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烟树》，侯磊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秦有长城，隋有运河，这两个短命的强大王朝，在天下一统和抵御外族上耗尽了气数。611年，隋炀帝用五十多天从江都到通州，为国家疏通了动脉血管。忽必烈看后大悦，亲自命名为“通惠河”。郭守敬一生都没有退休，直至八十六岁时病逝于任上。各省的漕粮货物到了，漕运官员在检查，官差在吆喝，商人在迎合，随从在侍奉。
《北京烟树》，侯磊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曾请教过学者张卫东老师，古人那么注重告老还乡，且京师米贵居之不易，为何还会留居帝都？卫东师曰：“告老还乡要攒上多少年钱啊！若在京不出几代，返乡要带着祖祖辈辈数十口大棺材，乘着运河往回走。”这才知道只有致仕的官员才还得起乡，普通商贾、手艺人或伶人则沿着运河漂流，盘缠用尽时就地安家，此处安心即吾乡，是随运河而播迁，做不到落叶归根的。而京城的手艺连带各种戏曲，则是沿着运河开枝散叶，传播四方。
我走访北京境内的运河，发现北京不仅拥有自身的美学史，更拥有一部政治经济学史。“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元·李洧孙《大都赋并序》）这是虚写。而现实中，北京是一座消费型的城市，它自身的出产无法供给居之不易的居民。北京是个受血者。每座消费型城市都要先给自己找好河流，只有靠河这根血管输送来各地的养料才能存活，如同“八水绕长安”，如同巴黎与塞纳河、彼得堡与涅瓦河、维也纳与多瑙河一样。
大运河部分地改变了中国地理的水道格局，改变了各省间的贫富关系，也改变了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关系。
大运河流经的万宁桥。（图为《北京烟树》插图）
北京在辽金时期继承了大运河的水系
大运河包括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浙东大运河三个部分。京杭大运河是隋唐大运河的改道，包括了通惠河（北京—北京通州区）、北运河（通州区—天津）、南运河（天津—临清）、鲁运河（临清—台儿庄）、中运河（台儿庄—清江）、里运河（清江—扬州）、江南运河（镇江—杭州）七段，北京的大运河包括通惠河与在北京境内的北运河。（北运河由潮白河、永定河注入，连接着天津的海河，并注入渤海。）这一切还要从隋朝说起。
隋朝是个奇葩的朝代，想想吧，倘若没有隋唐大运河，从长江到黄河要到大海里绕个远儿，经淮河才能到。倘若没有京杭大运河，从南方到北方，要先向西北到洛阳，再向东北到北京，拐出一个“人”字形的大弯儿。
隋朝富有、善战，帝王文治武功，广有诗才。隋炀帝的诗文气魄不亚于李世民，是因为打高丽和修运河才把自己搞垮了。秦有长城，隋有运河，这两个短命的强大王朝，在天下一统和抵御外族上耗尽了气数。兴许有一天，隋炀帝面对着中国传统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地图，想象将塞北幽燕与湿热的江南联系起来，恐怕是如同电影里“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五十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般的壮举。他敢想敢干，先后开凿了通济渠和永济渠，永济渠一直开到涿郡，即现在的通州。他曾三次游幸江都（今扬州市江都区），首次就动用大小船只四千七百余艘，纤夫九万名。611年，隋炀帝用五十多天从江都到通州，为国家疏通了动脉血管。他干成了。
不用把漕运想象成《清明上河图》，它本身就是一幅《河道漕运图》了。
北京在辽金时期继承了大运河的水系，同时靠萧太后河运粮来供给：线路大致从辽南京城、金中都一直到现在的小武基，再往东南方向经今天的化工桥，一直到通州东南面数里的张家湾汇入凉水河。元大都则是靠通惠河，张家湾、通州都是因运河而兴起，北京则更是由运河来供养。在张家湾古镇的南门外，有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通运桥，俗称萧太后桥。桥身的望柱上雕着石狮子，桥栏板上刻着浮雕，桥下就是萧太后河，相传是评书里的萧太后开凿的。当年还有辽景宗和萧太后的石雕像，被部队试验炮火时轰掉了。
张家湾最早只是个码头，元代以前大运河只能通到这个码头，使得这里在大运河断流与通航的切换之间，形成一座古镇。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大都城闹了蝗灾，有个海盗出身、贩过私盐，后成为元朝千户的人叫张瑄，他带着人“造平底船六十只，运米四万六千石，从海道至京师”来供给粮食，后人就将他停泊的地方叫“张家湾”了。
