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是我端着煮好的米糊在连队到处去找女儿，有时真把我搞得团团转，那时候，女儿在我手上只有喂奶、洗澡和睡觉的时间。有时，碰巧队里下午放假，或者我那天割两个树位，下午不用开工，若赶上新市镇赶墟期，我都会去赶墟。从丰收队去新市镇要走一个钟头的路。因为是开追悼会，全体人员肃立，规定不能随意坐下。
我生下女儿在连队的日子
潘 玉 英
广州老知青
结婚、生小孩，这是每个女人都要面对的事情，要忍受不同程度的压力和痛苦，但每当看着自己的小孩一天天地长大，就会觉得无悔当初了。不知不觉女儿已经是20出头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而20多年前在农场边带孩子边劳动的情景，却还是记忆犹新。
1975年12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当时最低温度是3摄氏度至5摄氏度。
我刚生下女儿不到一个月，我们最敬爱的总理逝世了！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啊！对于我来讲，真是悲喜交织。由于当时生小孩后身体很虚弱，血压低，血常规不正常，医生开了病假单——休息3个月。3个月后，自己总觉得不能超假，一来，对其他知青影响不好；二来，小孩是自己要生的，多困难也要自己去面对，尽管身体还未完全调理好，我还是回到农场丰收队。
就这样，我抱着女儿，回到队里开始了我新的生活。我是割胶工，回来后自然还是割胶。记得第一天割胶，我就像往常那样，起床洗刷完了，点起胶灯，背上胶箩，挑起一对胶桶就去割胶了。差不多要割完一个树位时，突然间想起，忘记把女儿抱去托儿所。糟了！襁褓中的女儿被我遗忘在床上！
由于林段离队尚有一段路，只好一面急急忙忙割完剩下的胶树，一面心里惦挂着还在房间熟睡的女儿，希望她不要很快睡醒。就这样心不在焉地把树位割完，匆匆地磨好胶刀并把胶水收完，挑着两桶满满的胶水，急急忙忙地赶回队。在收胶站，把两桶胶水一放，也顾不上过称，就跑步冲回到房间。一开门，还好，见女儿还在熟睡，我不顾一切，就把她从床上抱起来，这时女儿才慢慢地睁开两只大眼。
唉，就这一刻，我才真正地感觉到做母亲的压力，心里很乱，哭笑不得。
从这一次以后，队里的人都很关心我，主动地帮我抱小孩到托儿所，又主动地帮我抱女儿回来。我女儿很可爱，不容易哭，又爱笑，又机灵，队里的人都很疼她，连男知青都爱抱她，老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抱她去吃。这下子，我可好了，每次收工或割胶回来，不必急于到托儿所接小孩，可以把要做的事做了，才去接她。经常是我端着煮好的米糊在连队到处去找女儿，有时真把我搞得团团转，那时候，女儿在我手上只有喂奶、洗澡和睡觉的时间。
那年头，食物十分缺乏，大人吃得简单，小孩也一样，那时，要吃点肉，除了队里每月杀一头猪外，就要到墟上买了。有时，碰巧队里下午放假，或者我那天割两个树位，下午不用开工，若赶上新市镇赶墟期，我都会去赶墟。从丰收队去新市镇要走一个钟头的路。每次，我割胶回来总是匆匆地吃了饭，把女儿一背，就与其他人一起去赶集了。夏天就撑着伞，顶着烈日；冬天，用一条大毛巾把女儿一包，背着她就去赶路。
因担心赶晚了买不到肉，走路总是急急忙忙的，好不容易挤进肉档买了一元钱肉，趁着太阳还未下山，又赶路往回走。回到队里，把女儿一放，我整个人像散了架子似的，但想到女儿肚子饿着，未待缓过气来就又忙着煮饭了。锅里的肉飘来阵阵的香味，多想拿一点尝尝，我也好久没有痛痛快快地吃肉了。但一想到孩子，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责任感，应该给孩子吃最好的东西。看着小孩吃得津津有味，就会觉得比自己吃还有味。当然，我先生有时也托人从府城带点咸猪肉来，这时，我就可以尝一点点。
刚出生的小孩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是要吃米糊的，那时要自己亲自去磨米粉，但一次又不能磨得太多，太多了放久会变酸、变坏的，只能一次磨一点。虽然只磨一点点，但也要花不少时间。每次，我在半夜起来割胶时，用水把米泡上，待割胶回来，倒掉水，把米摊开晾干，吃过午饭就去磨米。
队里有一个大石磨，专门用来磨米粉的，磨米非得两个人不可，一人推磨，一人放米。米不能一次放得太多，太多磨出来的米粉会很粗，要一点一点地放，才能磨出细细的米粉来。磨一斤米起码要一个钟头，磨完了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下午收工回来得赶快收回来，免得太阳下山后，沾上雾水，米粉很快就会变酸不能吃了，吃过晚饭后就拿一个细孔的铜网筛子，把米粉慢慢地筛一通，把筛好的再摊开散散热气。如果那天阳光猛烈，米粉就可以装起来密封，否则就得多晒一天。虽然每次为了磨那一点米粉而失去了中午的午睡时间，但几位妇女在树底下的阴凉处，一边磨米一边说着家常话，逗着小孩玩，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我丈夫当时已调到琼山县农场部工作，由于工作单位相隔太远，故他很少回来探望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得自己去做，独自去承担。还未生小孩前，我是队里团支书兼副指导员，当时全农场就只有我这个还未入党的知青当副指导员。那时，我们队的青年不多，才十几个知青，他们都很自律，也算团结，不用我多费心的。
生了小孩后，我就根本顾不了那么多，尤其是到场部开会，更不可能了。因此，我向队领导申请辞去团支书和副指导员的工作。当时我的手腕关节发炎，痛得提水洗衣都要咬着牙，忍着疼痛。割胶用的是手腕力，割胶时更痛，为此经常要请假不去割胶，队里只好派我去做林管工。
