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22年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网民数量已达10.32亿，网络视频和短视频用户使用率分别提升至94.5%和90.5%。文学一块，2018年网络文学注册作者的总数已达1400万，网络已成文学作品发布和销售的重要渠道甚至主渠道，网络文学的英译数量因此同步快速增长，这为中国文化在儒家文化圈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传播，作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艺术创作的具体思维方式?来源：解放日报一，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艺术创作的具体思维方式?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艺术创作的具体思维方式
来源：解放日报
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今世界都已经进入了艺术文化的消费时代。尤其数字艺术挟高科技带来的现场交互性与多媒介优长，为艺术创造与欣赏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开辟了无穷的空间，以致数字化创作、传播和阅读日渐成长为艺术市场的主体，且体量越来越为传统样态所无法比拟。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范围内网民的文化消费者身份愈加凸显，借助传感器、计算机收集和处理技术，其对新媒体传播方式的依赖与信任更是达到空前的高度。
在中国，2022年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网民数量已达10.32亿，网络视频和短视频用户使用率分别提升至94.5%和90.5%。在市场的强力推动下，借助5G、AR、VR技术的数字文化产品纷纷出现，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用数字光影机械装置呈现二十四节气，河南卫视用5G AR技术将虚拟场景和现实舞台结合起来演绎《唐宫夜宴》等可称精品的节目。“爱优腾”等数字平台制作的剧集数量也呈井喷之势，且质量不断提高，如爱奇艺出品的《你好，旧时光》获第5届文荣奖网络单元最大奖项，腾讯网、芒果TV等上线综艺的档数、总期数和时长也都成倍增长。
再看其他艺术门类，“中华精品字库工程”通过数字技术让经典书法活了起来，传播和示范效应都得到空前的提升。数字音乐渐成音乐消费主流，市场占有率超过音像、音乐图书、演出与版权的总和。“演出”也不再仅有一种形式，借助动捕系统与虚拟技术，真人的“数字化身”被投射到虚拟空间，通过互动式XR，带给观众逼真的沉浸体验，其所产生的穿越时空的神奇效果，为此前任何演出所无。总之，不仅是绘画、雕塑和摄影等传统艺术被数字技术、数字媒体改变了，而且互联网和软件艺术、数字装置和虚拟现实等形式都已被认定为大有前途的新的艺术实践，在市场站稳了脚跟。至于一些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推出实景游戏体验、博物馆场景角色扮演等项目，所辟出的多元、动态的交互艺术空间，直接拉近了传统与当下的距离，更给人带来了别样的文化体验。
文学一块，2018年网络文学注册作者的总数已达1400万，网络已成文学作品发布和销售的重要渠道甚至主渠道，网络文学的英译数量因此同步快速增长，这为中国文化在儒家文化圈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传播，作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有鉴于2019年起，成人数字化阅读的接触率接近八成，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数字阅读可助人提升阅读量，并认可其为自己最乐意接受的阅读方式；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智能创作、人机交互、虚拟场景和沉浸体验，“数字文学”由此成为文学创作新的增长点，其所具有的非线性叙事、非稳定结构，以及读者参与性与多媒体特征，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学及审美的习惯认知，说文学创作的生态业已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绝非夸大之辞。
二
基于这样的形势，继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数字内容产业确定为新兴文化业态发展的重点，2017年原文化部出台《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数字文化产业是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服务的优先发展产业。它所拥有的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与消费个性化等特点，足以培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值得用心投入。衡之以前举成功范例在内的各类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最能彼此促进，相互成就，具有高度的“适配性”，不能不说，它们最直接见证了技术与艺术创造—传播的嫁接，印证了克里斯蒂安妮·保罗《数字艺术：数字技术与艺术观念的探索》一书所说的，数字技术已彻底改变了当今世界人们创作和体验艺术的方式。
其实，自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制造活动分为“教化技艺”和“构造技艺”，并确信技术会使人的生活更美好，到培根认为凡困难之物都可以交由技术解决，霍布斯所谓人类最大的利益即技术，乃至19世纪形成的肯定技术普遍性的社会思潮，人们早已确立了技术进步有助于人的解放的观念，并视这种解放为一个自然的展开过程。而受惠于一个世纪以来科技的高度发展，今人自然也非常容易就认可了技术有其自然属性，本无善恶，并不会质疑上述判断的合理性，更不会认为当今世界“增长的极限”是由科技造成的，不会要求技术为从暴力犯罪到气候变迁等各种社会问题埋单。但这不等于说，作为人体器官的延伸，乃或身体能力的扩展，技术可以彻底摆落其附属的社会属性，因为它终究是按人的目的和意志活动的，并负荷了特定的价值。尤其当此数字技术造成前所未有的艺术生产与观念的变革，直接影响甚至建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其在赋能智能化定制和多元化自主创意、消费规模增长和文化传播扩容齐头并进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包括“虚拟消费”“想象力消费”“符号资本消费”等种种负面影响，人们有理由要求对其所附属的这种社会属性作新的审视。
三
基于这一认知，我们特别想指出，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光电成像技术和传感技术创造出的各种具有视听触嗅味多种感知的虚拟环境，固然可以提供给人新鲜的沉浸式的交互体验，但处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享受技术带来的自由便捷的同时，人们是不是该正视从题材、内容到传播形态，数字技术正逼退传统介质的现实，并对由此产生的模拟先于现实、复制取代生产，最后人的内心体验与审美感知整体性地为科技环境所形塑，进而不同程度地降格为技术的附从保持必要的警惕？
