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提到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其中已经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让这个尘封的神秘古国再一次走入公众的视野。望帝当时私通鳖灵妻子，非常羞愧，自认为德行不如鳖灵，干脆把国家让给他。《蜀王本纪》认为，古蜀国与华夏的交通晚至战国秦惠文王时；《华阳国志》却认为，古蜀国由黄帝的支庶建立。
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提到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其中已经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让这个尘封的神秘古国再一次走入公众的视野。三星堆遗址存在的时间很长，而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一般指的是三星堆遗址二、三期，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此时也正是三星堆青铜文化最鼎盛的时代。
那么，这个神秘的三星堆古国，究竟是什么人建立的国家？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考古资料，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发现表明族属身份的文字资料。汉代的《蜀王本纪》和晋代的《华阳国志》倒是记录了上古时期四川一带的古蜀国历史，从延续时间和地理方位来看，三星堆古国可以认为是古蜀国中的一部分。虽然《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成书较晚，内容不能完全作为信史对待，但也反映汉晋人对古蜀国的历史记忆，并可以通过考古资料进行辨析。
据《华阳国志·序志》，汉魏时蜀地人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成衡、郑廑、尹贡、谯周、任熙等八人都作过《蜀本纪》。不过流传至今的只有扬雄的《蜀本纪》（即《蜀王本纪》），但也并非完本，仅有明清学者从古文献引文中勾稽出来的二十余条内容。扬雄是两汉之际有名的大学者，一生著作颇丰，天文地理、文学历史、语言文字无一不通，他编写的《蜀王本纪》收录了汉代的蜀地传说，也更侧重于神话怪异之事。
据《蜀王本纪》，古蜀称王的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四代，长达三万四千年之久，当时民众扎着椎子一样的发髻，穿着交领的衣服而前襟向左掩，也即“椎髻左衽”。他们不懂文字，没有礼乐，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不过也有说蚕丛、柏濩、鱼凫三代称王各数百年，国王都得道成仙而去。总之，关于古蜀建国的历史，汉人就已经不甚了解了，也无怪后来李太白会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之感。
后来又有个叫杜宇的男子，从天而降，又娶了一位叫利的女子，女子的出身也很传奇，她是从井里冒出来的。杜宇自立为王，号为望帝。百余年后，楚地有个叫鳖灵的人，他也有奇怪的经历，淹死在长江后尸体游到蜀国复活，被望帝任命为国相。当时蜀国玉山发大水，在鳖灵的主持下洪水方得治好。望帝当时私通鳖灵妻子，非常羞愧，自认为德行不如鳖灵，干脆把国家让给他。望帝离去时正好有杜鹃悲鸣，所以蜀人听见杜鹃叫就会思念望帝。
鳖灵继承望帝后，号为开明帝。到第五代时为帝尚，大约在帝尚时国家衰弱，不得不开始取消帝号，继续称王。后来开明王与秦惠文王在褒谷相遇，秦王赠给开明王一筐金子，而开明王回赠给秦王的礼物都化成了土。秦王大怒，大臣却认为这是秦国要得到蜀地土地的标志。后来秦惠王果然确定了伐蜀的战略，但蜀地道路比较崎岖，行军比较艰难。而且，蜀国还有五位天降的大力士，他们力大无穷，能够搬运蜀山。
于是，秦惠文王让人铸造五头石牛，并将黄金置放在牛身后。蜀人见到，以为石牛能够排泄黄金，于是报告给开明王。开明王就派五丁力士带着一千人，拖着石牛运回蜀国，力士所过之处道路都被开辟。但让开明王没想到的是，秦国相邦张仪、将军司马错等沿着金牛道接踵而至，开明王与秦军作战失败，退守武阳后最终被俘，古蜀国也就灭亡了。秦灭蜀之事在《史记·秦本纪》《张仪列传》等文献亦有记录，发生在前316年，当然经历没有这么传奇。
关于五丁力士还有一个传说，据说蜀国武都有山精化为美貌女子，被开明王娶为妻，后来山精病死，被开明王厚葬。于是秦王知道开明王好色，就献美女五人给蜀王。蜀王派五丁力士去迎接美女，回来经过梓潼时，见到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一位力士拽蛇尾不动，五位力士共同拽，结果山崩下来压住五丁，五丁踏地大呼，五位秦女与迎送者跑上山，结果都化为了石头。开明王等候她们不来，亲自为她们建造坟墓，并在墓前修建万石来纪念。
《蜀王本纪》对于古蜀国的记载给人怪力乱神、荒诞不经之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实际上正是汉代蜀地原汁原味的民间传说。虽然它并不雅驯，但却贵在真实。如果对其弃之如敝履，反而会毁弃古人文化遗产。后来晋代蜀地人常璩作《华阳国志》，记录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其中《蜀志》中也记录了古蜀国史。常璩删改了一些神话故事，尽量使其走向正史化，但也不可避免受到《蜀王本纪》影响，留下蚕丛“其目纵”等奇异记载。
其实，从三星堆遗址及之后的金沙遗址考古看，古蜀国确实长期处于神权政治的氛围中。过去在三星堆祭祀坑就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面具、人头、人像、神树，以及现在新发现的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古蜀人用于宗教祭祀的器物。我们发现其中有些形制也能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录对应，如若干青铜面具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立眼纵目，而一座被认为是国王或大祭司的青铜大立人像也正好是左衽的打扮。
《蜀王本纪》认为，古蜀国与华夏的交通晚至战国秦惠文王时；《华阳国志》却认为，古蜀国由黄帝的支庶建立。从三星堆考古面貌看，一方面，三星堆文化的根基确系土生土长，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而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又是广泛吸收中原夏商文化而形成，甚至可以说正是受到夏商文明影响和刺激才发生质变。总之，在古蜀国早期文献匮乏的情况下，《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可以与三星堆、金沙等考古资料对照阅读。
参考文献：
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黄剑华：《扬雄〈蜀王本纪〉与古蜀传说探析》，《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刘重来、徐适端主编：《〈华阳国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