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历史讲解（司母戊鼎的未解之谜）

发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虽然也有一些争议，但还是比较好确定的。其次，就是关于司母戊鼎出土过程的争议。直到1946年10月，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即将迎来六十岁寿诞之际，安阳县的上级官员才意识到了这件文物的重要价值，决定把司母戊鼎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运往南京。按照文物研究的惯例，在给器物命名时，如果器物表面有文字，一般都要根据文字的内容来命名，“司母戊鼎”就属于这种情况。

大名鼎鼎的商代青铜器“司母戊鼎”一直以来都被学术界看作是我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艺的巅峰之作，绝对是国宝级的文物，在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厅里，你也能在最醒目的位置看到它。

司母戊鼎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发掘的？3000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制造出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为什么几年前它突然就改名叫“后母戊鼎”了？

司母戊鼎的发现其实还不到100年的时间，但是当我们想梳理一下它的发掘过程的时候，才发现，虽然只是经历了短短几十年时间，但这件事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坊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说法，甚至在很多学术研究中也是各执一词。近些年热播的各种探秘类电视节目，更是把司母戊鼎的发掘经过描绘的神乎其神。

想要还原事情的真相，我们就只能拿出考古学家在考证方面的看家本事，像侦探一样去解谜。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先是搜集整理了历史上关于司母戊鼎出土情况的各种说法，然后用比较靠谱的一手资料一一去印证，比如鼎身上的一些信息，就是最靠谱的一手资料。对比之后，再看看哪些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哪些说法有漏洞。

我们先直接说说结论，然后再就几个重点的争议看看我们是怎么分析的。我们确定，司母戊鼎第一次被发掘应该是在1939年的3月份，当时，在河南安阳武官村附近参与盗墓寻宝活动的几个村民意外地发现了埋在地下的司母戊鼎，于是一群人就一起把它挖了出来。但是由于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文物落入日本人手中，村民们经过商议，又把这件一时难以出手的大鼎重新埋了起来，直到1946年当地政府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司母戊鼎才第二次被发掘出土。

发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虽然也有一些争议，但还是比较好确定的。我们来说说另外两个最主要的争议点。

首先，第一次发现大鼎的村民怎么就突然发现了这个几千年前的宝物呢？有人说是村民在耕地时发现的，也有人说是修祖坟时发现的，但是，只要有一点基本的考古学知识，就很容易判断这些说法显然是不靠谱的。司母戊鼎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时期遗物，所以埋藏的地点肯定是在距离现代地表很深的位置，绝不可能会在耕地或者维修祖坟这种地表扰动时被发现。而在排除了几个错误的说法之后，你还需要对当时的历史情况有点了解。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河南安阳殷墟地区附近的盗墓活动极为猖獗，当时这一带的村民普遍都会参与这种寻宝活动。而司母戊鼎则正是在当时的这股浪潮下，被附近的村民在寻宝时发现的。

其次，就是关于司母戊鼎出土过程的争议。今天的很多国宝节目都会说，这个大鼎是安阳武官村的村民某某某趁着月黑风高之际，独自悄悄挖出来的。而这种说法还真不是这些节目编导自己瞎编的，早在大鼎刚刚发掘不久时就已经有了类似的传闻和报道。但是学考古的就会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啊，这个鼎这么大，重量足足有800多公斤，单凭一两个人怎么可能抬得动呢？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是以讹传讹罢了，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只是因为它能够突显国宝的传奇性。而真实的历史没有那么奇幻，在发现大鼎之后，武官村的多个村民通力合作才将大鼎顺利挖出。

辨析和还原这些看起来琐碎的真实情况，对于我们理解司母戊鼎其实特别重要。因为考古这个工作，特别重视一手的、客观的信息。但是司母戊鼎的出土情况又很特殊，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村民们在挖出大鼎之后因为没能及时找到买家，又担心宝物落入日本人手里，于是又重新把它埋了起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的工作队在1946年才把它重新挖掘了出来。但这个时候，它出土的环境已经不是最初的样子了，而这也使得关于这座大鼎的很多信息都变成了难解之谜。比如司母戊鼎的一个鼎耳在第二次发掘时就已经不知去向了，它究竟是在第一次发掘时弄掉的？还是村民们在试着分割大鼎时遗失的？又或者是第二次发掘时落在地下了？真相到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你在国家博物馆里看到的双耳俱全的司母戊鼎，它的两只耳朵只有一个是真的，另一个其实是后来仿制的。

