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适当的发挥，在我们唯一一次拥有的生命之中将其变为现实。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他所谓的“分工”可以大幅提升集体的生产力。与儿时的过家家相比，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致命的限制。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在这种磨难之中，我们卷入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与这些工作相比，我们目前所从
一个人的天性纷繁复杂，其能力也难以细致描绘，而世界的需求变幻莫测、难以捉摸，因此要发现一个人和一份工作之间的契合点，是一个重大且极其合理的挑战，它需要大量的思考、探索和智慧的协助，也可能耗费数年的精力。因此，不知道自己应当从事什么工作也完全正常。而且，当你意识到自己还不明白，甚至长期沉浸在“一个人应该……”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的假想中时，这一点无疑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许多人是在毕业后不断地跳槽中找到对职业的认知，也有人是在一份岗位上兢兢业业多年终有所得。不论哪一种，我们最终都会认识到，职业是锻炼和展示自我的舞台，是养家糊口的饭碗，也是我们难以随心所欲解开的枷锁。有一天，如果可以认清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那就是此生了不起的成就了。
下文摘编自英国当代思想家阿兰·德波顿主编的“人生学校”系列之《理想的工作》，内容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理想的工作》，[英]人生学校 编著，王绍祥 译，未读·生活家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1月
现代职场除了让我们成为专才之外，
别无其他选择
在任意一个星期里，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做一做白日梦，希望换一份工作。我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审核三个主权国家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评估在波兰开美甲店的商业前景，或是教一帮14岁的孩子学习二次方程。但是，我们偶尔也会分心去想其他工作的乐趣：管理一家滑雪场，从事医疗研究工作，或是经营一家旅行社。这些只不过是漫无边际的想象，但它们经常会影响我们对现有工作的投入。
并不是说我们对本职工作缺乏忠诚，我们只是习得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真的在许多领域里都有天赋，只是没有机会一一尝试而已。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才华只能被我们带进坟墓里而得不到发挥，因此在把这些才华带入坟墓之前，不如让它们恣意施展一番。
当我们回首童年时光时，就能理解我们此刻心神不定的根源了。作为孩子，父母对我们真的极为宽容。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可能会多穿上一件套头衫，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北极探险家；然后又有一阵子，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建筑师，建起了乐高房子；接着我们又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正在谱写一首关于玉米片的歌曲；或是一个发明者，正在想方设法把四支笔粘在一起，加快上色的速度。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担任紧急救援队队员；然后我们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货机飞行员，出色地将飞机降落在走廊的地毯上；我们对一只针织兔子进行了抢救；最后我们又成了一名副厨，正在帮忙准备火腿和芝士三明治作为午餐。
每一次类似这样的“过家家”都可能是职业意识的萌芽。但是，我们最后只能做出一种选择，然后连续50年从不间断地重复这种工作。我们的才华是远非工作世界可以发挥穷尽的。在发表于1881年的《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带给我们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诗句：“我宽阔无垠，我包容万物。”言下之意是，自我有许多生趣盎然、魅力无穷、颇具竞争力的版本，美好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很多。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适当的发挥，在我们唯一一次拥有的生命之中将其变为现实。难怪我们总是默默地、痛苦地为自己未能实现的命运扼腕长叹，间或带着一种真实的痛苦意识到，原来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另一种生命、另一个人。
我们无法展示自己“包容万物”的一面并不是我们的错。现代职场除了让我们成为专才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们不可能在一周的某个下午做飞行员，一个月里有两天当树木造型师，然后在晚上当个唱作歌手，与此同时还兼职担任政治顾问、管道工人、服装设计师、网球教练、旅行代理与一家黎巴嫩小吃餐厅的老板，哪怕我们真的需要从事所有这些工作才能够彰显我们广泛的兴趣与潜力。
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时身兼多职呢？第一个阐述个中理由的是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指出他所谓的“分工”可以大幅提升集体的生产力。在一个人人无所不能的社会里，鞋子、房子、钉子、麦子、马鞍和马车轮的产量是极有限的，因为无所不能说明无一样精通。但是，如果人们只专注于一个小领域（锻造铆钉、调整辐条、制造绳子、铺设砖块，等等），工作速度就会加快，工作效率就会提升，而且由于有了集体的智慧，生产水平也会大幅提升。由于努力的方向集中了，我们虽然失去了无所不能的乐趣，但社会就其整体而言，会富裕得多、物产也丰富得多。正是由于亚当·斯密所预见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最后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职衔：高级包装与品牌设计师、临床医生、研究中心主任、风险与内部审计控制师、交通政策顾问——换言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庞大的高效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比过去富裕得多，但也饱含着表达多才多艺的自我的隐秘渴望。
