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可考证的文字记载，鲁迅与巴金最早的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4月6日。正是因为这种欣赏与信任，鲁迅晚年出版译著，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首选。值得注意的是，书末有许广平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三个月又五天”所作的《后记》。不仅在巴金的上述回忆中特别提到，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冯雪峰的回忆。
鲁迅和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两位作家。他俩相识并不早，但两人从初次见面到鲁迅逝世前的3年多时间里，一直相互信任，密切合作。不久前，在“薪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巴金研究会副会长陈子善通过介绍鲁迅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夜记》（未完成）的诞生始末，讲述了两位文学巨匠的深厚友情。
『鲁迅对巴金的评价一直很高』
1927年10月3日，鲁迅来到上海，并很快做出一个决定——在上海定居。1928年12月初，巴金从法国来到上海，也决定在上海定居。
一开始，鲁迅与巴金没有什么交集，他们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巴金最早提到鲁迅是在1931年3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翻译集——爱罗先珂的小说散文集《幸福的船》，这本书是巴金编的，里面收集了鲁迅、夏丏尊等人以及巴金自己翻译的一些爱罗先珂的作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巴金写道：“特别感谢鲁迅、丏尊……”
鲁迅当时授权了4篇译文在这本书中发表，是这本书中收录文章最多的译者。巴金曾说，鲁迅的译文是直接从日文原稿翻译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巴金与鲁迅最初的文字接触。
后来，我从鲁迅的藏书中发现，鲁迅当时也收藏着这本《幸福的船》。至于这本书是如何到鲁迅手里的，目前还未有记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鲁迅与巴金到底见过几次面。他们其实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而且每次见面基本都是在饭店吃饭。鲁迅很多重要的文学与出版上的事，都是在饭局上决定的。据可考证的文字记载，鲁迅与巴金最早的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4月6日。可见，从他们见面到鲁迅去世，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但是，鲁迅对巴金的评价一直很高。鲁迅非常欣赏巴金踏踏实实做出版、认认真真写文章的态度。鲁迅后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对巴金的评价算是相当高了，而巴金本人对鲁迅的支持也非常感激。
正是因为这种欣赏与信任，鲁迅晚年出版译著，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首选。1935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高尔基著的《俄罗斯的童话》，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第三种。同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果戈理著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列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第一种。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鲁迅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第二种。此外，鲁迅翻印的《死魂灵一百图》也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鲁迅对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欣赏与信任。
陈子善教授
『巴金关于《夜记》的回忆』
有一本鲁迅的散文集，由巴金提议，鲁迅也拟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因鲁迅突然去世，书未及写成，后由许广平续编才付梓，那就是而今已鲜为人知的《夜记》。
对于散文集《夜记》，巴金在1956年7月13日所作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中有颇为具体而生动的回忆：
“（《故事新编》出版）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就托黄源同志带了口信来，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陆续写了些文章。听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边，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10月17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同志鹿地亘，19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许景宋（即许广平）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编成的一个集子。每次我翻看这两本小书，我就感觉到他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颗无所不包而爱憎分明的仁爱的心。”
巴金的这段话充满了感情。两个月后，他在为苏联《文学报》所作的《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一文中，又特别提到《夜记》：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见到鲁迅，我请他再为出版社写点东西，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中能有一卷他的作品。他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些日子，鲁迅托作家黄源转告我，这一卷题名《夜记》。不久他就病了。康复以后，他一连写了几篇。听说他专心致志地编《夜记》……”
巴金的这两段回忆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透露了如下信息：
第一，《夜记》这个书名是鲁迅亲自拟定的，而且这是本散文集。
第二，《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4篇，鲁迅特意“放在一边”，准备编入《夜记》。巴金是“听说”，听谁说？正是许广平。《半夏小集》作于1936年“8月间，也许是9月初”，《“这也是生活”》作于1936年8月23日，《死》作于1936年9月5日，《女吊》作于1936年9月19日—20日，确实都作于鲁迅“病好以后”，这4篇也是《夜记》中鲁迅亲自选定的篇目。
修复后的《夜记》初版封面
『散文集更接近鲁迅的原意』
鲁迅去世后，《夜记》于1937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文学丛刊”第四集第十种。全书按鲁迅晚年编集以“编年”为序的惯例，分三辑共13篇，目录如下：
1934年：《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1935年：《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题未定”草（一至五）》《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题未定”草（六至九）》；1936年：《我要骗人》《〈出关〉的“关”》《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值得注意的是，书末有许广平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三个月又五天”所作的《后记》。她在《后记》中明确表示：
“我查那些遗稿，其中《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是去年大病之后写的，另外放在一处。好像听他说过，预备做《夜记》的材料，不幸没有完成。我只好从一九三四年编好而未出版的《杂文集》里选两篇，三五年《杂文二集》里选四篇，三六年《杂文末编》里，除《夜记》四篇外，再加四篇，共十四篇。”
许广平《后记》中写14篇，实际印出时却是13篇，有可能最后付印时抽去一篇，谁抽出，抽出了哪一篇，都不清楚。总之，实际付梓的《夜记》系鲁迅最初自定的篇目（即《半夏小集》等4篇）和许广平所增补的9篇杂文合并而成。
作为鲁迅的遗孀，许广平这样增补，当然自有其理由，但是《夜记》最初的定位应该是一本散文集。不仅在巴金的上述回忆中特别提到，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冯雪峰的回忆。1937年11月1日，也即《夜记》初版7个月后，冯雪峰为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以“O.V.”为笔名在《宇宙风》第50期发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说到《夜记》：
“鲁迅先生病后写的《“这也是生活”》《死》《女吊》，都是一类文体的诗的散文，他说预备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以偿某书店的文债。这计划倘能完成，世间无疑将多一本和《朝花夕拾》同类的杰作，但他来不及写成了。”
『《夜记》的价值与历史意义』
当然，许广平所编的《夜记》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夜记》初版本分蓝布精装和普通平装本两种，此后一直以平装本行世，封面书名“夜记”两字先后使用过淡绿色、黑色和红色三种颜色。初版当月就再版，次月又接连印行了第三版和第四版。到1948年10月，《夜记》已先后印行10版，这还不包括1942年7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渝一版”。可见，此书问世后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即便是1938年6月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时，《夜记》大概因书中文章已分别收入《且介亭杂文》初集、二集和末编而不被编入，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夜记》仍与《鲁迅全集》以及鲁迅其他作品的各种单行本一同发行，并行不悖。直到1949年5月还出版了第12版。
“夜记”这个书名毕竟是鲁迅亲拟，《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编入《夜记》也是鲁迅亲定，有什么理由让这本书不复存在呢？诚然，鲁迅生前有好几个预拟书名，最后都未能出书。如《杨贵妃》，鲁迅想写而未能写出；如《五讲三嘘集》，也只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提过一笔，并未付诸实施；如“起信三书”，到底是哪三书，也一直有争议。至于他想写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和中国文学史，更只是一个设想。但是，《夜记》的情况完全不同。此书既有书名，首批四文鲁迅自己早已写就，许广平所编《夜记》又曾长期存在并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
如今，《夜记》几乎已不复存在，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中均无《夜记》的任何踪迹，而《夜记》所承载的鲁迅的真实想法以及巴金与鲁迅的深厚友情，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因此，巴金故居这次影印这本《夜记》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正逢其时。
（忻世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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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陈子善
