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与世界本文摘自《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有改动欧洲的扩张将基督教推向全球截至1550年，可能有多达1000万名美洲人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截至1620年，约有200万名菲律宾人和20万名日本人受洗这些传教。
本文摘自《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有改动。
欧洲的扩张将基督教推向全球。截至1550年，可能有多达1000万名美洲人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截至1620年，约有200万名菲律宾人和20万名日本人受洗。这些传教事业是独立于基督教世界的天主教复兴而展开的。它依赖的是西班牙半岛两王国的赞助和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与奥古斯丁会修士你追我赶的努力。耶稣会等新修会是后来特别是在1550年以后才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影响力的。对于改宗者的人数不能完全当真。热情高涨的传教士高估了他们的成功，他们对自己成就的估计有一种对于谁能被转化、转化到什么程度的先入为主的认识。大多数改信者几乎不了解他们改信的宗教，而且传教士劝说他们改信时说的都是些很基本的论点。在墨西哥，传教士经常会劝当地人不要参加弥撒，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弥撒，后来在菲律宾也是这样。在日本，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不太愿意跟刚改信的日本人讲解神学细节，免得他们精通之后搞出异端来。
天主教社会和欧洲人遇到的原住民社会之间的差距让他们感到震惊。比如，根据秘鲁的习俗，男方如果不先和女方尝试一次性行为，是不会和她结婚的。传教士很难说服秘鲁人放弃婚前性行为，接受禁止婚前性行为的天主教婚姻。认真处理这些困难，意味着接受转化会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这个事实。耶稣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在1588 年出版的《论印第安人的得救》（On Procuring the Salvation of the Indians）中将非基督徒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文明程度与欧洲人相当的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可以理性地了解和实践基督教；第二等包括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他们没有文字，但是有文明社会，他们的宗教仪式掺杂了对自然法的丑陋背离（比如人祭），对付他们既要用说服也要用铁腕；第三等是南北美洲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以及从非洲引入的奴隶，他们几乎不算人类，对他们必须像对待孩子一样，如断奶一般停止他们的游牧生活，把他们“集合”（reduced）进村庄，然后再向他们传福音。基督教文明—它的语言、礼仪和道德—限定了阿科斯塔的民族志研究。他认为，传教士的职责是“一步步地教会印第安人基督教的习俗和纪律，平静地消除迷信和渎神的仪式，扫清粗鲁野蛮的习惯”。
传教需要理解当地的文化和传统，进而理解它们的差异。方济各会的民族志先驱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花了50 年时间对阿兹特克人进行田野调查。他把他的发现写进了《新西班牙风物通志》（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这本书收录了受过欧洲写实技巧训练的当地画家绘制的2 000 多幅插图。腓力二世知道这种对当地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可能造成的危险，于是没收了它的手稿，命令将它送回西班牙。“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这种前提限制了对民族志的理解，因此传教士通常把其他宗教理解为无知的产物，甚至更加恶劣的存在。方济各·沙勿略1549 年到达日本的第一反应是：“这片土地充满了偶像崇拜和基督之敌。”葡萄牙耶稣会士迪奥戈·贡萨尔维斯（Diogo Gonçalves）1590 年来到果阿，在马拉巴尔（Malabar）开展事工，直到1597 年去世，他写了一部详尽的传教指南，这本书在1615 年被送到罗马。当他描述印度教徒的宗教传统时，他不断地把他们的神明称作“魔鬼”，把他们的信仰称作“恶魔迷信”。这种态度制造了两难的局面。越是把当地信仰视作异教，消灭这些信仰的任务就越迫切，基督教化的任务就越繁重。
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
传教士的数量与任务相比少得可怜。当地人民的反抗加大了任务的难度，当传教士试图抹去前基督教文明的痕迹时，民众反抗更容易发生。1541 年，在新加利西亚（墨西哥）血腥的米希顿（Mixtón）叛乱中，修道院和教堂成了攻击目标，修士被残杀，改宗的人被“反洗礼”（de-baptize），也就是再洗一次头。基督教变成了征服者的宗教。20 年后，高地秘鲁人发动名为“舞蹈病”—克丘亚语（Quechua）为Taqui Unqoy—的叛乱，叛乱者拒斥基督教，想要恢复古老神灵（huacas），并且推翻西班牙人的统治。叛乱遭到残暴的镇压，以末代印加国王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被处决告终。暴力没有令已经改宗的人放弃基督教，但是暴力一直在欧洲殖民地的表面之下蠢蠢欲动。
最早的海外传教士是前往中美洲的修士，他们集中于墨西哥高原的殖民地。大规模改信是一种常态，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鼓励信基督教的印第安人住在营地里，把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原住民提供一定比例的劳力和贡金用来建造教堂，教堂往往就建在征服前的神庙所在地。到1650 年，天主教会在西班牙殖民地社会已经甚为可观。西属美洲的5 个大主教和25 个主教成了富裕的地主，比同一时期葡属巴西的大主教和2 个主教更富有。大教堂令美洲各位总督的首都熠熠生辉，说明天主教士的舒适生活已经被移植到了新世界殖民地。