看看眼下正流行的各种新艺术，无不以“黑科技”作招摇；各种网络动画与三维静帧、数字视频竞赛中，想象力萎缩，审美能力退化，获胜的全都是技术，并只是技术。可25年前，人们虽为《泰坦尼克号》的大手笔、大制作所倾倒，但仍不认为其之所以能远超此前已有35部同题材电影的票房和100多部同主题小说的影响，是全拜卡梅隆特技制作公司“数字领域”的数码图像所赐。因为当第一波震撼退去，经岁月的淘洗，人们发现最打动自己的，只是影片所揭示的爱的力量和男人的勇气。再过17年，诺兰导演的《星际穿越》场面更宏大，由高科技打造的声画特效更具震撼力，甚至颠覆了人对外太空的认知，并且这一次技术不仅作为手段——导演一再宣告“我讨厌特效”——还浸入了内容，譬如当今物理学最前沿的虫洞理论，但最后俘获人心的仍然不是技术，而是人与他所拥有的高贵的情感，是太空中父亲向女儿投去的深情一瞥。它告诉我们，技术只是技术，它能表现艺术，却不足以反思艺术；它最期待的是能在现实中找到合理的安顿，并得到充满智性、理性和感情的人驾驭。特别是继多媒体技术之后，新一代人机系统接口技术综合了计算机图形、仿真、传感和显示等多种科技，能以交互的方式虚拟三维图形环境，对场景进行仿真，从而制造出让人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这种制造固然可以被冠上“灵境技术”的美誉，但相较于上述情感真实，它所造出的那个虚拟现实是否具有本雅明所说的“原真性”，确实经不起深问。
四
所以我们要强调，正如一切网络文学终究还是文学，一切数字艺术终究还是艺术。技术攸关情感，背后更有人文。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人就不可能善用技术为自己服务，其结果，必难避免精神空间被技术侵占的危机，直至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所说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本想让技术服务自己，最终却被技术反噬。尤其在当下，艺术创作领域充斥碎片化、即时化与经典化的矛盾，标准定制与个性独创的矛盾，文化教化与娱乐消费的矛盾。
文化积累何其漫长，技术更新又何其快速。这两个变量的相互颉颃中，技术理性与审美教化的对垒，无时无刻不把人挟持到选择的锋线。至于推而广之，传统与当下的矛盾，数字化世界与地域文化乃至文明的矛盾，更是全球化时代任何艺术创造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故面对数字技术对艺术生产及更为广泛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渐加大的现实，人更需要认真审视并张大技术的社会属性，以便其在与文化的融合中既不受制于工具和载体的身份，又能以后者为核心和灵魂。如此技与艺俱，艺与道合，才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将技术绝对化理想化的“技术乐观主义”迷失，避免一味肯定其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简单地将技术进步视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乃至认为这种进步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认知错误。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新技术革命的高度发展而一味放大技术的社会功能，认为其可消除各种社会问题，带来无边幸福的“技术救世主义”的泥淖。
为此，审视和反思人类走过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历程，体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前贤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对人文学者和艺术工作者来说非常有必要。如上述马尔库塞对技术发展致使社会与人的单向度化，芬伯格对技术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的分疏，还有海德格尔对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本质上都属于真理领域的定义，不但没有过时，且至今仍有针对性。马尔库塞的理论如今已广为人知，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以获取最大收益为目标，人如滥用之，仅仅满足于“纯粹的技术”而不理解“技术的本质”，就只能沦为技术奴隶的论述，也经常为人所引用。
这里要特别一说的是芬伯格的观点，他从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入手，特别指出技术具有多元性，既非“中性的工具”，也非“自主的力量”，而是和其他制度一样具有社会属性，至于具体的技术产品，不过是某种社会共识的“物质化”而已。那种认为技术中性到没有价值负载，效率是现代技术的最高准则，是典型的技术工具主义。他进而还以技术是手段与结果结合在一起影响人生活的事实，告诫人它终将构成一个能把所有自然现实与社会现实重组在一起的新体系，这一体系为获得自主化发展，会努力控制所有，并扫除一切传统关系。所以在《质疑技术：技术、哲学、政治》一文中，他称“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形成了一种普遍控制的文化。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甚至它的制造者也不能逃脱”。全球范围内，技术本身被日益目的化，现代技术更因此日渐成为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文化系统，影响各种形式的文化生活。从表面上看它的存在增加了人的选择自由，其实很多时候它可能造成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裂，甚至把人变成技术的工具，他的观点值得倾听。
说到底，任何技术都不应该代替人的思考，技术最终须服从于人的控制、有利于人的艺术创造。消费时代，声色大开，让人开怀或张口结舌何其容易，但让人动心并目迷神摇则何其困难。是一味沉浸于“叙事革命”和“语言实验”，贪馋重口味，炫耀小清新，以致场景立体，人物扁平，还是怀揣诚意，遵从生活，求高纬度的灵魂震颤，采接地气的技术支持，需要每一个艺术创造者和从业者仔细斟酌。艺术创作是为了让这些缤纷的光照见人自身的困境和内心的梦境。你永远不能忘记这个目的。而对于这样的目的，技术在很多时候恰恰是无能为力的。当然，面对人们欣赏趣味的改变，如何使真的创作战胜大的制作，创造主体有时也会倍感无助、无所适从。但正如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所说，“文学从来不是正当时”，艺术从来不是受特别祝福的幸运儿，它总面临着挑战，并在挑战中艰难成长。
今天，正是它怀揣着理想，直面技术的时候！
（作者汪涌豪，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