各类货物在张家湾堆积下来，除了少部分用狭窄的坝河（就是西坝河、东坝河的坝河）运输以外，其他都走陆路，运到张家口都是用骆驼，因此张家湾是有骆驼店的。忽必烈实在受不了运输的缓慢低效，这已经影响了大都城生存。1291年，他任命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为都水监，命他将大运河从淮安直接开凿到通州，这使得船只从杭州向宿迁、淮安，穿过微山湖直达北京，不用向西北到洛阳再北上，缩短了一千八百里。
随后，郭守敬将大运河从通州凿到了积水潭，引来白浮泉的水注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并至积水潭，大元的漕粮源源不断从江南运到北京，积水潭一带“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元·黄仲文《大都赋》），成为元代漕运码头的终点；钟鼓楼和烟袋斜街一带，也成为大都城的一处商业中心。忽必烈看后大悦，亲自命名为“通惠河”。如今鼓楼南面有一座万宁桥（俗称后门桥、海子桥），是漕船降帆穿行的必由之路。桥最初是木制的，遇到大船可以从中间拆开，后来改为石桥，至今桥每侧两岸的桥头，还各保存着始建于元代的镇水兽。神兽一侧的脚爪抓着岸边，另一侧的支撑着侧壁，静静地凝视着水面。
从元朝末年到明朝嘉靖年间，通惠河都处于淤塞状态，漕运又回退到了张家湾码头，直至嘉靖皇帝大修建筑才重新疏通。张家湾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还建有银库、铜库。为此，嘉靖皇帝特意指派修建张家湾城墙，在城墙夯土层外都包上巨大的城砖，四面有城门，城门上有城楼。如今古城遗址尚存，宛如一座屋顶都已垮塌的殿宇，还在风雨中残存着立柱和大梁。积水潭迁建了汇通祠，开放为郭守敬纪念馆并为他塑像。郭守敬一生都没有退休，直至八十六岁时病逝于任上。
纪录片《话说运河》剧照。
通州众多与漕运相关的遗迹
俗话说：“一京、二卫（天津）、三通州。”通州三宗宝：“鼓楼、大塔、文昌阁（念gǎo）。”通州取自“漕运通济”之意，是个好地方，它处在通惠河和北运河的交汇点上，正是运河的衔接造就了它。人们拿通州作对联，上联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下联对：“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通州城墙并不规则，有东通运门、西朝天门、南迎熏门、北凝翠门和西门外建的新城南门。在古城东南角的城墙上建有一座文昌阁，便是“三宝”之一，供奉文昌帝君，文人墨客们多来烧香祭拜。这是座大运河粮仓城，粮仓总数在古代达到了十四座，中仓、后南仓、大运西仓等至今还有遗存。过去官员、军人的俸禄不只是发钱，还发米，清代漕运的六成都是八旗子弟的俸禄之“禄”。禄米都是发陈年的，颜色微微泛红，蒸熟会膨胀，入口较硬。俗话说“旗人吃老米”，即旗人阶层吃惯了这种陈年压仓底的米，还认为筋道、好吃、有“奇香”。民国后没地方发老米了，有的旗人家存着老米舍不得吃，到一九五几年才吃完。而形容国力强盛的词，就叫“米烂陈仓”。
在同治五年（1866年）前后，有一位叫王维珍的天津人出任太常寺少卿。这一天他在考察漕运时来到通州城，顺着马道上了城墙，来到那座文昌阁上。他给文昌帝君烧了香，以求自己文章千古，诗文传世。随后，他扶着城墙远眺那终日里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大运河：成片的木船在这里扬帆，人们熙熙攘攘，喊着悠长的船工号子，或观赏着龙舟会。各省的漕粮货物到了，漕运官员在检查，官差在吆喝，商人在迎合，随从在侍奉。
那些漕运的日期、行程规定得很死，每天走多了也不行，走少了也不行。漕船几年一大修，几年一小修，都由督粮官亲自押运，由监队官担任副手，每艘船上有十至十二个漕卒正在挥汗如雨，他们在通州交了粮食以后都不进京，跟着空船回去，同样被规定了行程和日期。他们不仅不穿长衫，反而衣裳破旧，包着头或披着湿布，承受着劳作之苦。远处渔船上有驯鱼鹰子捕鱼的人，撒网捕鱼的人。带乌篷的船是外省赶来的，估摸着靠了岸正在做贴饼子熬小鱼。沿途还有赶鸭子的人。
纪录片《话说运河》剧照。
王维珍听说前门外肉市胡同有个卖鸡鸭的杨老板，盘下一家叫“德聚全”的果品店，改名叫“全聚德”卖烤鸭，据说那鸭子是吃了漕运一路上遗下的粮食，长得肥壮美味，与便宜坊的味儿不一样，想到改天一定去尝尝……此时他又抬头看到那座燃灯佛舍利塔，塔是北朝宇文氏时期所建造，十三层四十五米高，四处雕满了佛像，据说里面珍藏着燃灯佛的遗骨舍利。塔旁几百米便是运河，人们常说见到那古塔，便是到了通州。他突然文思泉涌，口占曰：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
