
也正是基于立场先行，《怒火》中的匪徒角色才会远比警察角色更有魅力，形象更饱满立体。
最后，不妨再拿陈木胜的《新警察故事》和《怒火·重案》做个对比。
二者有着大量雷同元素：戴面具的反派五人组、反派虐杀警察的桥段，包括最后的警匪决战。
很巧，反派都由大帅哥出演（当年演假警察的谢霆锋，如今饰演匪徒）。
但这次，陈木胜把同情分给了反派。
匪徒不再是纯变态，也不再是警察的工具人，甚至比后者戏份更重，故事线也相对完整。
反派之死，更带了一抹悲情色彩。
这一改变，或许可以归结为时代和大环境的影响，也可能是导演的创作立场和政治光谱出现了微妙倾斜。
无论有意无意，他在试图让观众离反派更近一步。
只可惜，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电影最终没能走出安全区，试着让观众去思考超出常规体验的东西。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陈木胜导演产出更成熟、更具深度的作品。
纵使《怒火·重案》有再多不完美之处，它也是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
有机会的，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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