有一天，团部来了几位干部，一打听，是来蹲点的。那时候场领导下队蹲点，决不会平白无故下来，肯定是来抓典型的，这个典型不是好就是坏的。我想，队里又有什么典型给场部抓呢？也不放在心上。没料到，过了几天后，在晚上开全队大会时，他们却把我摆出来批评了，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全队的人都知道那是冲我而来的。当时我真的很气愤，好想哭，无奈又无助，好不容易开完会，我默默地抱着女儿，走回房里去。那一夜，我辗转难眠，心时总不服气，总想向他们作一番解释。但冷静下来想想，工作组的人是了解我的，场领导也了解我的，相信他们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结果，我的想法是对的，工作组临走时，特意对我说，他们这样做，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还说会帮我解决困难，我多谢了他们的好意，也觉得对不起他们，让他们失望了。
后来过了不久，欧国沛书记就找我谈了一次心，传达了场部的意思，说场部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有意调我到场部中学去当音乐老师，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同意，场部会马上发调令。当时，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消息反应麻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不要离开丰收队，我舍不得丰收队。我婉拒了场领导的好意，其他人都替我可惜，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在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就是结婚以后，队里会批几条木料给你盖小伙房。盖一间小伙房并不简单，得备料，割茅草，扶泥墙。那时，如果没有江门知青两兄弟（伍炽荣、伍炎朝）和多琼、秀莲等老工人的帮忙，我自己是不可能盖得起一间小伙房的。单是割茅草，我们就利用了休息时间，顶着烈日赶着牛车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割茅草；每天吃过晚饭，趁天还未黑，就挖桩洞，一点点地挖，洞挖好了，茅草也割够了，就可以上梁竖桩了，接着就是上顶、扶泥墙。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和老工人的帮助，我终于也拥有一间不错的小伙房，日后就不用再蹲在房间外的走廊里煮东西，就连洗澡也不用到连队洗澡房轮候了。最有作用的就是可以养鸡，那时为了能给小孩多增加一些营养，我托老工人到大路镇墟去买六只母鸡回来养，下的蛋全都给女儿吃。其他的知青也爱到小伙房来煮东西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很怀念那间小伙房，我更感激江门知青伍氏两兄弟和尤江夫妇对我的帮助。
一次我们割完胶，匆匆地就往场部赶，走了两个钟头的路，来到了场部每次召开全场大会的地方。因为是开追悼会，全体人员肃立，规定不能随意坐下。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两只腿已在发软，好想能坐下来歇歇，但不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会场。这时，台上扩播着什么已没心思去听了，一心只想着快点结束，快点回去喂小孩。
可能差不多临结束悼念仪式吧，队领导让我们几位哺育孩子的妇女和几位有病的职工先离开，离开会场不远，我的两腿就不断地发抖发软，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我和江门知青欧丽儿一起走，她也是和我一样腿发抖发软，我俩就这样相扶着，走走停停的，我心里越急，就越是走不快，后来全队的人都超越我们了，我们还是走走停停的。
天黑了，我们俩才拖着两条疲乏的腿回到连队。一走进队里，经过篮球场，从江门女青年的宿舍门口传来一阵阵我女儿的笑声和叽帆喳喳地说话声。一听到这熟悉声音，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把女儿抱过来，坐下就喂奶给她吃，心想女儿一定饿坏了，可是这小家伙却一点也不想吃。一问，原来那几位江门女知青回队后，看到她饿得直哭，就把自己从江门探亲时买回来的饼干给她吃了，我上前谢谢她们。
抱着女儿回到小伙房，一开门，看见桌子上有一份饭，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已帮我从食堂打饭回来了，这下子，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我是不轻易流泪的，回来几个月，多艰难我都没流过一滴眼泪，但在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了，因为队里的人对我太好了、试想，如果没有好心人的帮忙，我那天的情况就糟透了。
1977年3月，我调到琼山县府城镇，和我先生一起生活。从此，我又开始了人生另一种生活。离开丰收队时，我真依依不舍，舍不得丰收的人，舍不得那条清清的小河，舍不得那干干净净的林段，更舍不得坐落在老胶林中的宿舍和我的小伙房，一切的一切，真有点依依不舍，依依不舍！
作者：潘玉英，广州老知青
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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