然而在光鲜的外表之下，是当地宗教体系与基督教教义的相互妥协。墨西哥人混合了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信仰和仪式，特别是在家庭里和在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态度上。事实证明，彻底消除他们的圣地、宗教历法和古安第斯神祇是非常困难的。建在征服前的神庙原址上的教堂的礼拜堂是露天的，礼拜堂对着一个封闭的院子，院子中央是一个顶上有十字架的平台，这样教堂看起来就与从前献祭的场所有些相似。信徒团体、公共宴会、圣徒崇拜与死者盛宴这种征服前的传统交织在一起，不过套着基督教的外衣。圣徒崇拜被吸收到了他们原有的祖先记忆之中。巴西的非洲奴隶将基督教圣人认作他们自己的小神（orishas）和守护者，也把基督教仪式加入自己的历法。悖论是，欧洲人“偶像崇拜”和“巫术”的概念恰恰证明了前基督教时代先祖与神明信仰的持续存在。埃尔南多·德·桑蒂连（Hernando de Santillán）在1563 年出版的论著《印加人的起源、血统、政治与政府之关联》（Relation of the Origin, Descen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of the Incas）中说，“魔鬼通过它们（神灵）在讲话”，还说库斯科周边最近发现有400 多座神庙仍有人在献祭品。他的意思很明确，美洲需要一个宗教裁判所。在墨西哥宗教裁判所建立的两代人之后，也就是差不多50 年后，埃尔南多·鲁伊斯·德·阿拉尔孔（Hernando Ruiz de Alarcón）在1629年出版的《论今日新西班牙土著的异教迷信》（Treatise on the Heathen Superstitions that today live among the natives of New Spain）里记录了仍在延续的对nahualli（山灵）的信仰。不过，跟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一样，他也无法区分哪些是原住民轻信所致，哪些是魔鬼作祟所致。
在没有定居土著人口、没有农场劳动或建立教区的条件的地方，传教士通常采用修道院传统来向美洲人传道。他们把美洲人“集合”到营地里，这里有围墙防御，可以供人群居，并保护他们远离搜寻原住民劳动力的殖民者。传教起步于新墨西哥，然后扩展到巴西、巴拉圭和加拿大休伦人的地盘。耶稣会士安东尼奥·鲁伊斯·德·蒙托亚（Antonio Ruiz de Montoya）在1639 年出版的《巴拉圭的属灵征服》（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Paraguay）中记载了17 世纪上半叶巴拉那河（Paraná）中上游、乌拉圭河与塔佩河（Tape）集合化的历史。他记叙了几位耶稣会士如何把10 万多名原住民围到近40 个营地里。他们鼓励印第安人种植马黛茶（yerba mate）和棉花，生产羊毛，他们的产品在圣菲（Santa Fé）或波哥大出售。在这些营地中，随着耶稣会建立起一个传教带动的改革派共和国，新世界成为教会（反之亦然）。当时的人读到蒙托亚的书，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马黛茶
印刷的传教故事满足了欧洲人对游记文学、地理学和自然史的需求。方济各·沙勿略1545 年出版的第一封《印度来函》（Letter from India）从传教所见的动植物、气候和风土民俗开始说起。等到1590 年何塞·德·阿科斯塔出版《西印度自然与道德史》（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时，耶稣会的自然史学和地理学著作已有了长足的增长。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从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推动耶稣会士工作的一个方法就是“大量的内部通讯”。到他离世那年，时事通讯已经成了常态，目的在于“每个地区都可以从其他地区学习任何可以带来相互慰藉和吾主启迪的知识”。
传教士们发扬了欧洲的语言能力，他们的语言学成就蔚为大观。征服前夕，墨西哥有120 多种语言，它们全都是口头语言，没有文字。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方济各会就用拉丁字母为其中22 种语言创造了音标字母，这样他们就可以归纳语法、编纂词典。在墨西哥等美洲各地以及印度，他们的策略是选择一种语言加以推广，作为传教文本的载体。1539 年出现了第一部纳瓦特尔语（Nahuatl）的教理问答，1554 年出现了泰米尔文版，1584 年出现了中文版，1624 年出现580 了第一种非洲语言的教理问答。这些书后来被用在教堂和学校，由殖民地出版社不断重印。1523 年，来自佛兰德斯的方济各会修士彼得·范·德·莫埃尔（Pieter van der Moere）在特斯科科（Texcoco）建立了美洲第一所欧式学校，接着又在墨西哥城的圣方济各学校担任校长，这所学校鼎盛时期有近1 000 名学生。他还创作了一部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教理问答给印第安人使用，初版于1548 年。
人文主义教学法讲究帮助学生融入新的文化，适应学习的过程。因此，传教士必须把基督教转化成一种可以被理解吸收的形式。比如在菲律宾，十诫、信经和基督教祷词被改编成了可以唱出来的歌谣。也有传教士选择穿上当地的服装，遵守当地的礼节。利玛窦1583 年来到中国，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610 年去世，他接受了儒家学者的服饰和社交礼仪，而且学会了汉语。他根据中国历法调整了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省略了可能引发冒犯的部分，并且（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语。利玛窦认为天主教与儒家思想相去不远，他在汉语论著《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中融合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基督教教义和儒家的观念，为基督教与儒家的同化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在印度，罗贝托·德·诺比利（Robert de Nobili）也根据当地习俗改造了基督教。他穿上当地高种姓印度教学者的衣服，把头剃到只留一小丛头发。他学习梵文和泰米尔文，用泰米尔文撰写基督教的教理问答和护教学著作，用泰米尔语的词汇表达基督教的概念。但是同利玛窦一样，他在耶稣会同僚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以及果阿大主教那里都引发了争议。直到1622 年罗马做出支持他的裁决，这些争议才得到解决。关于“调适”（accommodation）的争论并没有对欧洲的海外传教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它展现了欧洲本土天主教全球化内部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