“一枝塔影认通州”那古塔如今位于西海子公园内，塔影倒映在大运河上。它是北京第一张照片的主角，由英法联军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在1860年9月23日拍摄，比王维珍作诗还要早。而这位王大人还创作了《通州八景》《漷县八景》《文昌阁十二景》等二十八首诗，编纂了《（光绪）通州志》，但他的生卒年代无人知晓。
就在燃灯塔被拍照那一年，清军中的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在通州往西八华里的八里桥打了一场大仗，直打得蒙古骑兵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城易了主人，连首都都叫洋人占了。据说苦命天子咸丰爷正在听昆曲《长生殿·惊变》，正听到：
杨国忠：启陛下不好了！安禄山造反，杀破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
唐明皇：守关将士安在？
杨国忠：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
此时有人禀报：
禀报者：启陛下不好了！英法联军进犯，杀破八里桥，不日就到北京了！
咸丰爷：守关将士安在？
禀报者：僧王爷兵败，八旗兵已然逃散了！
咸丰爷来不及唱一句“恁道失机的僧格林沁，称兵的英法联军”，就一蹦子奔热河去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等电影中都涉及了八里桥之战的相关故事；电影中拍了点蒙古八旗冲入敌阵砍杀的镜头，是为了给我们找点面子，实际上比这要惨得多。
这一切都过去了，通州众多与漕运相关的遗迹，如皇木厂（储存木材）、吴仲祠（祭祀明代寻仓御史吴仲）、石坝码头、土坝码头、黄亭子（用来界分码头功能）、大光楼（即验粮楼，明清坐粮厅官员,在此验收漕粮）、潞河书院、天后宫（妈祖庙）等都已经雾廓云除，烟消雨散。1952年，通州拆了古城的城门、城墙。而在建设北京副中心时，通州费了很大的力气重新规划街道，却把老城区都给忘了。
——拆迁了古城中大部分的胡同，那些胡同中隐藏着无规则的大排档与路边摊，还有零星几座寺庙和万字会馆（通州博物馆）等，直拆得“通州三宝”易了主：“鼓楼、大塔、文昌阁（念gǎo）”，变成了大顺斋的糖火烧、小楼餐厅的烧鲶鱼（以前是用运河里的活鲶鱼）和万通酱园的酱豆腐（今仙源腐乳）。如今在通州区潞城镇的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修建了一座文昌轩，将当年悬挂于通州古城南门、西门、文昌阁的匾额复制了再挂上去，并在一个小广场四面刻上四门的门额：东门“通运”、北门“凝翠”、西门“朝天”、南门“迎熏”。
运河是个景儿，更是生活本身
万事万物有生有灭，有始有终，古典文明一到明清就开始回光返照并逐步湮灭，自然环境也成了“帮凶”。明清以来北京水量日渐稀少，城内的不少水系，明代是河，清朝成了水沟，再往后成为暗河。北京地势比通州高，通惠河一段因水量不足，不能将漕粮直接运达京城了。于是在通惠河上，从北京往通州设立了头闸（东便门外大通桥）、二闸（庆丰闸）、三闸（平津上闸，高碑店）、四闸（平津下闸，花园）、五闸（普济闸），船只能在闸口之间航行，后来改为到闸口要改换驳船，粮食用人工搬运五次才到北京的各处粮仓，增了手续，多了猫腻。
康熙、乾隆都曾数次沿着大运河下江南，康熙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大政务要事。他们不是游玩，是考察各地吏治、民风和漕运征收等，顺手将南方园林的样貌搬回了北京。可中国此时经历了千年未有的重大变化：人口从一亿膨胀到四亿，并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北京因住房短缺，在元明以来的大胡同周边都加盖房屋形成了小胡同。科举、官员、八旗官兵连带漕运官差的职位变得紧俏。
八旗职位往往是家中一个人补了缺，其他人补不上就游手好闲。闲人成了京城一景。而城内的胡同基本上是土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此时北京城外只有三条石头“御路”通向远方：从西直门到西山、广安门到卢沟桥和朝阳门到通州。从朝阳门到通州这一条，正是大运河在北京地区的“辅路”——在雍正、乾隆年间两次修建，还在通州八里桥和朝阳区三间房村分别立了石碑来记载。