与儿时的过家家相比，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致命的限制。解决这个问题绝非易事。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所犯的个人的过错，而是生产高效、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大逻辑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局限性。但是，我们总是自怨自艾地认为，我们个人的特长还有很多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我们并不是傻，也不是忘恩负义，我们只是意识到了就业市场的需求与每一个鲜活生命的广泛潜力之间存在的冲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会感到一丝伤悲。但是它同时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这种成就感的匮乏将始终伴随着我们。改变工作并不会治愈我们。那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悲哀，它是由我们碰巧所属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在我们的工作经历和情感经历之间常常有一条平行线。有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尽管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但是毋庸置疑我们只会和几十个伙伴或者几百个人有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们并没有责怪任何一个现有伴侣的意思。他们会使我们将不同的个性展露出来，会以不同的方式取悦我们，会让我们感到失落，也会让我们接触新的乐子。但是，和工作一样，专业造就优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所专注，在稳定的环境之中抚养孩子，学习妥协的学问。
在爱与工作中，生活要求我们成为专才，虽然就人类的天性而论，我们适合于各种冒险。而且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极具诱惑力的自我版本正以胚胎的形式隐藏着，但可能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展露出来。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我们承受着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之中也蕴藏着某种奇异的尊严，因为它不会唯独影响到我们某一个个体。它对于实习生是如此，对于CEO也是如此；对于会计如此，对于艺术家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能找到多种多样的快乐，这使他们沉溺其中。在这种磨难之中，我们卷入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带着某种忧伤的骄傲，我们把工作搜索引擎从我们的收藏夹中移除了，也取消了某个约会网站的订阅服务，因为我们恰如其分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的部分潜力都无法得到挖掘，也没有机会臻至成熟，这样做是因为专注和专业让我们获益良多。
韩剧《未生》（2014）剧照。
别人的工作为什么总比我的好？
一想到另一种工作，我们就会激动不已。我们对于外在指标和简短的描述非常敏感。你看到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装修得富丽堂皇（打过蜡的地板，砖块砌成的墙，成箱的依云矿泉水）；你注意到建筑师们的眼镜都特别可爱；你在派对上认识的一个人要到瓦努阿图共和国的一家医疗慈善机构担任后勤主管；或者一个朋友的朋友创办了一家奢侈文具店，似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细分市场。类似这样的起点足以让你对工作心驰神往。
我们开始幻想，如果我们也从事这些工作，那该有多棒啊！与这些工作相比，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那么平淡无趣！我们开始讨厌平凡的同事，讨厌灰色的办公隔间，讨厌在和别人谈起我们的工作时，别人并不会投来羡慕目光的事实；讨厌还在给别人打工，而不是自己当老板。我们过去常常想，我们挺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一旦我们迷恋上另一种工作后，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
然而，现实令我们颇感不安的是，每一种工作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迷恋的工作的无聊、揪心和令人沮丧的一面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可以试着工作一两个月，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可爱的办公室属于一家解聘政策极其严厉的公司，只要连续两次差评，你就得走人。上一周有些员工把自己锁进厕所里，痛哭流涕。医疗后勤主管经常要与绝望做斗争，要面对无法克服的问题。他们要把很多时间花费在索贿行贿金额的讨价还价上，还要确保供应链失窃现象最小化。奢侈文具店老板每天凌晨3点就醒了，试图找到解决现金流问题的办法。那些戴着精美眼镜的建筑师在背后一个劲儿地说彼此的坏话。
我们在从事一种工作的时候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会特别在意。其他工作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其积极向上的一面。此外，我们对自己工作的美妙之处其实早就已经麻木了——我们忘了目前的工作最初吸引我们的地方。工作的美妙之处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是清晰地看到了它的悲哀之处。但是，对于我们所迷恋的工作，所有吸引人的地方还是新鲜的、陌生的，我们对其充满了极大的热情。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另一份工作有多好，而只是因为对比的条件对我们目前从事的工作来说不利。