前面说的，是发掘过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鼎的收藏都经历了哪些有意思的过程。

大鼎在1946年重新发掘之后，很快就被收归国有。不过，这件“一只耳”的残损文物却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特别重视，它只是被临时存放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供人随便参观，漫不经心的展览说明也错误地把这件大鼎称作是“商末周初的香炉”。直到1946年10月，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即将迎来六十岁寿诞之际，安阳县的上级官员才意识到了这件文物的重要价值，决定把司母戊鼎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运往南京。大鼎在被运到南京后，就被保存在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没来得及把司母戊鼎运到台湾。1950年，当时刚刚成立的南京博物院接收了它，那个仿制的鼎耳就是南京博物院收藏期间修复上去的。在南京博物院度过了10年的岁月之后，司母戊鼎又换了一个工作单位。1959年，因为要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大鼎被送到了北京。从那以后，除了偶尔被借调以外，这座大鼎就一直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直到今天。

你看，一件这么重要的国宝，赶上了战乱时期，能顺利发掘出来并保存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它历经辗转，才来到国家博物馆。当我们想回头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才发现对于“过去”的记录中，有那么多讹传和错误。所以说，历史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确定，很多时候其实会很难解。因此，我们在面对各种对于过去的记录时，就必须保持警觉和思考，有时甚至也需要像考古学家一样，通过细致的考证和认真的分析，才能拨云见日，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学到这个鼎，它的名字一直都叫“司母戊鼎”。但是2011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的一期节目里，主持人在介绍国家博物馆新馆的筹备情况时，却把“司母戊鼎”说成了“后母戊鼎”。这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站出来指责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专业素养太差，居然能把国宝的名字都读错了。

但是，当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的时候，大家却发现，官方的说明牌上居然也赫然写着“后母戊鼎”四个大字。原来还真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读错了，而是司母戊鼎真的改名字了。其实，虽然大众觉得很惊讶，但在专业人士看来，后母戊鼎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因为从上世纪40年代被重新发掘出土以来，关于它的名称就一直存在争议。从一开始，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的命名方案就都各自得到了一部分专家学者的支持。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这里需要讲一点关于文物研究和命名的小知识。按照文物研究的惯例，在给器物命名时，如果器物表面有文字，一般都要根据文字的内容来命名，“司母戊鼎”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之所以会出现“司”和“后”的分歧，就是因为大家对文字的释读方案有不同的认识。

在司母戊鼎被发掘后不久，人们就发现鼎内有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字符，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组文字是三个独立的汉字，把后面两个字释读为“母”和“戊”也基本没什么争议，但是第一个字究竟应该释读成“司法”的“司”还是“后来”的“后”却出现了不小的分歧。

你可能有点奇怪，这两个字的字形相差那么大，专家们怎么会分不清呢？这其实是因为，商朝人写字的习惯和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按照当时的习惯，书写是不分左右方向的，也就是说，一个字不管正着写还是反着写都是可以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小写的英文字母的 p 和 q，按照当时的写法，就是无法区别的。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司”和“后”这两个字的字形，你也许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就跟 p 和 q 的情况完全相同，只要把“司”向右翻转一下，其实就是“后”嘛。

你现在理解了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光从字形上看，其实是根本无法断定第一个字到底是“司”还是“后”。而如果从铭文的含义来分析，支持“司母戊”和“后母戊”的学者又都能各自给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双方一直不能达成共识。于是在综合考虑下，官方还是决定按照当时的识字习惯，采用司母戊鼎的名称。这个名字也从1946年开始一直沿用了64年之久，并普遍被大众多接受。

不过，虽然官方的收藏机构一直都在用司母戊鼎的名称，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从铭文的含义来看后母戊鼎的释读方案要比司母戊鼎更加合理，这种观点也逐渐在国家博物馆内部占得了上风。于是在2010到2011年筹备新馆展览时，国家博物馆就把“司母戊鼎”的名字正式改成了“后母戊鼎”。

但是，这次突然的改名就给大众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甚至是误导。所以，这次改名之后我们就常常会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听到这样的对话：“以前就知道有个司母戊鼎，怎么这里又有一个后母戊鼎啊？”“这个，可能是新挖出来的吧……”

像这样的负面效应其实是文物工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对文物名称有争议，甚至改名字，并不是只有“司母戊鼎”这个个案，学界对于这样的问题一贯的处理方法是，能不改就不改，要改就得有特别确凿的证据。但是在司母戊鼎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就是这件事带来的社会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