清代照搬了明代包括漕运在内的大量制度，并只在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这八个省征收，都是离运河不远或沿线的产粮大省。总管八省漕粮的是漕运总督，在清代掌管水师部队，称漕台或漕帅，还设漕运御史负责监督。每个省都有一位督粮道，负责将本省漕粮押运到通州，并验收入库，还设置了各级粮道、监兑官、押运官……像按图钉一样按上不少肥缺，与治理河道的官僚组成利益集团官员之间层层盘剥，最终再一起转嫁到百姓身上。粮食的单位是石、斗、升、合、勺。一石是二十八斤，往下能计算到“勺”。
纪录片《话说运河》剧照。
漕粮经济在核查数量和质量的外衣下隐藏着各种吃拿卡扣，运粮一方一路上会有粮食发霉跌漏等各种损失，由于被盘剥得太狠，只好超载、偷卖漕粮或糠皮甚至石头沙子以次充好，有类如今违法的货运大卡车。漕运官员有着揪出任何猫腻的火眼金睛，可又能在不经意间高抬贵手收些好处。你给他上供，他许你谋利。双方在围绕利益的捉迷藏之中，有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默契，希图落得个皆大欢喜。
太平天国和咸丰年间的黄河改道中断了运河，很快清末废弃漕运而改海运。没有人会在路费上做赔本买卖，这是一次刮骨疗毒。1888年，慈禧居住的中南海内装上了电灯；1904年，漕运总督撤了；1908年，北京有了第一个自来水厂；同时期有了铁路，通了火车。一方居民所仰仗的生活方式随着漕运突然间结束了。
通惠河逐步荒废，主要功能用来郊游，冬天运河结冰，可以用冰床来运点小货物，十分方便。据说曾有喜欢滑冰的人在朝阳门打赌，赌谁先滑冰到通州，要求是买上几个大顺斋的糖火烧，用碟子托着几块万通的酱豆腐滑回来，用以证明自己去过通州了。那里的酱豆腐是由南豆腐做的，细腻且有独特的香味，馒头抹酱豆腐，足以把人吃到撑。至于今天北京电视台南面的二闸（庆丰闸）一带，清末民国便是京城的踏青游览、修禊雅集的好去处。这次结束漕运，大清国刮骨疗毒，却不料病重体衰，没缓过来。北京城在八国联军的摧残下变得破旧不堪。街头还没来得及清扫的垃圾，胡同口没有事做的闲人……这一切，都被遮掩在那高大的宫墙和诗画般的园林建筑之中。
北京过去有句俗话，叫“春脖子短”，是说北京春天之短暂，才开春没几天就热上了。运河的“春脖子”不短，但晚清的“春脖子”短。我们难以感悟到古典的辉煌，却感受到古代变现代，水乡变缺水，文化古城生长出城市病，尤其是运河改火车时的剧痛。运河的现代性并不多，它无法给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嫁接的母体，但它促使北京成为消费之都，那些茶楼酒肆、舞榭歌台甚至红馆青楼，给了市民阶层一个狂欢的公共空间。
运河是个景儿，更是生活本身。
在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下，我继续向东走访运河，不经意间，在一处分汊拐弯的河道边，看到了“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文物保护碑，是在2006年时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岸多是荒滩，在黄土地上延展成一片荒原。天气晴朗无云，天空倒映在水中。我站在运河边，看眼前只有黄蓝两种颜色。这运河时宽时窄，时工时乱，平静而不起眼，感觉不出任何波澜壮阔，像一片水泡子。我看到的不是繁忙的运河，而是静静的古桥、古城、水闸、河床与流水，像是只看见一批零件而没有看到整座工厂的流水线；或者说，只看见两颗猿人牙齿化石，而看不到原始人的日常生活。
后来，通州建了大运河文化广场和公园，我又忍不住前去游览一番。刚进门是个公园，而走到深处，眼前则是一片夏日的深绿，河面宽阔平静，有水鸟从运河上飞过。我曾为没有运河古典的生活方式而惋惜，也为沿岸一片片逝去繁荣而焦虑。但换种想法，曾经这里是一片荒野，而经过千百年的风流，再次回归荒野。
北京的大运河在造就了张家湾古镇和通州城，养育了北京城以后功成身退。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想大运河不是败落了，而是返璞归真了。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北京烟树》一书，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丨侯磊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王青、罗东
导语校对丨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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