在莫奈开始画田野之前，田野是美妙的。但是，耕种并不是一种荣光无限的职业，难怪与莫奈同时代的许多人早已经忘记了乡间的田野有多美。或许在孩提时代，他们觉得在高高的草地里溜达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长大成人之后，在他们看来，田野就是泥土，就是寒冷的冬日早晨，就是不准时的从城里来的火车的代名词。莫奈所做的就是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田野的迷人之处，以一种全新的目光来看待田野——看看色彩是多么迷人，远处蓝色的雾霭是多么甜美，橡树林中的花朵是多么美好。我们又和那种魅力联系在了一起，而那种魅力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早已养成了一种忽视它的习惯。
换言之，我们是一种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生灵。有时，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方向。我们有能力再仔细端详一眼。对于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来一次莫奈式的转弯。最理想的是，我们可以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拿我们的工作日常来训练他们的眼光，请他们找出我们工作中可爱、迷人的地方，然后用明信片的形式展示给我们看——我们可以去买这些明信片，张贴在办公桌上方。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自行发现其中的美。
假设有人采访我们，问到我们对工作的看法：你的工作有哪三大好处？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工作中真正积极的方面，这些方面可能并不是我们每天一下子就能想到的。或者，我们可以假设有一本杂志想拍摄我们的工作场景。杂志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向读者展示这是一个有趣的、激动人心的工作之所。那么杂志社可以拍摄什么场景呢？这就好比是一个深谙摄影之道的房产中介，拍的房产照片可能会让业主大吃一惊。业主都忘了原来自己的房子那么美，而现在居然傻傻地搬了出去。
我们可以教会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爱上我们目前的工作。那不会是一种痴迷。那也不会像我们第一次坠入爱河时的情景。那会是一种更加成熟但仍然真实的爱，一种充分意识到各种不完美和缺陷的爱，一种意识到妥协和困难之处，但仍然可能感觉得到那些重要优点真正存在的温暖与欣赏。它和情感关系里发生的事情是相似的，一对夫妇成年累月打打闹闹之后，开始正视另一半。他们知道这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是他们能看到另一半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支持他们的，真的是在为他们着想。虽然那或许不是另一半真正需要的，但也是真心实意的表现。他们身上那种并不显眼的美德得到了承认，而在一起的那种不事声张的快乐也获得了欣赏。
日剧《我，到点下班》（2019）剧照。
终究难以有完美的工作
告诉别人或我们自己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听起来似乎有点别扭，像是酸葡萄心理和输不起的心理在作祟。当然，有时确实是出于以上两种心理。但是，在其他时候，那也会是一种非常睿智、大度的建议，因为当我们自责未能活成想象中的理想之人时，它可以减轻自我攻击中那种奇怪而又强大的力量。
这种削弱我们无情的完美主义思想的做法，最早是由英国心理分析师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温尼科特是研究亲子关系的专家。在其临床实践中，他经常遇到一些竭尽全力想为孩子包揽一切，但最终陷入绝望的父母。父母很生气，也大受打击，因为家庭生活和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孩子们要么内向，要么淘气，父母们筋疲力尽，大为恼火。最初的希望最后也往往演变成了绝望。
温尼科特关键的洞见在于：父母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努力过度了。为了帮助他们，他提出了一个颇有吸引力且相当实用的概念，即所谓的“足够好的父母”。他坚称，孩子们不需要完美的父母，但他们非常需要还不错、非常体面、始终保持心地善良、大多数情况下温暖和讲道理的父母。这并不是因为温尼科特退而求其次，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为了让自己保持平衡、强健和持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野心），我们应该与我们的缺点好好相处，拒绝为了实现一个任何普通人都无法企及的目标而自我折磨。
发明“足够好”这一概念是为了赋予失败一种尊严，因为成为理想之人或成就理想之事是惩罚性的、事与愿违的。它指出在不追求完美无缺、毫无缺陷的较低水平层面上，有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温尼科特想告诉父母们，“足够好”是一种更为理智，因此也更加光荣的目标。
我们记住了温尼科特给父母们提出的忠告之后，就可以将其为我所用，发展出一种“足够好”的工作理念。“足够好”的工作有一系列正常的缺陷：有时无聊，有时烦琐；有时会让我们有挫败感，有时会令我们焦虑；有时还得忍受你不是特别尊重的人的评头论足；它不会完美地发挥你的特长；你也永远都不可能发财；有时尽管你内心不情愿，还是得委曲求全；对于一些很讨厌的人，你还得装出一副笑脸；你最好的点子并非总被采纳；某些竞争对手很可能会超过你；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傻子，悔不该当初选择了这种工作。
但是，在一份足够好的工作中，你慢慢会发现许多正面之处。你会交到一些亲密的朋友；你会体验到真正的激动人心；你会经常看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受到了奖赏；你会欣赏自己以及团队其他成员的整体价值取向；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
公众不会为你唱赞歌；你不会做到巅峰；你不会单枪匹马地改变这个世界；许多关于职业的幻想都会轻轻地随风而去。但是你会知道，你是带着荣誉与尊严在工作的，而且，你足够热爱你的工作，以一种安静、成熟、不过分乐观而又非常真实的方式。而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原作者 | [英]人生学校
摘编 | 王一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