每一件文物发掘出土之后，研究者都需要尽快给它一个确定的称呼，但是相关研究往往又是滞后的，所以对命名有争议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都难以达成一个让所有人心服口服的定论。比如说，即便是国家博物馆决定给司母戊鼎改名，依然有很多研究者觉得改名的依据中还是有推测成分。像司母戊鼎的出土地，河南安阳殷墟博物苑中有一件大鼎的复制品，就没有接受改名。实际上，殷墟博物苑的做法才是学界一贯的处理办法：任何一件文物只要确定了一个名称，绝不会轻易更改，除非新的观点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但是，像司母戊鼎这样的国宝级文物，还得更加慎重。因为这样的文物改名，不仅是学界内部的问题，还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

“司母戊鼎”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六十多年，各种教科书、工具书、学术期刊、科普读物，甚至文学、艺术作品之中都用的是这个名字，它有很高的社会认知度，甚至已经在相关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全社会都知道改名这件事，并且理解改名的原因，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就是，大众认不出改名之后的大鼎，还以为又挖出了一个新鼎，那是不是就会有人以讹传讹，真的把“后母戊鼎”当作一个新鼎，写在文章中呢？当这样的错误变多了，会不会让两个司母戊鼎也变成一个需要考证辨析的难解的历史问题呢？

这就是我们从司母戊鼎改名的故事得到的启示：对既有的说法提出质疑，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把一个新的说法公之于众，就不只要考虑论证本身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影响。这样的改变真的能带来好的影响么？我们已经看到了，草率地推翻既有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带来混乱和消极的影响。

“司母戊鼎”之所以是国宝，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个头大，年纪大，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它还反映了3000多年前，商朝时期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根据最新的测量结果，整个司母戊鼎长116厘米，宽79厘米，高113厘米，重量有832公斤。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即使在今天的很多金属冶铸工厂利用大型机械来铸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3000多年前，商朝人居然就已经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青铜铸造任务了。如果按当时的科技水平来看，司母戊鼎绝对是高科技产品。

我们就分别来说说青铜的冶炼和铸造。先说铸造，考古学家已经证明，当时的工匠能够做出这样的大鼎，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种工艺，就是“模范法”。我们就来简单说说这个工艺的流程，同时解释一下这两个词。

首先，需要用泥土做一个和要做的那个青铜器大小，花纹、形状都一样的器物，然后烧成定型；有时候也会用石头雕刻。得到的这个器物就是“模范法”中所说的“模”。模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第二步，需要用泥土给这件做好的器物模型360度无死角地贴上一件“紧身衣”，这样就会把整个器物的形制，包括花纹都翻印到那件泥土“紧身衣”上，这个“紧身衣”就是“模范法”中所说的“范”。之后，还需要小心翼翼地把外范分成好多块，再取下来。取下来之后的范，也得经过高温烧制，定型之后才能使用。

第三步，这些分块的外壳都烧好之后，要把它拼接起来固定好。之后，把青铜溶液灌到这个外范里，等到青铜溶液充分冷却之后再砸掉陶制的外范，一件青铜器的主体就诞生了。

在今天的一些生产金属器物的作坊和工厂中，模范法也依然在使用，基本的方法和工艺都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至少在3000年前，我们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器物制作工艺——模范法。而且，我在这里描述的还只是模范法最基本的原理。如果是要铸造像司母戊鼎这种大型器物，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比如说，外壳的拆卸、固定等过程都特别繁琐。再比如，青铜器的很多配件还需要单独制作出来以后再接上去。就像司母戊鼎的鼎耳就是单独铸造后再接合到鼎身上的，这种接合的工艺，在现在来看也不那么简单。而且，从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用于打磨的砂质磨石、石刀等工具来看，青铜器在铸造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细致的打磨。

说完了铸造工艺，我们再来讲讲冶金工艺。前面我们说了，在模范法的第三步，需要把青铜液体灌进外范。这个步骤可不简单，它需要工匠完美地掌控青铜在融化、凝固时的形态变化，同时还能在青铜器的柔韧和坚固程度之间找到平衡，这就需要当时的工匠掌握很高超的冶金技术，比如要把握溶液里各种金属的比例。青铜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金属，它是铜、锡、铅三种金属的合金。从取样分析的结果来看，司母戊鼎里铜、锡、铅的比例分别是：84.77%、11.64%和2.79%，即使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比例也已经相当科学了。

另外，司母戊鼎所体现出的这些高超的工艺，绝不可能是偶然的成就。除了司母戊鼎之外，我国的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了大量商朝时期制作的工艺精良的青铜器。这说明，司母戊鼎代表的科技水平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水平。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很多商代铜矿遗址和青铜器铸造的作坊遗址，这就证明当时制作青铜器是一套稳定的生产系统。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作为国家工业的青铜铸造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生产体系，有极高的铸造和冶金水平。我们难以想象，在没有现代科技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工作是怎么完成的，所以说，历史的真实的情况真的会超乎我们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