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安石，显然没有把握好尺度，他的很多意见固然正确，但是在短时间内颁发如此大的改革措施，怎能不引起巨大的反对。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开始动摇变法的决心。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启用司马光，高太后去世后新党复辟，随后向太后扶持旧党，宋徽宗扶持新党蔡京。《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新中国成立后，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
王安石变法得到了最高层君主的全力支持，变法的内容也是利国利民，怎么就失败了呢？
Part 1
1、 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
王安石变法前，宋朝已建国109年，神宗继位时，已历经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五帝，来到了王朝中期，一般在这个时候，都是王朝衰落的开始，盛极而衰，自仁宗后开始，朝廷已经弊病凸显，英宗短寿，神宗少有大志，励精图治，开始改革。
古时改朝换代，多是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为了活命，愤而揭竿而起。
而王朝中期，是土地兼并最厉害的时候，建国初，损失部分人口，再分给百姓田产，百姓的日子好过，像王朝初期一样，蒸蒸日上，日子好了，就是添丁之时。土地就这么多，产量也就这么多，随着人口的增长，再加上是看天吃饭，一遇上荒年，那就是大地主的狂欢，要么放出高利贷，要么用低于平时几倍的价格，买走平头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百姓的日子是越来越难，最终都会成为大地主的佃户，地主由于有余财，对家中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一旦取得功名，便可不服徭役，少交税赋，还有勾结官府，隐匿田产，长久以来，国家的财政收入便日渐减少。
但是国家的财政支出却一直没少，反而由于军队和官员的增加，导致开支增加，还有统治者的大兴土木，也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
宋神宗继位时，“百年之积，唯存空簿。”
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有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
神宗时期，改革势在必行。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在内容上利国利民，但是却遭到了官僚集团一致的反对，那么为何这些措施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呢？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看似普通，实则招招要了官僚集团的命。
文彦博说：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先说青苗法，即由国家提供贷款帮助百姓度过灾年。地方上的地主豪强主要依靠高利贷作为手段进行土地兼并，扩大财富。一旦实行青苗法，那么这些豪强将丧失大发国难财的机会，土地兼并就难以得逞。而朝中的大臣们，一方面是为国效力的官员，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地方的豪强大族，拥有万亩良田。这个改革名义上是利用农民所交的利息提高国家收入，实则是动了官僚集团最大的那块奶酪。如此损害官僚的利益，他们能不反对吗？
当然，反对的理由绝不会是损害利益，官员们一向善于用伪善的言辞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比如司马光反对青苗法的理由就是国家通过贷款向农民收取利息是不道德的，国家不应该唯利是图。但是如果国家不提供贷款，那么农民就只能饱受地主高利贷的迫害，钱流进国库总比流进官员们私人的腰包要强。
再加上底层执行政策的官员执行不力，夹杂自己的私货，再好的经，也要被这些官员给念歪了。
青苗法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朝廷强行向民众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利率虽然高，民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借，借贷者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低，受祸者却是全民。好好的一个法令，变成了变本加厉劫夺民间财富的工具，造成国富民穷。
Part 2
2、 王安石想要快速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变法过于激进，欲速则不达；
改革的大忌：激进。
治大国有若烹小鲜，若大开大合，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改革是有限度有次序的对既有体制进行改变，而不是像革命一样翻天覆地，颠倒乾坤。
革命要尽可能的激进，但是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尺度，既要反对保守，更有反对激进，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来完成改革。一场张弛有度的改革可以换来政权的延续，而一场激进的改革只能导致革命的爆发，进而导致王朝的毁灭。
而王安石，显然没有把握好尺度，他的很多意见固然正确，但是在短时间内颁发如此大的改革措施，怎能不引起巨大的反对。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宋神宗少年继位，推行改革，一心想要早日见到成效，他也顶住了各方的压力，全力支持变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期盼的改革成果却一直没有实现。
司马光甚至上奏章说：“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入宫之后，省阅天下奏事，夜御灯火，研味经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三年啦，看把您辛苦的，结果啥用没有，纯属瞎折腾！
皇帝的压力直接传导到王安石这里，王安石也不得不加快变法的脚步。
3、 变法引发新旧党争，加剧内耗，旧党上台后，不论新法好坏，全部废除，导致政策无法延续。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而反对派则是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
对于变法稍有言辞的便立刻打压贬黜，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最终导致朝臣不得不站队，支持变法或者反对变法，如果两边都不站，那就死得更惨，不管谁当政，都会被打压。
而且变法派内部还出现分裂，王安石因为长子去世，辞相归家，他的副手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后，与王安石发生矛盾，二人关系破灭，待王安石回朝后，吕惠卿因连坐其弟罪责被贬出京，从此远离政治中心。
安上门监郑侠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竟夕不眠，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
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开始动摇变法的决心。
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启用司马光，高太后去世后新党复辟，随后向太后扶持旧党，宋徽宗扶持新党蔡京。
高层不稳，政策没有连续性，什么都干不成。
王安石死后60年，金人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宗，和无数后妃宗室，北宋灭亡。
Part 3
政策是好政策，但是不适合宋朝的政治制度，青苗法，这种利于百姓的政策，不应该让官府来直接实施，需要有一个金融机构，类似于银行，百姓向银行申请，银行负责审核和确认贷款。
但是宋朝没有这么先进的金融机构，只能依靠官吏去实施，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谁需要贷款呢？
最终就是需要的人借不到钱，拿到钱的人不需要。
变法的最终追求是富国强兵，但是没有产业革命的前提下，蛋糕就是这么大，如果想要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就只能向既得利益者开刀。
“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取消了“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并无兴趣，其兴趣在于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到更多的财富。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
王安石变法在后续的史书和士大夫口中都是否定的，觉得是王安石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到了近代，国人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时，也欲变法图强。
梁启超先生对王安石推崇备至，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新中国成立后，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是一次积极的尝试，遇到问题如果不求变，而抱残守缺，只想着祖宗之法不可变，那最终的结局就是随着旧世界一起被历史的车轮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